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使者或生态杀手？
——中国援外水电站引发的争议
从三峡大坝到三江开发，中国在兴修水电站和大坝方面的努力和热情，一直饱受中外各界的争议。近来这种争议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出钱、出力、出技术，正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球许多角落的大江大河、甚至小江小河上，忙碌地修起一座座大坝和水库，拉起一张张电网。对此，中国国内一些部门、专家，尤其水电领域的部门和专家认为，这是造福当地、促进中外友谊的好事，但一些国外舆论和学者却流露出忧虑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到处建水坝、水电站的做法，将在当地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以及其它负面效果。
事实究竟如何？中国在境外修筑的水电站，究竟是给当地带去光明的使者，还是扼杀当地生态链的杀手？
水坝修了几十年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承接水坝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大型援外项目，就是一座大型水电站——几内亚金康水电站，这座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受水电总局委托、全部由中方出资、集中国水电精英不惜工本修建的大型水电站有效库容为274万立米，电站引水流量为4.7立方米，发电量为543千瓦小时。坝高21米，坝顶长235米，引水管道1740米，调压塔高28米，1964年7月2日开工，1966年6月完工，成为当时中国援外工程的标志性建筑。60-80年代间，中国又相继援建了刚果布昂扎水电站、塞拉利昂多多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管理效率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调整援外政策后，这种“全包”性质的外建水坝逐步减少。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类以低息贷款+商业合同形式出现的、由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水电站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不完全统计，中资银行和中国公司参与了27个国家、47座水坝的建设，而今年召开的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会议公布的数据更惊人：仅东盟各国范围内，中国从事水电项目开发的公司就达21个，涉及项目52项。中国公司建造大坝的触角不仅伸向传统的非洲、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帕尔旺水利枢纽电站），甚至车臣叛军出没、冷枪冷炮不断的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卡杜里水电站），都有中国造大坝的影子。
中国公司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与埃塞俄比亚苏尔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于2002年6月26日动工修建特克泽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水库容量94亿立方米，大坝净高达188米；在苏丹，位于尼罗河干流、规模仅次于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非洲第二大水电站麦罗维水电站正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苏丹当地公司共组“ccjv七五联营体”紧张施工，该项目合同总金额6.03亿欧元，库容量124.5亿立方米，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号称世界第一的水坝总长9500米，最大标高65米，是中国迄今承建的最大境外水电项目；中国企业还把目光投向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刚果（金）大英戈水电工程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500亿美元，装52台75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900万千瓦，一旦建成，规模将是三峡电站（1820万千瓦）的两倍多，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
中国造水坝增多的奥秘
由于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对水电利弊争论不休，大型水坝处于搁置甚至负增长状态，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全球在建水坝数量为5000座以上，而90年代则下降为2000座左右。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国却处于急需电力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本国科技能力和财力又不足以支持火电、核电等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一次性投入巨大、但建成后成本低廉的水电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首选。
