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一十三章 摇滚不死
一曲高级动物，在点燃了现场气氛的同时，也打开了在场许多人记忆的闸门，今天来到的现场的观众，有好些都曾见证过十三年前的那场震撼人心的演出。
十三年前，窦维、张储、何永，以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所参加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当时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创下红勘现场观众记录。
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那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
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这么疯狂、这么疯狂，红勘历年的规矩只准观众坐着观看演出，可是演出当天，所有的观众都站着和着音乐手舞足蹈，有的甚至站在椅子上，还把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砸坏，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哭喊着何永，窦维等人的名字，演出结束几天里，香江几乎所有报纸的连续三天都以头版来报道那次演出的盛况，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十三年过去了，当窦维站在舞台上，再度唱响这首高级动物的一瞬间，所有人又再一次陷入了疯狂。
魔岩三杰，这个早已逐渐被人淡忘的称谓，又再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继续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
高级动物之后，这场演出的大幕才算是正式拉开，一如当年一样，窦维，张储，何永三人轮番登台，现场的气氛也并非只用一个疯狂就足以形容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了他们的音乐之中，难以自拔。
窦维是位先锋的音乐家，这个词语放在他身上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也似乎会带去些贬义，而窦维就像他的暮良文王一样的淡然，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拒着这个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的社会。
所以他再一次唱响黑色梦中的时候，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只有唱腔，只有低沉的贝斯声，然后他从中脱开去，沧桑牵连不再有遗憾。
宋铮始终觉得那句 “最好闭上你的嘴”之后是有歌词的，只是窦维没有唱出来，闷哼了曲调之后“哦对，这样才算是爱”，他想说什么，这是个谜，对于多年不曾唱歌的窦维来说，或许自己也都不再记得。
把唱腔淡化成一种乐器，融合到他所创造那种氛围之中，那是纯正的音乐，脱离了世俗，向着他所看到的那个高度，他把自己看到的，全部通过音乐来呈现。
张储是位诗人，这是宋铮一直以来的感觉，张储的高度远远凌驾于那些所谓的大师之上，只是一句“麦子还在向着太阳奋力生长”就使夏季跃然于眼前，那种温热，那种不屈。
张储的人生悲剧在于他的单纯与商业的恶毒，否则中国当代就会有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前一个是海子，他在山海关的铁轨间碾碎了所有的丑恶。
他不善于言谈，而他的诗句则充满力量，“有一种荒谬的感觉”，当年的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他的唱片红极一时，但他却从中找不到任何真实感，因为一切都是商业化泛起来的泡沫，越做，则越容易破碎。
他不适合在灯光下演出，面对着台下各种颜色的眼睛时他会拘束，现场的张储与cd中的截然不同，他的色泽，以及对唱腔的把握，只有封闭起来的空间里才会完全暴露出来，而正是这种腼腆，才让他的每次演出都成为不可替代的唯一。
如果说干净，那么张储绝对是这世上最干净的那一类人，无论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面近乎直白的描述，还是造飞机的工厂里对生活疯狂的架构，张储所带来的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对于这世界的困惑，和这世界的困惑。
如果说张储是一位诗人的话，那么何永便是战士了，他无愧于“朋克教父”这一称号，被封杀只是和谐社会开始运作的一个苗头，之后人们便看到了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件，而何永，早在垃圾场中所预言道：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当他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喊“有没有希望时”，一些人害怕了，就像鲁迅的投枪刺穿那一堵堵纸糊的城墙一般，现场的灯忽然被打得特别亮，音乐声停止，沉默是爆发。
还有那首钟鼓楼中，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多么讽刺！
“燕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何永这样说，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走，彻底地飞走飞远。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却难以拥有接下来的时代，他们像是94年映在脸上的灯光一般，过了，就熄灭了。
中国，终究不是摇滚的乐土。
中国摇滚比西方摇滚生得晚，死得早，其实，它到底有没有活过，要答这个问题，恐怕他们这些痴迷了半生的摇滚老炮儿都会觉得恍惚。
依稀还记得八十年代燕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就是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建。
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它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到给你一点颜色，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英雄，中国摇滚乐先行者崔建一路坚实地前进，以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才华，先知般觉悟和勇气，吼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的摇滚自那之后，也的确红火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短暂的辉煌过去之后，一切又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迅速被扫到了被批判的一方。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更有一些人对摇滚始终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摇滚喧嚣吵闹，声嘶力竭，说它的非主流。
那么所谓的主流又是什么？
许多歌手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一个个垃圾音乐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而偏偏还要强迫人们去做一名垃圾音乐的消费者，这难道不荒唐。
从摇滚音乐开始发展至今，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激烈地反对它，大张旗鼓地宣扬它的灰暗面。
摇滚音乐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激烈的吵闹声中，随之而来的伴生产物是什么？
性，毒品，暴力？
还离经叛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
他们大声地宣扬着，隐去摇滚音乐的一切，以及摇滚本身。
而他们自己呢？
接受过中庸保守的传统教育，然后被其束缚一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人没有像“老美”那样坦然的心理去摇滚着接受时代的变革。
时代变革在国人的心中是片阴影，而被传统文化磨灭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
摇滚人的创作，包容着尖锐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思想，它的歌词的社会关注性，大胆直率的批判性，愤怒叛逆的忧患意识，使道貌岸然的偏见者们出着虚汗。
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旧文化的辉煌离去已远，而新文化的蜕变时代还没到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光怪陆离的思想和大众文化不正常的取向。
