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的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
“实际上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查，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只不过由于某些原因，这些数据从不对外公布而已。”孟彤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基尼系数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所以一般国外就是用它来作为调节税收的尺度来看待的。差距大了，就要向富人多收税，差距小了，就反向操作。可能是因为税收的原因，所以国内一直就没有对外公布这些真实的调查结果。”
有人买个房子花五百万，另一些人理个发才一块钱。总之，贫富之间有差距，这点是非常肯定的，谁都明白，但是这里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大家就是一头雾水了。
国内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不少，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数据的支撑，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十几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国家税务总局前一段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种说法足以证明政府正在考虑解决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国内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基尼系数虽然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但是国内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九十年代起，就已超过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4。目前，被学界普遍人口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47。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上，官方的态度一直非常暧昧，始终不肯正面应对。
而似乎是为了呼应政府方面，国内学术界也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孟彤对江风解释道，“比如说在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是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总而言之，这个工作很难做，所以就想通过民间的调查机构来摸底，至少比统计局的数据要可信一些，毕竟我们是比较讲职业素养的。”孟彤如此说道。“其实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工作，但是下面反馈回来的信息就很令人沮丧，比方说抽样调查到了江总你了，你会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向我们的调查人员说明吗？虽然《福布斯》搞的那个全球富豪榜上面有你的资产情况，但那肯定也不是准确数据吧？”
江风笑着摇了摇头道：“当然不可能了，这属于是个人**，我凭啥要告诉他们？况且，我的个人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海外的收益，显然不好统计。”
孟彤拍手道：“这不就对啦！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愿意配合这种调查的，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谁也不肯做出头鸟，所以统计局的那种调查，就是雇一群小年轻到处走访一下，大致问一些数据胡乱填上。你说那个有准头儿吗？”
江风点头表示赞同，这个不准确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富人在国内基本上是属于特权阶层，他们的话语权重明显高于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或者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某些政策走向，所以要摸他们的底是很困难的。
通过各种影响力以及操作手段，这些人是要尽量避免自己的财产曝光，或者是遭遇重税的围堵，而当政府面临了一大群这样的特权阶层的富人的巨大压力时，自然也要慎重考虑一旦推行重税之后的结果会如何。
久而久之，自然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就是现在政府推行的两个衡量标准，无论是农村人均现金收入，还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
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出租，每个月会产生市价三千元的租金收入，而他们又享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
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国内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孟彤对江风说道。
江风点了点头，他也是学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道要做抽样调查，就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也就是说统计的数据越像是，结果会越准确。而目前的现状是，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这就造成了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杳中，高收入人群的二十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就是堪堪才过了一万元而已。
“你们中国调查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江风对有些不解的孟彤解释道，“如果贫富差距的原因搞不清楚，那么就无法采取正确的解决手段，其实现在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非常复杂，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当然了，这并不是我反对向高收入阶层加重税，事实上目前国内应该对年收入过百万以上的人群征收重税，比如说征税比例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孟彤有些吃惊的问道：“那岂不是说，你每年需要缴纳的税金就有几千亿？！”
江风笑了笑后回答道：“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实行这个税收政策的话，我个人是无所谓的，钱对我而言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怕的是有些人会跳出来率先反对的，毕竟这会直接触动特权阶层的切身利益。当然了，我相信政府方面是没有这个胆子去捋虎须的。你要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掌握了权利的那一部分人，始终是最富有的阶。”
“唉，这些事情真复杂。”孟彤听了之后摇头叹息道。
其实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起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
江风说道：“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是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我觉得这话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对国内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如不能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要知道仅仅依靠感性认识来决定政策走向，始终是不合适的。”
孟彤有些恼火的揉了揉脸，说道：“算了，现在是休息时间，不说这些烦心的事情了。我们还是做点别的吧，要不这样，我们一块儿去打打网球？”
江风点头答应下来。
