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二章淆乱的天下（三）
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简直是世界历史上最愚蠢的行为，双方的国家与百姓都深受其害，却只是为了双方君主的脸面（如果让百姓选择，他们是不会愿意为了面子而被加税的，毕竟赏赐藩属的钱都是从他们身上刮来的，所以这只是君主的面子。）而战。好在世界上欺软怕硬的民族毕竟是大多数，所以中国古代这样的战争并不多，尤其是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文官政治开始在中国盛行以后（从这一点来看，文官政治的出现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总比君主**草菅人命要强。），更偏向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虽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但相比以前的错误，也算得上是一大进步了。
可是，即使大一统后“万国来朝”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的噱头，但昔日夏商周时期朝贡体系的弊端却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分外变本加厉，因为掌权的文官并不是国家的主人，慷皇帝之慨何乐而不为呢？对他们来说，也许少些麻烦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由于大一统后朝廷太过富有，而那些强收过来的小弟也无法与当年遍布天下的藩国相比（这里指的是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夏商周时期国内所有领主的实力相加，要远远大于王室和朝廷的力量；而大一统以后，那些外族藩属的国力加起来，也比不上当时的中国，要不然以郡县制的低动员力，是不可能将他们打得过来朝贡的），所以大一统以后藩国做大而篡权夺位的例子并不多，只有朝廷或是皇帝自己出了大问题才有可能，例如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建州女真独立之前是明朝的藩属）。
但是，由于大一统历代皇朝的藩属大多是异族，与夏商周时多为同族（虽然未必是一个部落，但至少语言相通，仅看这一点，就肯定要比后世的大漠诸蕃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不一样，当“厚往薄来”的朝贡方式成为传统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而恶劣的思维定势。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府无不将外国人看得比本国人更加重要，各种赏赐与优惠简而言之，一切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外国人，而徭役与税赋一切不好的东西，则优先给本国人
这种传统的长期延续，在古代而言，导致很多外国人得了好处却不知感恩，一方面是因为得来太容易，所以不懂得珍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高自大的中国皇帝在给予他们这些好处的时候，是以施舍的姿态给的，而且不要还不行，敢不要我就打你人总是有自尊心的，这样的施恩，又有几个人会感激？结果一千多年来中国撒出去的金钱不知多少，周边的国家却没几个与中国亲近的，中国有难的时候它们落井下石起来倒是挺欢快
而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来说，则很自然地会有些心理不平衡，甚至因此而令其对国家的归属感大大削弱了。当个外国人居然比当中国人更快活，谁还愿意当中国人啊？即使有乡土情结与家庭观念作为纽带，但古代的中国除非有强敌入侵（其实外敌入侵的时候，也只是相对来说好一点而已，君不见抗战时期汉奸有多少吗？），总是显得缺乏凝聚力，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至于中国的统治者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谬误的传统，而遗忘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既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无不刻薄国内的百姓，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反正这样压榨他们也不会造反，那么又何必对那些小老百姓们讲仁义呢？于是，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的优点反倒成了他们倍受欺凌和盘剥的理由（ps：说个现实生活中的类似例子，某纨绔在家人面前说话就像放屁，而对外人则非常守信，家人就怒了，怎么家人还不如外人呢？结果这小子却反而厚着脸皮回答道，“我就算骗你们一万次，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所以还是会相信我。而我的那些朋友是外人，只要骗他们一次，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我。所以我就只能骗骗你们老夫妻两个了”。一千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大概也是类似的心态吧？）
