第十六章 公元318年 东晋建 ，前汉亡 08-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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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晋孤烟之山河破碎
作者：钢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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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公元318年 东晋建 ，前汉亡 08
附录2：从南北朝起，东西方社会彻底分道扬镳
公元3世纪到公元4世纪。东方的西晋和西方的古罗马几乎同时进入了贵族主导时期。
当块炼铁普及之后，它在春秋时期推动了以国家为组织主体的‘井田制’的破产。但是块炼铁很难做出锋利的农具，入锋刃的镰刀，大组织，大调配的组织农业并没有没落。个体自耕农因为没有锋刃的农具，甚至很难自给自足，就更谈不上给国家的稳定税收。大庄园制度渐渐成为最高生产力的代表，不需要国家组织，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组织分配。庄园制逐渐成为国家土地制度的主体。
那时的农业就好比今天盖高楼大厦，看着是上千农民工在忙碌，其实没有那么几个，看似很闲的技术员在一旁站着，这个楼就永远盖不起来。那时候的贵族就相当于技术员加组织人才。士族也以学习农书为己任。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可以维持朝廷较高的赋税，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当生铁镰刀普及和新的农艺出现，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派人收租即行。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朝廷不待见他们。农民厌恶他们。他们怎么立足。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一个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两晋南北朝的贵族统治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式经济、贵族执政。到欧洲革命，欧洲大陆才走出这一段历史。日本也长期处于贵族社会之中，所以‘科举’在日本之实行了一百年，就名存实亡了。科举只有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才能存活。
由渔民发展起来的沿海国家，由于海运和贸易需要‘高科技’人才，使贵族保持了生命力。没有脱变成寄生虫。
在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也较相似。罗马帝国在3世纪已盛行斯多葛派哲学。斯多葛派哲学认为，宇宙存在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德行是唯一的美。
这和王肃引道入儒后的儒学思想何其相似。王肃也是放弃天命论。而提“天道”与德。这里的天道指自然规律。
从东汉时起，冶铁大多由大庄园来完成，需求产生科技，冶炼技术高速发展。《四民月令》虽也反对商业，但是此书却教授一些商业方法。因为士族庄园主可以生产超过本身所需的粮食、蚕茧、美酒。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卖出去换成钱，将会坏掉。《四民月令》先教授财物的储存方法，再教授什么时机下卖出剩余财物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总不能在麦熟季节卖麦子吧）
所以在士族庄园主主导的社会下，商业必然会发展起来。庄园主要求社会必须流动起来。也因为这些。南朝的商业一直优于北朝，南朝士族地位高。社会流动性更大。
庄园经济存在之下，社会必然走成流动的自由式社会，王朝也会走成小政府。无为之治嘛，贵族分担了大部分政府责任，政府为了更多的税赋必须让权于庄园主。
士族的**更残忍 ，更不法制。石崇一场酒宴杀害三个‘陪酒女’就是证明。
国家政府越弱，贵族越自由。欧洲进入贵族统治以后再没有统一过。中国也是在走出士族统治之后才从新统一。
可是政府的无为是动摇法制的根本，庄园主们的管理更加不法制。看似更放达（自由）的体制，使人民受到的压迫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贵族执政社会看似‘自由’一些。却严重打击社会公正。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他们把人看成‘劳动工具’。他们不关心庄园内人口培育，因为这样‘造’出来的工具成本太高！购买或者直接‘抢’最划算！士族社会买人、抢人，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人口超过东汉，可是他们在一千大几百年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所以，到了中世纪，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不止数倍，相当于中国宋代时，宋代人口上亿，而欧洲最大国神圣罗马帝国，本国人口只有大几百万。
到1754年（清乾隆年间）的欧洲七年战争时期，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欧洲大陆随后进入大革命时代。战前欧洲人口少的可怜，德国二百多万，英国四百来万，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也都是七、八百万人。自大革命以后，人口才大量增长。
贵族统治最终还将出现一个可怕的后果。贵族管理成千上万的部曲，不可能用儒学（儒学是‘先学后信’）；而只能用宗教。宗教是先信哲学，先信了上帝万能，后面就好蒙了。所谓‘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这事被世界史所证明了。
