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佳继续谈玄学的话题:“刚才说的,士族的私利性,使得他们需要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这是从宏观上看,必将产生一种自由、放达的思想学说。但玄学的产生和发展还是要在微观中探寻答案。”

    “先看宏观,找到事物发展产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方向;再看微观,找寻其特点、特质。”王戎从心中赞道:“你这套研究方法很妙啊!”

    如佳没有回应王戎的话,只是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

    如佳认为:首先任何的思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对原有的思想的一种改进和发展。

    西汉儒学的根基“天人合一”,不批自倒,由于儒学的无神论,使其没有天赐之权,说服力不大。所以董仲舒为了更多的“说服”众生,使儒学快速发展起来,在儒学中引入了两个神学的概念。二十一世纪的人也很迷信,何况两千年前的人,董仲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董仲舒引进两个神学概念做儒学的根,就是“天人合一”和谶纬之学。谶纬之学就是假托神仙预言凶吉,这两个学问早在战国百家争鸣的时候就出现了。

    而汉儒的天人合一和我们今天说的天人合一,还是不同的。汉儒的天人合一很“神学”,他认为人的一言一行上天是知道的,行善有好报,行恶有厄运。

    汉儒用这个说法来吓唬皇帝和贵族们,多做好事,少做坏事。

    “天人合一”成为汉儒学的根,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多做好事吧,以此衍生出孝、仁爱、正义等等。其实谶纬之学也是“天人合一”的衍生品,谶纬之学就是人们“偷窥”老天在想什么,做什么。

    可是经过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常年的战乱,皇帝(汉献帝)没做什么坏事,却成了屈辱的傀儡和亡国之君;大臣没做什么坏事,也横遭杀掠;学习信奉儒学的人没做什么坏事,也惨遭天灾**。“天人合一”之说已经是不批自倒,儒学没落了,彻底衰落了。

    当然长期的战争自身就打击文化道德,你抢了弱者手中的馒头,最少可以多活一天,你不去抢或许当天就要死。

    而当曹魏建立之后,人们基本脱离了战争的苦难,政治局势趋于平静,则思想控制应运而生。

    鉴于天人合一的根本不批自倒,很多人就不认为“天”是神。王肃(司马昭的老丈人)等将老庄之学中的“道”引入儒学。道,即自然万物的自然规律,认为世间万物万事,包括人都有其自然发展的规律。天道无常,人只有努力适应,掌握生存技能方法。这还是一种“有为”的儒家思想。

    王肃在《孔子家语》中编入自己的话,在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人事可为”的问题时,就明确的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王为例,说明“无才无德”,迷信天命,终将毁灭。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天下不再有天命的天子,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皇帝是最适应天道而又最有德者居之。人也是靠适应这个世界,而又道德高尚才能高官显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最有才有德的人做皇帝,再次的人做高官。这为士族统治奠定了理论依据,客观上也确立了曹魏篡汉的合理性。曹魏合理了,司马氏也就合理了。

    王肃篡改孔子的话,在《孔子家语》中说:“崇道贵德,圣人自来”,曹魏皇帝听了很受用。可是他却没想到,这也正是司马氏篡魏的思想武器。其实,“崇道贵德,圣人自来”的原文是“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

    可见人类的道德并非天生就有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道德是用来规范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思想工具。使人在思想和行为上更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以及人类的繁荣。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繁荣又反使绝大多数人受益。

    道德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适应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类的繁荣。道德理论因此要发展,必要时甚至要有所抛弃,像“夫为妇纲”的理论就要直接扔掉。

    道德是人类文明的基础。不要认为西方文明只是科技的文明,西方人可是要在每次晚餐前感恩上帝的赐与。

    当然我认为宗教的道德理论过时了,用拿破仑最推崇的启蒙者托马斯·潘恩的说法:“现在再说,人是上帝创造的,是对人智慧和常识的一个侮辱”。

    今天我们的社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道理问题,并非人心不古,而是人们摆脱了战乱、饥饿。社会繁荣之后,道德问题突出出来,新的社会要有更先进的道德理论。

    我们应该乐观,任何一次道德理论的大发展,都是建立在盛世。

    西汉确立儒学思想,晋朝的儒道相溶,使儒学成为无神论学说。隋唐儒学把研究方向从‘道’转向‘德’;宋朝朱子理学;明朝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秦山学派;王夫之三人甚至发展出开放自由的思想。清朝进入儒学的鼎盛时代,但是清朝的闭关锁国使其没有沿着明朝开放的儒学发展,而是走了回头路。清朝儒学在宋理学的基础上畸形发展,将“存天理,去人欲”发展到剑走偏锋,令人压抑。