二战后长期一段时间，世界银行曾将水电开发作为对穷国帮扶脱贫的良好选择，对这些国家的许多大型水电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但由于环保组织和舆论的压力，2000年，世行和其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几乎全面停止对水电项目的资助，而水电站工程所需投资巨大，非贫困国家力所能及，这使得这些国家虽拥有大量可开发水电资源，却无力转化为急需的能源，如非洲经济可开发水电蕴藏量高达10亿千瓦，但目前开发率还不到8%。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所谓bot模式，即开发商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融资责任、并在一定合同期限内承租经营，就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世界银行等的大门紧闭，又让他们不得不另寻途径，这一途径的首选自然就是中国。
由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都是国家企业，不仅财力雄厚，而且门槛低，手续简便，对中国企业出境承揽水电工程项目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植，因此中国水电企业很容易为其在境外发展中国家承揽大型水利项目申请到必须的融资；不但如此，由于国家战略的考量，在不少时候，双边关系等政治因素，会被放到比资金安全、投资回报等经济因素更重要的层面上考量，这使得一些大型、长线和高风险地区的水坝项目，也能获得大资金的支持。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水坝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毫不足奇。
水坝，生态杀手？
在西方，水坝的确已渐趋没落。
水电曾被认为是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坝则因具备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而备受各国青睐。但随着时代的推演，许多人认识到，水坝和水库会造成诸如地质结构变化、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加剧、污染物蓄积、生物链被破坏等种种环境问题，一些环保组织，如国际河网（irn）和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报告和抨击，力阻大规模水电开发，wcd2000年的报告直接促使世界银行中止对第三世界国家水电工程的资金支持。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开发水电的穷国存在较普遍的管理不善、贪污**等现象，不但造成资金大量浪费，而且加剧了水电工程给环境和库区安全所造成的压力，正因如此，即使在水电投资未被封杀的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也每每以管理、贪污、人权等各种理由，拖延、减少或拒绝给一些穷国的水电工程注资，如刚果（金）英戈一、二期工程就因资金屡屡延误，变成著名的“尾巴工程”。
越修越高的水坝造成一个又一个大型人工湖，这势必淹没大批农田、民居和村庄，导致许多人失去家园和赖以为生的产业。如苏丹麦罗维水库就造成7万居民被迫由肥沃的河谷迁居贫瘠的沙漠，并于2006年4月酿成村民抗议、军警开枪的流血事件，irn组织认为，另一些中国承建的水电工程，如加纳布维水电站（中国水电建设集团，40万千瓦）和赞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35万千瓦），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可能分别淹没著名的加纳摩尔国家公园和赞比亚卡富埃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并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世界银行首席水坝专家亚历山德罗.帕尔梅里就认为，这些大坝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生态灾难和当地动乱，从而影响整个水电行业的声誉。irn主席彼得.博斯哈德也认为，中国公司在境外兴修水坝，所依据的分析资料“并未指出这些项目所需付出的真正代价”。
此外，一些水坝建造国地方的组织和团体担心中国势力的进入，危及其政治、经济安全，而不遗余力地抨击这些大坝，如泰国民间组织towardsecologicalrecovery®ionalalliance就多次游说、制造舆论，力图阻挠中国公司在湄公河上修建大坝。
大坝还会一座座竖起
尽管如此，“中国制造”的大坝仍会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河流上一座座竖起。
首先是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都需要促进工商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这一切都离不开电。但不发达国家恰恰是缺点最严重的国家，比如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2.5亿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在南部、中部非洲一些国家，阿富汗、柬埔寨等的城市里，虽然有电网，但一个月停电20天，或者一天内断电20次都并非罕见，即使不停电，电压的微弱和不稳定，也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国家要脱贫，就必须获得充足的电力。