===
西晋法律开创的‘杂抵罪’，就是在法律上有效的偏袒了庄园主。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国，当生铁镰刀普及和新的农艺出现，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派人收租即行。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朝廷不待见他们。农民厌恶他们。他们怎么立足。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一个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
简单的说，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不再需要组织、调配，自耕农，中小地主，成为国家赋税的主力。社会也就没有两晋大地主生存的土壤。庄园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的赋税。而庄园主、大集团大组织的特性又威胁到社会稳定，所以从北魏锋刃镰刀普及以后，历代朝廷都逐渐减少他们的特权，致使庄园经济最终彻底败落。
比如在明清，一个地主要管几千到上万人，是不行的。管得松了，大锅饭会“翘工”，管得严酷了。地主违法了。你打伤一个就被县官扔进大牢了。即使是佃户，地主对这些人没有‘行为’上的管理权。
当然。庄园经济彻底败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彻底灭亡是在唐末，但是庄园经济在隋朝时已经不再在中国占主体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开国对传统几大士族并不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在从贵族社会向小农社会演变中，除了科技起到的主导作用外，其次就是政府的作用。一个大庄园必定要有法律特权，否则其无法生存。而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庄园对社会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政府在消除他们的过程中，保护了小地主自耕农的利益，这使得社会向公平一面转化，社会公正进一步建立。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随着小农经济的建立，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小农经济在宋朝正式建立以后，孟子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只有在社会贵族制被破坏之后，科举制才能建立起来，因为贵族要退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人，他不会容忍科举制度产生。这便是西方和日本没有科举制的原因，同样科举制的成熟，更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地位，使父子宰相、兄弟宰相不再出现，更不会再有四世三公那种现象。社会没有贵族，没有人再有以家族权势影响国家的能力。所以从宋朝之后，任何权相（包括秦桧和张居正）都没有篡位的可能。因为他们失去了王莽、杨坚那种动辄几十位子侄替他们管理朝政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篡位的过程中，只有他们的亲戚们最配合。因为他一成功，他的子侄们就会成为世袭王爷，而他的同盟者则没有如此强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利益上的质变。这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连他的北洋三杰都反对他。
因此，中国进入小农社会，相对于西方的贵族社会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为了不使贵族重新崛起，包括儒学、包括选举制、包括法律都向公正倾斜，不允许社会出现豪强，不允许社会出现大的社会组织和集团。在世界的政治历史上，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曾经彻底的杜绝了官二代，这一点上令人叹为观止，至今惊呼。
古代西方一直疾驰在贵族社会中。而中国进入了农耕社会的最高峰---小农社会。
古代西方一直疾驰在贵族社会中。而中国进入了农耕社会的最高峰---小农社会。中国进入小农社会并不象征着落后。反倒是中国进入公正式社会的标志。
此后西方在贵族社会中发展，包括东瀛。虽然贵族生产力低下，但是贵族从农奴手中剥削的更多的财富（粮油、美酒等）。这些东西不能长期储存。从而使西方走入商业社会。当然买农奴比养农奴来的方便省钱也是产生贸易的一个主因。这样西方很早的进入了‘商业社会’。这是一个较自由（相比于小农社会）而缺少正义的社会。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社会当然缺少正义。
商业社会在一千年中落后于中国的小农社会。今年刚有了科学的根据。2014年西方通过测定东西方古人的遗骨，来获得古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卡路里。到两汉时期，中国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时期的人看平。略微低一点点。到了隋唐，中国人每日所获取的卡路里明显超过西方同一时期。两宋差值达到最高。到了明后期，开始回落，后面就比人家差得远了。这科学的证明了，中国出离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后，从进入小农社会初期的隋朝开始，在随后的一千年里。大多数西方人比中国人过得穷。大多数西方人成为农奴，这个观点本身这就是毋庸置疑，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学证据。?
