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王朝也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士族社会本质。因为，他把庄园主们都杀光，反倒是生产急剧下降。大多数人们生活更艰苦，政权也失去财政支持。
这一点应该很好理解，在士族社会代表最高生产力之下，你无法除去他。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大企业主都拿下来，不允许再出现大企业。后果将是，人民的生活更艰苦，社会所能创造的价值更少。
可是，北方王朝虽然也依赖于士族社会，但是士族没有统治地位。因为，北方王朝是以“本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
这样北方王朝对士族的管控能力很强。在北方，士族往往只有‘议政权’。即使如崔浩这样的高官，也没有军事决断权。
而南方士族在东晋几乎有‘执政权’，即使在宋齐梁陈也有很强参政权。不要认为南方王朝的法制松散，广大人民就能获得比较轻松的生活。政府少有作为，是让权于庄园主，而庄园主对人民的管理就更加的不法制，私刑泛滥。更糟糕的是，士族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力，将这种私刑和蛮横带到了庄园之外的社会中。使自耕农和小地主得到了更大的压迫。
而北方政权在无法排除对士族经济依赖的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士族的方法。
我管这种政策叫“内松外严”。为了满足生产，北朝首先承认士族的庄园内部特权，以支持生产。士族庄园里管理的农民成千上万，如果士族在庄园内部没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将无法调度、组织生产。就像今天各国对大企业在企业内也有一些法律倾斜。比如说，员工迟到五分钟，往往会被罚款。现在好多行政部门都没有罚款权，可是大企业却能做到。
这里就又解释了，为什么明清基本没有大庄园主这个阶级（或许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却没有这个“阶层”）。就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成为赋税的主体之后，王朝不再给予大庄园主这样的内部权力。
明清的所谓大地主和魏晋的大庄园主相比，就是一个“破落户”。魏晋大庄园主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明清大地主怎么能比。其中原因就是，明清大地主没有王朝更大的法律倾斜，明清大地主无法管控太多人。管松了，形不成生产力；管严了，打伤佃户一只胳膊，大地主就被县令扔进大牢了。
北朝对大士族阶层首先是“内松”，松到什么程度？甚至比南朝还松！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认了大士族阶层在庄园内部的宗主身份，权力极高。这一点比南朝对士族阶层还要好。
但是，北朝对士族阶层在其庄园外则管理甚严，不允许他们将庄园内的特权带入社会。打击乡间恶霸，尤其是对伤人、伤身案件严厉打击。
大家要理解，那个时期的“恶霸”绝大多数是士族庄园主，庄园主手下有几百上千部曲，单个的好汉怎么能在他们面前做“恶霸”。
在士族社会中，士族有做“恶霸”的特质。先不说他们对农田的贪婪，对自身自由的渴望，单就从经济层面讲，他们也有作“恶霸”的需求。因为，随着士族庄园主开垦农田的增加，需要大量佃户、部曲。而购买部曲或强迫自耕农加入，是捷径中的捷径，成本最小，见效最快。
如果等着部曲内部小孩的成长，则周期太长，太不划算。
所以，北朝对士族阶层的“内松外严”，不仅确保了生产、赋税，安定了社会。还产生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庄园没有庄园外部特权，逼迫他们比较重视庄园内部的人口问题，重视人口增长。这样，北朝即使在庄园经济为主时，人口也比南朝多。后来，北朝破除了庄园“统治”的经济模式后，人口就更多，数倍于南朝。使北朝可以轻松统一南朝。
士族社会买人、抢人，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人口超过东汉，可是他们在一千大几百年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所以，到了中世纪，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不止数倍，相当于中国宋代时，宋代人口上亿，而欧洲最大国神圣罗马帝国，本国人口只有大几百万。从罗马帝国开始，欧洲的奴隶社会是以奴隶贸易昌盛而成名的。到现在，中国有很多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当然承认有奴隶），就是因为，中国很早就不存在这种繁荣的奴隶贸易。小时候笔者在读《中国古代史》时，也对这一点产生迷茫。按西方的说法，应该是占领一个地方，而将这个地方的人变为奴隶。但是很显然，西周战败商朝，不仅没有把商朝遗民当成奴隶，而贵族还是贵族，只是将他们实力弱化。一部分扔到辽东，一部分建立宋国，这一点非常不符合西方人对奴隶社会的定义。这也说明，中国以“德”治国的理念，源远流长。
到1754年（清乾隆年间）的欧洲七年战争时期，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欧洲大陆随后进入大革命时代。