然而因为经济、技术等诸多因素，它们的发电能力提高缓慢，不论火电还是核电，建成后的高运转成本都让它们难以承受，而水电和大坝却能让其电产能得到飞跃性发展，如苏丹麦罗维电站装机容量125万千瓦，而目前其全国总装机容量仅60万；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目前全国总装机容量也不到60万，一座大坝，一座水库，就能让全国电产能提高50%以上，甚至翻番，让原本缺电的国家不仅生产、生活用电可全部得到满足，甚至还能出口创汇，与之相比，环保也好，移民困难也罢都只是外国人或本国少数人所考虑的，作为国家层面，显然顾虑不了太多。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都规定，承建水电站的外资需与本国资本合股，其中大多数是本国国有公司，或与领导阶层关系密切的私有公司，水电站最大的受益方既非终究要交钥匙走人的中国，也非用上一点电的普通民众，而正是这些永久享有电厂权益的本地权贵阶层，他们对水坝的热情自然更在中国公司和投资银行之上，正因如此，在麦罗维电站，当地军警才会毫不犹豫地钳制反对声浪。
不仅如此，事实上，高喊反对中国大坝的欧美各国也在悄悄往后退缩。由于油价节节攀升，加之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忧虑，2005年起，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又悄然恢复对穷国水电项目投资：在老挝，naheun2得到两行资金扶植；在乌干达，世界银行负责向私营机构贷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对布贾嘎尼水电站项目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些国家，如日本、土耳其，甚至自始至终就未停止过类似投资，如格鲁吉亚装机容量达80万千瓦的帕拉尼水电站，就是由土耳其urban集团公司融资建造的。此外，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也在挤进国际水坝建造者的行列，如阿富汗境内赫拉特省sal水坝，工程总投资7900万美元，装机容量40万千瓦，就是由印度承建的。在此情况下，世界银行等组织自身也不得不步步后退，欧洲投资银行（eib）总裁菲利普.梅斯塔特甚至建议eib和世行降低筛选标准，多接受不发达国家水坝项目融资建议，以免“被中国的银行抢走太多生意”。至于发达国家在公开场合抱怨中国的低息贷款“给非洲造成更多债务风险”则显得有些空洞：它们本身正曾经是这种债务风险的最大制造者，其中如日本等一些国家，这种债务风险的制造一直没有间断过。
不过一些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组织也开始发出对中国人建造水坝的质疑和抱怨之声，如莫桑比克水利专家里贝罗，和赞比亚前商贸工部部长帕迪特.帕特尔，一方面承认中国对当地经济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指出，中国应该从西方国家汲取教训，不要对承诺援建项目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当中存在的贪污问题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中国表现出一种愿意倾听的姿态。一直激烈批评中国境外水电站项目的irn主席彼得.博斯哈德就曾惊喜地表示，中国官员愿意倾听意见，这让他很意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也曾在去年初对媒体公开表示，该行今后会避免给那些“违反其它国际规则”的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等组织、甚至欧盟，都不止一次试图将包括水坝项目在内的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尤其非洲国家投资和援助，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无论如何，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还会一座又一座地竖起大坝，建起水电站，除非那些急需填补电力缺口的发展中国家，找到足以替代的、消费得起的电力新来源。
——中国援外水电站引发的争议
从三峡大坝到三江开发，中国在兴修水电站和大坝方面的努力和热情，一直饱受中外各界的争议。近来这种争议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境内，因为人们突然发现，中国人出钱、出力、出技术，正在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球许多角落的大江大河、甚至小江小河上，忙碌地修起一座座大坝和水库，拉起一张张电网。对此，中国国内一些部门、专家，尤其水电领域的部门和专家认为，这是造福当地、促进中外友谊的好事，但一些国外舆论和学者却流露出忧虑甚至反对的态度，认为这种到处建水坝、水电站的做法，将在当地造成无可挽回的生态灾难，以及其它负面效果。
事实究竟如何？中国在境外修筑的水电站，究竟是给当地带去光明的使者，还是扼杀当地生态链的杀手？
水坝修了几十年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承接水坝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一个大型援外项目，就是一座大型水电站——几内亚金康水电站，这座由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受水电总局委托、全部由中方出资、集中国水电精英不惜工本修建的大型水电站有效库容为274万立米，电站引水流量为4.7立方米，发电量为543千瓦小时。坝高21米，坝顶长235米，引水管道1740米，调压塔高28米，1964年7月2日开工，1966年6月完工，成为当时中国援外工程的标志性建筑。60-80年代间，中国又相继援建了刚果布昂扎水电站、塞拉利昂多多水电站等大型水电项目。由于这些项目工期长、投资大、管理效率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调整援外政策后，这种“全包”性质的外建水坝逐步减少。