贵族社会。个个贵族有势力，使得战乱不断，西方社会承接了这个历史特点，除了在宗教获得绝对权力那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战争得到些许的克制。其它时间都是战乱不断。远的不说，从三十年战争算起，每隔几十年整个欧洲都有一场大战。尤其是一个重要国家的继位战，往往引起数国参战，后面又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帝国皇位争夺战；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此战役，甚至乾隆也参战了），最后引起了欧洲大革命，战争就更加残酷。
而中国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最终顶峰——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中坚力量。而走成了一种大政府，公正社会。由于农民分散。没有力量，许多大事需要官府来调动，如隋朝修运河，秦汉、明朝修长城，这在贵族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得。这样中国形成一种大政府。而社会底层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士族有权有力，甚至属于半官方，他们甚至对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而在小农社会下，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长老，不管是在力量、威望和权势上，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语，这时儒家中的“义”被引入小农社会，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仁义的意识形态。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从隋朝文中子开始，一级一级被人重视，到了宋元达到高峰，成为亚圣。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 所以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公正而相对缺少自由流动的社会。
农业社会并不是一直就优越于游牧社会，当铁具出现之后，农业社会一举超越了游牧社会。而当机器出现之后，商业社会成功转型，超越了农业社会。在工业时代以前，商业社会主要生产力农奴，也生产不出更多的物质，用于交换的商品非常有限，相比农业社会，就奴隶多点。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社会物资大量复制，商业社会在生产力上一举超越农业社会。
今天，我们都知道儒学被叫做‘孔孟之道’。可是没多少人知道，这只是宋朝之后的称呼，宋以前，这位孔子的隔世弟子，孟子的地位很不高。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才被韩愈重视。
到五代十国时，城头变换大王旗，在五十年里出现了五个朝代，还衍生出许多个小国（被史学家认可的就是十个）。这时君臣之义缺乏到极点，底层神会秩序也被完全打破。《孟子》才被皇帝重视，称为《经书》。宋朝开始对孟子及《孟子》破格提拔。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是起到了‘法’的作用。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在不**律的组织或集团当中，‘义’都不约而同的被赋予‘法’的作用。如一个争天下的集团，一开始是义薄云天--提三尺剑，替天行道；再后来是义不容辞---除暴安良；最后是见利忘义。
钢指戒(未完待续。。)
附录2：从南北朝起，东西方社会彻底分道扬镳
公元3世纪到公元4世纪。东方的西晋和西方的古罗马几乎同时进入了贵族主导时期。
当块炼铁普及之后，它在春秋时期推动了以国家为组织主体的‘井田制’的破产。但是块炼铁很难做出锋利的农具，入锋刃的镰刀，大组织，大调配的组织农业并没有没落。个体自耕农因为没有锋刃的农具，甚至很难自给自足，就更谈不上给国家的稳定税收。大庄园制度渐渐成为最高生产力的代表，不需要国家组织，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组织分配。庄园制逐渐成为国家土地制度的主体。
那时的农业就好比今天盖高楼大厦，看着是上千农民工在忙碌，其实没有那么几个，看似很闲的技术员在一旁站着，这个楼就永远盖不起来。那时候的贵族就相当于技术员加组织人才。士族也以学习农书为己任。
在庄园生产代表最高的生产力的时候，士族就是庄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科技师、组织人才。朝廷将荒芜的农田白送他们。甚至有些农民带着土地依附他们。可以维持朝廷较高的赋税，朝廷喜欢他们，农民依赖他们。他们是社会的顶梁柱。