战前欧洲人口少的可怜，德国二百多万，英国四百来万，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也都是七、八百万人。自大革命以后，人口才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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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应该很好理解，在士族社会代表最高生产力之下，你无法除去他。就像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把大企业主都拿下来，不允许再出现大企业。后果将是，人民的生活更艰苦，社会所能创造的价值更少。
可是，北方王朝虽然也依赖于士族社会，但是士族没有统治地位。因为，北方王朝是以“本族”武装为统治核心的。
这样北方王朝对士族的管控能力很强。在北方，士族往往只有‘议政权’。即使如崔浩这样的高官，也没有军事决断权。
而南方士族在东晋几乎有‘执政权’，即使在宋齐梁陈也有很强参政权。不要认为南方王朝的法制松散，广大人民就能获得比较轻松的生活。政府少有作为，是让权于庄园主，而庄园主对人民的管理就更加的不法制，私刑泛滥。更糟糕的是，士族为了获得更多的人力，将这种私刑和蛮横带到了庄园之外的社会中。使自耕农和小地主得到了更大的压迫。
而北方政权在无法排除对士族经济依赖的情况下，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待士族的方法。
我管这种政策叫“内松外严”。为了满足生产，北朝首先承认士族的庄园内部特权，以支持生产。士族庄园里管理的农民成千上万，如果士族在庄园内部没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将无法调度、组织生产。就像今天各国对大企业在企业内也有一些法律倾斜。比如说，员工迟到五分钟，往往会被罚款。现在好多行政部门都没有罚款权，可是大企业却能做到。
这里就又解释了，为什么明清基本没有大庄园主这个阶级（或许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却没有这个“阶层”）。就是在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成为赋税的主体之后，王朝不再给予大庄园主这样的内部权力。
明清的所谓大地主和魏晋的大庄园主相比，就是一个“破落户”。魏晋大庄园主管理成千上万的人，明清大地主怎么能比。其中原因就是，明清大地主没有王朝更大的法律倾斜，明清大地主无法管控太多人。管松了，形不成生产力；管严了，打伤佃户一只胳膊，大地主就被县令扔进大牢了。
北朝对大士族阶层首先是“内松”，松到什么程度？甚至比南朝还松！到了北魏初期，甚至直接承认了大士族阶层在庄园内部的宗主身份，权力极高。这一点比南朝对士族阶层还要好。
但是，北朝对士族阶层在其庄园外则管理甚严，不允许他们将庄园内的特权带入社会。打击乡间恶霸，尤其是对伤人、伤身案件严厉打击。
大家要理解，那个时期的“恶霸”绝大多数是士族庄园主，庄园主手下有几百上千部曲，单个的好汉怎么能在他们面前做“恶霸”。
在士族社会中，士族有做“恶霸”的特质。先不说他们对农田的贪婪，对自身自由的渴望，单就从经济层面讲，他们也有作“恶霸”的需求。因为，随着士族庄园主开垦农田的增加，需要大量佃户、部曲。而购买部曲或强迫自耕农加入，是捷径中的捷径，成本最小，见效最快。
如果等着部曲内部小孩的成长，则周期太长，太不划算。
所以，北朝对士族阶层的“内松外严”，不仅确保了生产、赋税，安定了社会。还产生一个极端重要的直接效果，即大庄园没有庄园外部特权，逼迫他们比较重视庄园内部的人口问题，重视人口增长。这样，北朝即使在庄园经济为主时，人口也比南朝多。后来，北朝破除了庄园“统治”的经济模式后，人口就更多，数倍于南朝。使北朝可以轻松统一南朝。
士族社会买人、抢人，比养人划算，是士族社会模式下人口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西方在罗马帝国时，人口超过东汉，可是他们在一千大几百年里，没有走出士族社会。所以，到了中世纪，全欧总人口比中国少了不止数倍，相当于中国宋代时，宋代人口上亿，而欧洲最大国神圣罗马帝国，本国人口只有大几百万。从罗马帝国开始，欧洲的奴隶社会是以奴隶贸易昌盛而成名的。到现在，中国有很多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奴隶社会（当然承认有奴隶），就是因为，中国很早就不存在这种繁荣的奴隶贸易。小时候笔者在读《中国古代史》时，也对这一点产生迷茫。按西方的说法，应该是占领一个地方，而将这个地方的人变为奴隶。但是很显然，西周战败商朝，不仅没有把商朝遗民当成奴隶，而贵族还是贵族，只是将他们实力弱化。一部分扔到辽东，一部分建立宋国，这一点非常不符合西方人对奴隶社会的定义。这也说明，中国以“德”治国的理念，源远流长。
到1754年（清乾隆年间）的欧洲七年战争时期，欧洲大陆贵族耗尽了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欧洲大陆随后进入大革命时代。
战前欧洲人口少的可怜，德国二百多万，英国四百来万，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也都是七、八百万人。自大革命以后，人口才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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