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类以低息贷款+商业合同形式出现的、由中国人在海外修建的水电站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不完全统计，中资银行和中国公司参与了27个国家、47座水坝的建设，而今年召开的中国-东盟电力合作与发展论坛会议公布的数据更惊人：仅东盟各国范围内，中国从事水电项目开发的公司就达21个，涉及项目52项。中国公司建造大坝的触角不仅伸向传统的非洲、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帕尔旺水利枢纽电站），甚至车臣叛军出没、冷枪冷炮不断的格鲁吉亚潘基西峡谷（卡杜里水电站），都有中国造大坝的影子。
中国公司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埃塞俄比亚，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与埃塞俄比亚苏尔公司组成的联营体于2002年6月26日动工修建特克泽水电站，该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水库容量94亿立方米，大坝净高达188米；在苏丹，位于尼罗河干流、规模仅次于埃及阿斯旺水电站的非洲第二大水电站麦罗维水电站正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水电建设集团与苏丹当地公司共组“ccjv七五联营体”紧张施工，该项目合同总金额6.03亿欧元，库容量124.5亿立方米，装机容量达125万千瓦，号称世界第一的水坝总长9500米，最大标高65米，是中国迄今承建的最大境外水电项目；中国企业还把目光投向被认为“不可能完成的”刚果（金）大英戈水电工程项目，该项目预计投资500亿美元，装52台75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900万千瓦，一旦建成，规模将是三峡电站（1820万千瓦）的两倍多，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站。
中国造水坝增多的奥秘
由于上世纪末以来，欧美各国对水电利弊争论不休，大型水坝处于搁置甚至负增长状态，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全球在建水坝数量为5000座以上，而90年代则下降为2000座左右。但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国却处于急需电力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本国科技能力和财力又不足以支持火电、核电等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一次性投入巨大、但建成后成本低廉的水电就成为这些国家的首选。
二战后长期一段时间，世界银行曾将水电开发作为对穷国帮扶脱贫的良好选择，对这些国家的许多大型水电项目给予资金支持，但由于环保组织和舆论的压力，2000年，世行和其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几乎全面停止对水电项目的资助，而水电站工程所需投资巨大，非贫困国家力所能及，这使得这些国家虽拥有大量可开发水电资源，却无力转化为急需的能源，如非洲经济可开发水电蕴藏量高达10亿千瓦，但目前开发率还不到8%。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所谓bot模式，即开发商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融资责任、并在一定合同期限内承租经营，就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而世界银行等的大门紧闭，又让他们不得不另寻途径，这一途径的首选自然就是中国。
由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都是国家企业，不仅财力雄厚，而且门槛低，手续简便，对中国企业出境承揽水电工程项目有针对性地给予政策扶植，因此中国水电企业很容易为其在境外发展中国家承揽大型水利项目申请到必须的融资；不但如此，由于国家战略的考量，在不少时候，双边关系等政治因素，会被放到比资金安全、投资回报等经济因素更重要的层面上考量，这使得一些大型、长线和高风险地区的水坝项目，也能获得大资金的支持。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水坝在第三世界遍地开花，毫不足奇。
水坝，生态杀手？
在西方，水坝的确已渐趋没落。
水电曾被认为是无污染、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坝则因具备防洪、灌溉、航运等多种功能而备受各国青睐。但随着时代的推演，许多人认识到，水坝和水库会造成诸如地质结构变化、气候异常、水土流失加剧、污染物蓄积、生物链被破坏等种种环境问题，一些环保组织，如国际河网（irn）和世界水坝委员会（wcd）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报告和抨击，力阻大规模水电开发，wcd2000年的报告直接促使世界银行中止对第三世界国家水电工程的资金支持。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开发水电的穷国存在较普遍的管理不善、贪污**等现象，不但造成资金大量浪费，而且加剧了水电工程给环境和库区安全所造成的压力，正因如此，即使在水电投资未被封杀的上世纪80、90年代，世界银行也每每以管理、贪污、人权等各种理由，拖延、减少或拒绝给一些穷国的水电工程注资，如刚果（金）英戈一、二期工程就因资金屡屡延误，变成著名的“尾巴工程”。