当生铁镰刀普及和新的农艺出现，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派人收租即行。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朝廷不待见他们。农民厌恶他们。他们怎么立足。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一个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二千年封建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两晋南北朝的贵族统治史在世界历史上却是个普通“现象”。欧洲在大革命之前，基本上是一个“类”两晋南北朝的社会模式。庄园式经济、贵族执政。到欧洲革命，欧洲大陆才走出这一段历史。日本也长期处于贵族社会之中，所以‘科举’在日本之实行了一百年，就名存实亡了。科举只有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才能存活。
由渔民发展起来的沿海国家，由于海运和贸易需要‘高科技’人才，使贵族保持了生命力。没有脱变成寄生虫。
在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也较相似。罗马帝国在3世纪已盛行斯多葛派哲学。斯多葛派哲学认为，宇宙存在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这种普遍法则作为自然的必然性，渗透和弥漫于宇宙万物之中。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同样要受这种普遍法则的支配。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德行是唯一的美。
这和王肃引道入儒后的儒学思想何其相似。王肃也是放弃天命论。而提“天道”与德。这里的天道指自然规律。
从东汉时起，冶铁大多由大庄园来完成，需求产生科技，冶炼技术高速发展。《四民月令》虽也反对商业，但是此书却教授一些商业方法。因为士族庄园主可以生产超过本身所需的粮食、蚕茧、美酒。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卖出去换成钱，将会坏掉。《四民月令》先教授财物的储存方法，再教授什么时机下卖出剩余财物才能获得最大收益。（总不能在麦熟季节卖麦子吧）
所以在士族庄园主主导的社会下，商业必然会发展起来。庄园主要求社会必须流动起来。也因为这些。南朝的商业一直优于北朝，南朝士族地位高。社会流动性更大。
庄园经济存在之下，社会必然走成流动的自由式社会，王朝也会走成小政府。无为之治嘛，贵族分担了大部分政府责任，政府为了更多的税赋必须让权于庄园主。
士族的**更残忍 ，更不法制。石崇一场酒宴杀害三个‘陪酒女’就是证明。
国家政府越弱，贵族越自由。欧洲进入贵族统治以后再没有统一过。中国也是在走出士族统治之后才从新统一。
可是政府的无为是动摇法制的根本，庄园主们的管理更加不法制。看似更放达（自由）的体制，使人民受到的压迫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贵族执政社会看似‘自由’一些。却严重打击社会公正。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贵族最需要的不是人，而是劳动力。他们把人看成‘劳动工具’。他们不关心庄园内人口培育，因为这样‘造’出来的工具成本太高！购买或者直接‘抢’最划算！士族社会买人、抢人，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人口超过东汉，可是他们在一千大几百年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所以，到了中世纪，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不止数倍，相当于中国宋代时，宋代人口上亿，而欧洲最大国神圣罗马帝国，本国人口只有大几百万。
到1754年（清乾隆年间）的欧洲七年战争时期，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欧洲大陆随后进入大革命时代。战前欧洲人口少的可怜，德国二百多万，英国四百来万，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也都是七、八百万人。自大革命以后，人口才大量增长。
贵族统治最终还将出现一个可怕的后果。贵族管理成千上万的部曲，不可能用儒学（儒学是‘先学后信’）；而只能用宗教。宗教是先信哲学，先信了上帝万能，后面就好蒙了。所谓‘神奇之化易,仁义之功难’。这事被世界史所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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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法律开创的‘杂抵罪’，就是在法律上有效的偏袒了庄园主。没有这个“杂抵罪”。士族将很难管理庄园里的部曲、客和佃户。就是说，庄园主命令人打折部曲一条腿，人家只会被罚款。这对部曲来说。形成合法的庄园内恐怖，有利于庄园主组织、调配生产活动。