但不管如何，在古代情况还不算太糟，毕竟那时华夏文明远比周边国家先进得多，可历史上当欧洲在文明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之后，这一传统就迅速衍变为令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的“崇洋媚外”（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深入骨髓，哪有那么容易改掉？即使那些精英人士本身，也常常不自觉地犯着同样的错误，例如鲁迅先生关于中医与汉字的看法），并因此令中国愈发沉沦（近代中国其实有不少牛人，但他们在国内牛得很，但一面对外国人，就立刻蔫了，不是能力不足，而且没有自信，也许只有太祖是例外。），在历史上这一痼疾直到湖南的山沟里走出来的那位伟人统治中国以后才有所好转，但在他走后却又迅速死灰复燃，直到赵旉所处的年代，依然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
其实宋代在这方面已经比其他朝代好了很多，不再一味地追求面子，也要考虑到财政的压力。而且宋代的外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发达的，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完全可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赤字，而且还有不小的盈余。然而，在赵旉看来，这只是账面上的盈余罢了，出口赚不赚，不应该只看贸易顺差与逆差，只有以国内较少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出的商品换回了需要外国人耗费更多社会必要劳动才能生产出的商品，这才是赚的。大宋的劳动生产率比周边各国都高，外贸中赚钱是必然的，可外贸是外贸，朝贡是朝贡，为什么他们直接就可以拿到的利益（最多损失一点面子，但上千年下来，他们早就麻木了，就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日本人对美军驻日而耿耿于怀一样。），而我们却要辛苦工作、生产出商品出口才能赚回来？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旧的朝贡体系与传统依旧没有改变
赵旉自然不想这样的“传统”延续下去，再说这样一种本身有着严重漏洞的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真不知道历史上它是怎么传承几千年的？这恐怕还是因为中华文明位置不好，与其他的文明中心相距太远，缺乏交流所致。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太明显了，只要有个比照（没有比照的话，就算是聪明人也很难发现一些哪怕是非常明显的谬误，例如菱形的面积在古代中国一只是误用正方形的计算公式来算的，这个错误历史上直到明代才纠正过来。人是有思维定势的，所以也没必要过于苛责古人。），傻子都会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从今天开始，臣服可就不光是丢点面子了，但不臣服，就只有灭亡”，获得大宋对于南中国（北边的几个国家或者准国家都很强，大宋没有压倒性的实力，得玩柔性外交，还不如让朝中的文官去搞。）周边所有国家的外交权后，赵旉立即对有关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是藩属进贡时追求特色、忽视价值，而朝廷赏赐时则非常注重价值，反正绝不能让藩属吃亏；但赵旉这么一改之后就完全倒了过来
[奉献]
这种莫名其妙的战争，简直是世界历史上最愚蠢的行为，双方的国家与百姓都深受其害，却只是为了双方君主的脸面（如果让百姓选择，他们是不会愿意为了面子而被加税的，毕竟赏赐藩属的钱都是从他们身上刮来的，所以这只是君主的面子。）而战。好在世界上欺软怕硬的民族毕竟是大多数，所以中国古代这样的战争并不多，尤其是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文官政治开始在中国盛行以后（从这一点来看，文官政治的出现对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好处的，总比君主**草菅人命要强。），更偏向于息事宁人的态度。虽然不免有些矫枉过正，但相比以前的错误，也算得上是一大进步了。
可是，即使大一统后“万国来朝”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的噱头，但昔日夏商周时期朝贡体系的弊端却仍然保留了下来，而且分外变本加厉，因为掌权的文官并不是国家的主人，慷皇帝之慨何乐而不为呢？对他们来说，也许少些麻烦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由于大一统后朝廷太过富有，而那些强收过来的小弟也无法与当年遍布天下的藩国相比（这里指的是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夏商周时期国内所有领主的实力相加，要远远大于王室和朝廷的力量；而大一统以后，那些外族藩属的国力加起来，也比不上当时的中国，要不然以郡县制的低动员力，是不可能将他们打得过来朝贡的），所以大一统以后藩国做大而篡权夺位的例子并不多，只有朝廷或是皇帝自己出了大问题才有可能，例如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建州女真独立之前是明朝的藩属）。