越修越高的水坝造成一个又一个大型人工湖，这势必淹没大批农田、民居和村庄，导致许多人失去家园和赖以为生的产业。如苏丹麦罗维水库就造成7万居民被迫由肥沃的河谷迁居贫瘠的沙漠，并于2006年4月酿成村民抗议、军警开枪的流血事件，irn组织认为，另一些中国承建的水电工程，如加纳布维水电站（中国水电建设集团，40万千瓦）和赞比亚卡里巴北岸水电站（中国水利水电总公司，35万千瓦），也存在类似问题，它们可能分别淹没著名的加纳摩尔国家公园和赞比亚卡富埃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并改变当地的生态结构。世界银行首席水坝专家亚历山德罗.帕尔梅里就认为，这些大坝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生态灾难和当地动乱，从而影响整个水电行业的声誉。irn主席彼得.博斯哈德也认为，中国公司在境外兴修水坝，所依据的分析资料“并未指出这些项目所需付出的真正代价”。
此外，一些水坝建造国地方的组织和团体担心中国势力的进入，危及其政治、经济安全，而不遗余力地抨击这些大坝，如泰国民间组织towardsecologicalrecovery®ionalalliance就多次游说、制造舆论，力图阻挠中国公司在湄公河上修建大坝。
大坝还会一座座竖起
尽管如此，“中国制造”的大坝仍会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河流上一座座竖起。
首先是需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都需要促进工商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这一切都离不开电。但不发达国家恰恰是缺点最严重的国家，比如非洲，约9亿的总人口中，2.5亿生活在完全无电的环境中，在南部、中部非洲一些国家，阿富汗、柬埔寨等的城市里，虽然有电网，但一个月停电20天，或者一天内断电20次都并非罕见，即使不停电，电压的微弱和不稳定，也给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国家要脱贫，就必须获得充足的电力。
然而因为经济、技术等诸多因素，它们的发电能力提高缓慢，不论火电还是核电，建成后的高运转成本都让它们难以承受，而水电和大坝却能让其电产能得到飞跃性发展，如苏丹麦罗维电站装机容量125万千瓦，而目前其全国总装机容量仅60万；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装机容量30万千瓦，目前全国总装机容量也不到60万，一座大坝，一座水库，就能让全国电产能提高50%以上，甚至翻番，让原本缺电的国家不仅生产、生活用电可全部得到满足，甚至还能出口创汇，与之相比，环保也好，移民困难也罢都只是外国人或本国少数人所考虑的，作为国家层面，显然顾虑不了太多。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都规定，承建水电站的外资需与本国资本合股，其中大多数是本国国有公司，或与领导阶层关系密切的私有公司，水电站最大的受益方既非终究要交钥匙走人的中国，也非用上一点电的普通民众，而正是这些永久享有电厂权益的本地权贵阶层，他们对水坝的热情自然更在中国公司和投资银行之上，正因如此，在麦罗维电站，当地军警才会毫不犹豫地钳制反对声浪。
不仅如此，事实上，高喊反对中国大坝的欧美各国也在悄悄往后退缩。由于油价节节攀升，加之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忧虑，2005年起，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又悄然恢复对穷国水电项目投资：在老挝，naheun2得到两行资金扶植；在乌干达，世界银行负责向私营机构贷款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对布贾嘎尼水电站项目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些国家，如日本、土耳其，甚至自始至终就未停止过类似投资，如格鲁吉亚装机容量达80万千瓦的帕拉尼水电站，就是由土耳其urban集团公司融资建造的。此外，一些新兴国家如印度，也在挤进国际水坝建造者的行列，如阿富汗境内赫拉特省sal水坝，工程总投资7900万美元，装机容量40万千瓦，就是由印度承建的。在此情况下，世界银行等组织自身也不得不步步后退，欧洲投资银行（eib）总裁菲利普.梅斯塔特甚至建议eib和世行降低筛选标准，多接受不发达国家水坝项目融资建议，以免“被中国的银行抢走太多生意”。至于发达国家在公开场合抱怨中国的低息贷款“给非洲造成更多债务风险”则显得有些空洞：它们本身正曾经是这种债务风险的最大制造者，其中如日本等一些国家，这种债务风险的制造一直没有间断过。
不过一些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组织也开始发出对中国人建造水坝的质疑和抱怨之声，如莫桑比克水利专家里贝罗，和赞比亚前商贸工部部长帕迪特.帕特尔，一方面承认中国对当地经济的帮助，另一方面也指出，中国应该从西方国家汲取教训，不要对承诺援建项目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当中存在的贪污问题视而不见，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心态。
值得一提的是，近来中国表现出一种愿意倾听的姿态。一直激烈批评中国境外水电站项目的irn主席彼得.博斯哈德就曾惊喜地表示，中国官员愿意倾听意见，这让他很意外。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也曾在去年初对媒体公开表示，该行今后会避免给那些“违反其它国际规则”的项目提供资金，世界银行等组织、甚至欧盟，都不止一次试图将包括水坝项目在内的中国对不发达国家、尤其非洲国家投资和援助，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无论如何，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人还会一座又一座地竖起大坝，建起水电站，除非那些急需填补电力缺口的发展中国家，找到足以替代的、消费得起的电力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