今天是星期天，他特意过来陪孟彤的，自然是要随她的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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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贫富差距的调查，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只不过由于某些原因，这些数据从不对外公布而已。”孟彤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基尼系数可以很直观的反映出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所以一般国外就是用它来作为调节税收的尺度来看待的。差距大了，就要向富人多收税，差距小了，就反向操作。可能是因为税收的原因，所以国内一直就没有对外公布这些真实的调查结果。”
有人买个房子花五百万，另一些人理个发才一块钱。总之，贫富之间有差距，这点是非常肯定的，谁都明白，但是这里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大家就是一头雾水了。
国内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也不少，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数据的支撑，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十几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国家税务总局前一段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种说法足以证明政府正在考虑解决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但是国内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基尼系数虽然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但是国内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九十年代起，就已超过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4。目前，被学界普遍人口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47。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这个问题上，官方的态度一直非常暧昧，始终不肯正面应对。
而似乎是为了呼应政府方面，国内学术界也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孟彤对江风解释道，“比如说在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是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总而言之，这个工作很难做，所以就想通过民间的调查机构来摸底，至少比统计局的数据要可信一些，毕竟我们是比较讲职业素养的。”孟彤如此说道。“其实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虽然我没有直接参与具体的工作，但是下面反馈回来的信息就很令人沮丧，比方说抽样调查到了江总你了，你会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向我们的调查人员说明吗？虽然《福布斯》搞的那个全球富豪榜上面有你的资产情况，但那肯定也不是准确数据吧？”
江风笑着摇了摇头道：“当然不可能了，这属于是个人**，我凭啥要告诉他们？况且，我的个人收入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海外的收益，显然不好统计。”
孟彤拍手道：“这不就对啦！没有任何一个有钱人愿意配合这种调查的，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谁也不肯做出头鸟，所以统计局的那种调查，就是雇一群小年轻到处走访一下，大致问一些数据胡乱填上。你说那个有准头儿吗？”
江风点头表示赞同，这个不准确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富人在国内基本上是属于特权阶层，他们的话语权重明显高于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或者已经影响到了政府的某些政策走向，所以要摸他们的底是很困难的。
通过各种影响力以及操作手段，这些人是要尽量避免自己的财产曝光，或者是遭遇重税的围堵，而当政府面临了一大群这样的特权阶层的富人的巨大压力时，自然也要慎重考虑一旦推行重税之后的结果会如何。
久而久之，自然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实际上，就是现在政府推行的两个衡量标准，无论是农村人均现金收入，还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
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出租，每个月会产生市价三千元的租金收入，而他们又享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
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国内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孟彤对江风说道。
江风点了点头，他也是学过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知道要做抽样调查，就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也就是说统计的数据越像是，结果会越准确。而目前的现状是，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这就造成了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杳中，高收入人群的二十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就是堪堪才过了一万元而已。
“你们中国调查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江风对有些不解的孟彤解释道，“如果贫富差距的原因搞不清楚，那么就无法采取正确的解决手段，其实现在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非常复杂，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当然了，这并不是我反对向高收入阶层加重税，事实上目前国内应该对年收入过百万以上的人群征收重税，比如说征税比例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
孟彤有些吃惊的问道：“那岂不是说，你每年需要缴纳的税金就有几千亿？！”
江风笑了笑后回答道：“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实行这个税收政策的话，我个人是无所谓的，钱对我而言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怕的是有些人会跳出来率先反对的，毕竟这会直接触动特权阶层的切身利益。当然了，我相信政府方面是没有这个胆子去捋虎须的。你要知道，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掌握了权利的那一部分人，始终是最富有的阶。”
“唉，这些事情真复杂。”孟彤听了之后摇头叹息道。
其实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起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
江风说道：“以前听过一句话，说是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我觉得这话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对国内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如不能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要知道仅仅依靠感性认识来决定政策走向，始终是不合适的。”
孟彤有些恼火的揉了揉脸，说道：“算了，现在是休息时间，不说这些烦心的事情了。我们还是做点别的吧，要不这样，我们一块儿去打打网球？”
江风点头答应下来。
今天是星期天，他特意过来陪孟彤的，自然是要随她的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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