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永嘉之乱就要逝去。从近处看,晋廷有四大罪人。分别是晋怀帝、东海王、王衍、刘琨。

    天下非一人天下,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晋怀帝不顾国危,连续鼓动苟晞讨伐东海王越,又下诏,号令天下讨伐东海王,致使东海王气死,是永嘉之乱首要推手。大晋社稷顷刻崩毁,二十万民众涂炭,晋怀帝罪莫大焉。

    东海王不善作战,是明摆着的事。但这不是他失败的主因,其进无霹雳手段,退无仁义之心,疑者自疑,逼反苟晞,是其大罪。但其罪不高于怀帝。假设怀帝一登基,东海王即死,局势会更遭。

    而王衍作为大士族的代表,位高权重,国难当头,以私叛国,率十余万禁军东去,使军心崩溃,洛阳孤危。十四万人齐解甲,只源王衍非男儿!王衍是西晋叛国第一人。历史一再证明,国难当头,柔弱者亡。

    而第四个罪人却是本书主角——刘琨。并州都督司马腾被匈奴刘渊吓走,晋廷派出手中第一名将督并,就是为了消灭刘渊。刘琨的使命是消灭刘渊,不只是治理并州。而刘琨一来,就放弃了司马腾建立的统一战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妇人之仁,政治短视,三年之间,不能灭胡,辜负朝廷重托。

    刘琨立足于自强自立,驱走刘渊的战略,其心可褒,于现实却不利。永嘉之乱后,南面失去洛阳的呼应,刘琨即使引拓跋部与战,前汉也不再怕。

    作为抗击前汉的第一线统帅,刘琨不得不受其罪。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本来他很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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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长远处看,西晋历史有两个很悲催的政策,甚至在中国史上独一无二。

    这两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第一个是藩王督军事,第二个是取消州郡兵。

    这二个是独一无二的。西晋大小军事‘都督’几乎全部出自司马家。虽然中国历史上,在开国前期往往藩王带兵,直到明朝还有四王爷朱棣掌管北京。但是,像西晋这样大小四十个都督都来自司马家这一“盛景”,是空前绝后的。

    而且藩王的僚佐可以自己选,这也是极少见的。比如,在西汉七王之乱中,各国王的‘相’都是皇帝派去的亲信,大多不配合闹事的国王。

    那晋武帝这样做是怎么想的呢?这里有一份文献,是西晋大臣段灼的上表,从中或可窥其一斑。

    段灼说,灭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汉者魏,非刘氏。他是说前朝都是被别人家推翻,今天国家最重要的事,就是广封同族,信任同族子弟。即使将来某一日,他们有篡位成功者,你晋武帝还是他们的祖宗。即:“神器不移他族,则始祖不迁之庙,万年亿兆,不改其名矣。”

    万年不改(晋)名!悲催了。在统一中国的王朝当中,西晋就比秦朝多干了几年。从公元280年灭吴统一中国,也就维持了三十多年。东晋只是个地方政府,地域没北朝大,人口数量差得更远。只是到唐代才被后世的封建王朝尊为正统。

    在历史上,大多王朝都强调人的作用,认为用人得当,就一切ok。其实更重要的是完善的制度,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讲“法制”。像没有严格的科举制,就不会有大量的平民出身的官员。

    晋武帝不知道,像汉朝那样在中国封建史上能维持四百多年已经是最顶呱呱的了。没有一个封建王朝比汉朝长。

    在藩王督军事这件事上,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晋朝皇帝取得皇位不正,国统不正,不能昭示后世。连晋朝历史学家都说晋朝是“道不正,义未尽”。在那个儒教已确立三百年的封建社会里,自信的晋武帝唯独在“国统”这一点上不自信。有鉴于前面二个类似的政权(王莽、曹魏),维持时间都不长,所以越疑越怕,最终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方法。

    西晋第二个独一无二,就是取消州郡兵。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为后代王朝谱写了血的教训。

    王弥、石勒作乱前期,他们既没有军事才华,又没有文人辅佐,但就是灭不了。王弥、石勒只要躲开二支正规军,就不怕被消灭,杀太守,杀刺史,如入无人之境。

    而晋武帝为什么要罢州郡兵,段灼给武帝的上表中也提到:就算大晋皇帝代代圣贤(这是一种拍马屁的说法),可是诸侯后代却有可能出现不肖之人。“天下有事,无不由兵,而无故多数兵本,广开乱原”。所以除了禁军,兵是越少越好。

    再说官员绝大多数来自士族。他们有部曲。每年军费省了很多。

    钢指戒(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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