但是，由于大一统历代皇朝的藩属大多是异族，与夏商周时多为同族（虽然未必是一个部落，但至少语言相通，仅看这一点，就肯定要比后世的大漠诸蕃与汉人之间的关系要亲近得多。）不一样，当“厚往薄来”的朝贡方式成为传统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而恶劣的思维定势。从此以后，中国的政府无不将外国人看得比本国人更加重要，各种赏赐与优惠简而言之，一切好的东西总是优先给外国人，而徭役与税赋一切不好的东西，则优先给本国人
这种传统的长期延续，在古代而言，导致很多外国人得了好处却不知感恩，一方面是因为得来太容易，所以不懂得珍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高自大的中国皇帝在给予他们这些好处的时候，是以施舍的姿态给的，而且不要还不行，敢不要我就打你人总是有自尊心的，这样的施恩，又有几个人会感激？结果一千多年来中国撒出去的金钱不知多少，周边的国家却没几个与中国亲近的，中国有难的时候它们落井下石起来倒是挺欢快
而对中国国内的老百姓来说，则很自然地会有些心理不平衡，甚至因此而令其对国家的归属感大大削弱了。当个外国人居然比当中国人更快活，谁还愿意当中国人啊？即使有乡土情结与家庭观念作为纽带，但古代的中国除非有强敌入侵（其实外敌入侵的时候，也只是相对来说好一点而已，君不见抗战时期汉奸有多少吗？），总是显得缺乏凝聚力，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至于中国的统治者们，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谬误的传统，而遗忘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既然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无不刻薄国内的百姓，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反正这样压榨他们也不会造反，那么又何必对那些小老百姓们讲仁义呢？于是，中国民众吃苦耐劳的优点反倒成了他们倍受欺凌和盘剥的理由（ps：说个现实生活中的类似例子，某纨绔在家人面前说话就像放屁，而对外人则非常守信，家人就怒了，怎么家人还不如外人呢？结果这小子却反而厚着脸皮回答道，“我就算骗你们一万次，因为你们是我的父母，所以还是会相信我。而我的那些朋友是外人，只要骗他们一次，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我。所以我就只能骗骗你们老夫妻两个了”。一千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大概也是类似的心态吧？）
但不管如何，在古代情况还不算太糟，毕竟那时华夏文明远比周边国家先进得多，可历史上当欧洲在文明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之后，这一传统就迅速衍变为令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扼腕叹息的“崇洋媚外”（其实这个问题已经深入骨髓，哪有那么容易改掉？即使那些精英人士本身，也常常不自觉地犯着同样的错误，例如鲁迅先生关于中医与汉字的看法），并因此令中国愈发沉沦（近代中国其实有不少牛人，但他们在国内牛得很，但一面对外国人，就立刻蔫了，不是能力不足，而且没有自信，也许只有太祖是例外。），在历史上这一痼疾直到湖南的山沟里走出来的那位伟人统治中国以后才有所好转，但在他走后却又迅速死灰复燃，直到赵旉所处的年代，依然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迹象
其实宋代在这方面已经比其他朝代好了很多，不再一味地追求面子，也要考虑到财政的压力。而且宋代的外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发达的，每年巨额的贸易顺差完全可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赤字，而且还有不小的盈余。然而，在赵旉看来，这只是账面上的盈余罢了，出口赚不赚，不应该只看贸易顺差与逆差，只有以国内较少社会必要劳动生产出的商品换回了需要外国人耗费更多社会必要劳动才能生产出的商品，这才是赚的。大宋的劳动生产率比周边各国都高，外贸中赚钱是必然的，可外贸是外贸，朝贡是朝贡，为什么他们直接就可以拿到的利益（最多损失一点面子，但上千年下来，他们早就麻木了，就好像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日本人对美军驻日而耿耿于怀一样。），而我们却要辛苦工作、生产出商品出口才能赚回来？因此，从本质上来看，旧的朝贡体系与传统依旧没有改变
赵旉自然不想这样的“传统”延续下去，再说这样一种本身有着严重漏洞的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真不知道历史上它是怎么传承几千年的？这恐怕还是因为中华文明位置不好，与其他的文明中心相距太远，缺乏交流所致。因为这种制度问题太明显了，只要有个比照（没有比照的话，就算是聪明人也很难发现一些哪怕是非常明显的谬误，例如菱形的面积在古代中国一只是误用正方形的计算公式来算的，这个错误历史上直到明代才纠正过来。人是有思维定势的，所以也没必要过于苛责古人。），傻子都会意识到其中的问题
“从今天开始，臣服可就不光是丢点面子了，但不臣服，就只有灭亡”，获得大宋对于南中国（北边的几个国家或者准国家都很强，大宋没有压倒性的实力，得玩柔性外交，还不如让朝中的文官去搞。）周边所有国家的外交权后，赵旉立即对有关藩国的一些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是藩属进贡时追求特色、忽视价值，而朝廷赏赐时则非常注重价值，反正绝不能让藩属吃亏；但赵旉这么一改之后就完全倒了过来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