在庄园体制下，士族世代掌握国家生产的命脉，有了向皇家讨要更多特权的资本。新的更有利于维护士族利益的思想孕育而生了。玄学是其中的代表。
在中国，当生铁镰刀普及和新的农艺出现，农民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完成生产。士族只用坐在家里喝茶，派人收租即行。这时候在朝廷眼里士族截留了税赋；在农民眼里士族多剥削了一份财富。这时候士族成为真正的寄生虫。朝廷不待见他们。农民厌恶他们。他们怎么立足。社会不再需要他们。一个事物的消失，一定是社会不再需要他们。
简单的说，随着社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不再需要组织、调配，自耕农，中小地主，成为国家赋税的主力。社会也就没有两晋大地主生存的土壤。庄园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的赋税。而庄园主、大集团大组织的特性又威胁到社会稳定，所以从北魏锋刃镰刀普及以后，历代朝廷都逐渐减少他们的特权，致使庄园经济最终彻底败落。
比如在明清，一个地主要管几千到上万人，是不行的。管得松了，大锅饭会“翘工”，管得严酷了。地主违法了。你打伤一个就被县官扔进大牢了。即使是佃户，地主对这些人没有‘行为’上的管理权。
当然。庄园经济彻底败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历史学家们认为他们彻底灭亡是在唐末，但是庄园经济在隋朝时已经不再在中国占主体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唐朝开国对传统几大士族并不感冒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在从贵族社会向小农社会演变中，除了科技起到的主导作用外，其次就是政府的作用。一个大庄园必定要有法律特权，否则其无法生存。而动辄几千上万人的大庄园对社会稳定也起到一定的破坏作用，政府在消除他们的过程中，保护了小地主自耕农的利益，这使得社会向公平一面转化，社会公正进一步建立。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随着小农经济的建立，孟子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小农经济在宋朝正式建立以后，孟子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地位。
只有在社会贵族制被破坏之后，科举制才能建立起来，因为贵族要退出自己的利益代表人，他不会容忍科举制度产生。这便是西方和日本没有科举制的原因，同样科举制的成熟，更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地位，使父子宰相、兄弟宰相不再出现，更不会再有四世三公那种现象。社会没有贵族，没有人再有以家族权势影响国家的能力。所以从宋朝之后，任何权相（包括秦桧和张居正）都没有篡位的可能。因为他们失去了王莽、杨坚那种动辄几十位子侄替他们管理朝政的社会现实。
在这个篡位的过程中，只有他们的亲戚们最配合。因为他一成功，他的子侄们就会成为世袭王爷，而他的同盟者则没有如此强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利益上的质变。这就是袁世凯想当皇帝，连他的北洋三杰都反对他。
因此，中国进入小农社会，相对于西方的贵族社会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为了不使贵族重新崛起，包括儒学、包括选举制、包括法律都向公正倾斜，不允许社会出现豪强，不允许社会出现大的社会组织和集团。在世界的政治历史上，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曾经彻底的杜绝了官二代，这一点上令人叹为观止，至今惊呼。
古代西方一直疾驰在贵族社会中。而中国进入了农耕社会的最高峰---小农社会。
古代西方一直疾驰在贵族社会中。而中国进入了农耕社会的最高峰---小农社会。中国进入小农社会并不象征着落后。反倒是中国进入公正式社会的标志。
此后西方在贵族社会中发展，包括东瀛。虽然贵族生产力低下，但是贵族从农奴手中剥削的更多的财富（粮油、美酒等）。这些东西不能长期储存。从而使西方走入商业社会。当然买农奴比养农奴来的方便省钱也是产生贸易的一个主因。这样西方很早的进入了‘商业社会’。这是一个较自由（相比于小农社会）而缺少正义的社会。以奴隶贸易为主的社会当然缺少正义。
商业社会在一千年中落后于中国的小农社会。今年刚有了科学的根据。2014年西方通过测定东西方古人的遗骨，来获得古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卡路里。到两汉时期，中国人每日摄入的热量已基本和西方同一时期的人看平。略微低一点点。到了隋唐，中国人每日所获取的卡路里明显超过西方同一时期。两宋差值达到最高。到了明后期，开始回落，后面就比人家差得远了。这科学的证明了，中国出离南北朝的三百年之后，从进入小农社会初期的隋朝开始，在随后的一千年里。大多数西方人比中国人过得穷。大多数西方人成为农奴，这个观点本身这就是毋庸置疑，只是以前拿不出科学证据。?