    但是过分强调个人努力,一切都是个人努力得到的,就成了功利主义。其实王肃这个人就过分功利。

    在司马召杀掉曹魏皇帝曹髦后,王肃干脆把《孔子家语》中荀子的话“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直接改成“上失其道,其下杀之,理也。”

    在他六十岁重病快死的时候,有人问他有什么遗言,他竟说自己没做到“三公”,怎么能死,可是他还是死了。人本应该有“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思想。

    王肃的理论在魏晋初期影响甚大,成为魏晋的官学,可是魏晋士族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士人都‘学在家族’,没几个人去上官学。

    “道”的思想引入儒学,并成为儒学的基础,成为儒学的“根”,人们就自然的开始研究这“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大自然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何晏说:“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他认为“道”或“无”能够创造一切,“无”是最根本的,“有”靠“无”才能存在,由此建立起“以无为本”,“贵无”而“贱有”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学说。何晏是曹操的义子,曹丕和后来的皇帝都很讨厌他,曹丕对亲兄弟还要下毒手,何况是义弟。何晏的玄学有自表心迹之嫌。

    王弼以老子“有生于无”、“道”是宇宙根本的思想作为自己思辨的起点,极力发挥改造《老子》。他认为“无”就是老子所谓的“道”,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王弼把宇宙的本根从老子的“道”,改造成了“无”。“无”处于王弼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玄”等则是对“无”从不同角度所取的称谓。王弼的“无”,并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无”,相反是本质的“全有”。他对“无”所取的多种称谓,反映了这个“混成无形”的“无”的丰富内涵。

    在何晏、王弼的理论基础上,奠定以研究“道”为核心的玄学理论基础。王肃过分强调个人才德的、极端“有为”的儒学思想由此没落。可是儒学自身并没有没落,魏晋南北朝大多数学者只是把玄学当成儒学思想的补充。

    汉儒学理论基础“天人合一”的不批自倒,使王肃引入“道”为根,意图将儒学理论重建。到何晏、王弼等人对“道”的研究,产生了玄学。

    如佳将这个意思说与王戎。王戎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前所未闻。当然了,二十一世纪也没有人提出这个理论,人们不喜欢研究这一段令人伤怀的历史。在小农思想意识下,重农仰商,也不可能理解这一时期的贵族的‘自由流’。

    王戎沉思不语,刘琨也是玩味良久,如佳一看竟然冷了场,也就接着说玄学兴起的第三个原因。

    魏晋篡位立国,需要大臣们配合,最少要大臣们不干扰其所为。所以希望群臣胆小怕事,政治无为无欲,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曹操在处理许都失火事件的凶残做法。建安二十三年元宵节,耿纪、韦晃等五位汉朝志士,对曹操自立魏王,骄奢淫逸、欺君罔上的暴行痛恨不已,决定利用元宵节发动政变、火烧许都,然天不灭曹,政变未果,被曹操残酷镇压。当所有朝廷官员被押解到曹操面前时,曹操令在左右分设红、白旗一面,声称政变当日许都大火之时,主动出门前去救火的人站到红旗下,而闭门不出的官员站到白旗下;那些曾救火的人,还有虽然没有前去救火,但自认为救火肯定是有功之臣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有三分之二多的人都站到了红旗下,结果如呢?

    曹操一声冷笑,命将站在红旗下的三百多名官员全部绑缚到漳河边砍头,众人一齐喊冤,曹操怒斥这些人:“不是为了救火,而是为了助贼!”。而那些站在白旗下闭门不出、坐岸观火的官员,反而幸免于难,并被重赏!

    这就是无为被赏。这奠定了魏晋思想意识形态中政治‘无为’的总基调。

    而士族的生活无忧,政治无为使得他们的人生理想转变为追求长寿,道家的‘隐居避世,养性保寿’被士族崇尚。

    王戎对如佳的这个说法深以为然,叹道:”竹林七子,个个才德出众。他们荒诞不羁的行为后面,就是为了掩藏其内心的痛苦,他们在表达对司马家的不满。虽然我也被世人称为竹林七贤之一,但当时我年少无知,锐意进取,并不能体会他们的心情。当年出游,嵇康见到我,竟说我的出现败了他们的兴致,多年之后,我才知其中含义。”

    王戎看着如佳道:“今天听你的高论,真是三生有幸,你的思想我听懂了:从宏观上讲,士族壮大后,需要一个讲究‘个人’的思想意识,在思想上为士族服务;微观的看,道被引入儒学,取代天人感应。然后‘道’成为最尖端的研究对象。成为玄学的开端;另外,曹氏和司马氏的皇权争夺的现实奠定了士族政治无为的总基调,你说的真是大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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