贵族社会。个个贵族有势力，使得战乱不断，西方社会承接了这个历史特点，除了在宗教获得绝对权力那一个极短的时间内。战争得到些许的克制。其它时间都是战乱不断。远的不说，从三十年战争算起，每隔几十年整个欧洲都有一场大战。尤其是一个重要国家的继位战，往往引起数国参战，后面又西班牙王位争夺战；帝国皇位争夺战；号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年战争（此战役，甚至乾隆也参战了），最后引起了欧洲大革命，战争就更加残酷。
而中国进入了农业社会的最终顶峰——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由于缺乏社会中坚力量。而走成了一种大政府，公正社会。由于农民分散。没有力量，许多大事需要官府来调动，如隋朝修运河，秦汉、明朝修长城，这在贵族社会中是不可能做得。这样中国形成一种大政府。而社会底层缺乏士族有效的管理，士族有权有力，甚至属于半官方，他们甚至对地方上形成一定的行政管理。而在小农社会下，地方上小地主和宗族长老，不管是在力量、威望和权势上，都不能和士族同日而语，这时儒家中的“义”被引入小农社会，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仁义的意识形态。孟子在隋唐之前是不文明的，从隋朝文中子开始，一级一级被人重视，到了宋元达到高峰，成为亚圣。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 所以中国进入了一个比较公正而相对缺少自由流动的社会。
农业社会并不是一直就优越于游牧社会，当铁具出现之后，农业社会一举超越了游牧社会。而当机器出现之后，商业社会成功转型，超越了农业社会。在工业时代以前，商业社会主要生产力农奴，也生产不出更多的物质，用于交换的商品非常有限，相比农业社会，就奴隶多点。而进入工业时代之后，社会物资大量复制，商业社会在生产力上一举超越农业社会。
今天，我们都知道儒学被叫做‘孔孟之道’。可是没多少人知道，这只是宋朝之后的称呼，宋以前，这位孔子的隔世弟子，孟子的地位很不高。直到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才被韩愈重视。
到五代十国时，城头变换大王旗，在五十年里出现了五个朝代，还衍生出许多个小国（被史学家认可的就是十个）。这时君臣之义缺乏到极点，底层神会秩序也被完全打破。《孟子》才被皇帝重视，称为《经书》。宋朝开始对孟子及《孟子》破格提拔。
我们惊奇的发现，孟子崛起的过程正是士族最后彻底衰亡的时代。为什么？为什么？！
孟子在宋代被竖立起来，不是他自己变得高深了，也不是人们突然读懂他了，而是社会需要他了。在贵族被中国社会彻底抛弃之后，不管是上层还是社会最底层都失去了原有的‘秩序’。这样‘义’被深刻引入社会。‘义’在社会上层引申为‘忠义’。
而‘义’在社会底层开放出正义之花。我们知道封建社会是无力管制到农村的。一直走的是农村自制的路。随着士族在社会中消亡，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的农村中，宗族长老既没有士族的法律特权，又缺少管制村民的财力、人力和威望。‘义’成为其管制村民的伦理基础。‘义’在这是起到了‘法’的作用。社会出现更高一级的公正。淡定点儿，我们不能以今天对‘公正’的心理准绳来衡量他。
在不**律的组织或集团当中，‘义’都不约而同的被赋予‘法’的作用。如一个争天下的集团，一开始是义薄云天--提三尺剑，替天行道；再后来是义不容辞---除暴安良；最后是见利忘义。
钢指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