于是所有人在茫然中沉默着，而摇滚音乐作为新锐的音乐元素，期盼在沉默中爆发出来。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变迁中，越来越被抛弃到无所依无所助的孤独状态，物质生活无法掩饰人们失去灵魂的苦闷，也承受着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空虚寂寞，所以，人们需要摇滚这个体现内心真实状态的东西。
真正的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摇滚乐又是真实的，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谈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中国，摇滚乐却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
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
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更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
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
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
那么，什么方式才是对的？
当然就是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
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
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
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
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大众最不能接受的。
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
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是合谋的。
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
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
那么，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
从理论上讲，答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野性的力量。
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人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蚩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
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乐文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
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吗？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的、理性的。
这就决定了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
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
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就衰颓下来了。
在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那里，那种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狷，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情，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其实就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此外，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秉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它既是冷性的政治运作，也包含热性的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是没有价值维度的，如果说它有所指向，那就是打破常规，革新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隐含着摇滚的精神。
革命，战争，这一切野性的力量都与摇滚相通，但是摇滚将它们形式化了，将它们限定在特定的舞台。
这样就容易理解，在崔建、唐朝的演唱会上，为什么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会成为摇滚乐迷，因为他们的心性是相通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物换星移，国人的热情逐渐消解，悠久的民族传统也逐渐恢复起来了，伦理的力量在加强，在普罗大众中，可以感受到对摇滚乐的强有力的抵制。
那些装束奇特，内心善良的摇滚乐人，理所当然地被归入“街头痞子”的行列，他们那吵闹的音乐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不过窦维，张储，何永他们这些痴迷于摇滚的真性情者，依然选择坚守，或者说，他们无路可退，只能在别人的注视下，一条道走到黑。
“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何永在舞台上声嘶力竭的呐喊者，台下众人早已经热泪盈眶，不管有没有希望，他们依然执着，坚定的相信着摇滚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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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高级动物，在点燃了现场气氛的同时，也打开了在场许多人记忆的闸门，今天来到的现场的观众，有好些都曾见证过十三年前的那场震撼人心的演出。
十三年前，窦维、张储、何永，以及作为嘉宾演出的唐朝乐队，所参加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当时现场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近万名观众，创下红勘现场观众记录。
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那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
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这么疯狂、这么疯狂，红勘历年的规矩只准观众坐着观看演出，可是演出当天，所有的观众都站着和着音乐手舞足蹈，有的甚至站在椅子上，还把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砸坏，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哭喊着何永，窦维等人的名字，演出结束几天里，香江几乎所有报纸的连续三天都以头版来报道那次演出的盛况，这也是史无前例的。
十三年过去了，当窦维站在舞台上，再度唱响这首高级动物的一瞬间，所有人又再一次陷入了疯狂。
魔岩三杰，这个早已逐渐被人淡忘的称谓，又再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继续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
高级动物之后，这场演出的大幕才算是正式拉开，一如当年一样，窦维，张储，何永三人轮番登台，现场的气氛也并非只用一个疯狂就足以形容了，所有人都沉浸在了他们的音乐之中，难以自拔。
窦维是位先锋的音乐家，这个词语放在他身上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也似乎会带去些贬义，而窦维就像他的暮良文王一样的淡然，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拒着这个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的社会。
所以他再一次唱响黑色梦中的时候，舞台上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只有唱腔，只有低沉的贝斯声，然后他从中脱开去，沧桑牵连不再有遗憾。
宋铮始终觉得那句 “最好闭上你的嘴”之后是有歌词的，只是窦维没有唱出来，闷哼了曲调之后“哦对，这样才算是爱”，他想说什么，这是个谜，对于多年不曾唱歌的窦维来说，或许自己也都不再记得。
把唱腔淡化成一种乐器，融合到他所创造那种氛围之中，那是纯正的音乐，脱离了世俗，向着他所看到的那个高度，他把自己看到的，全部通过音乐来呈现。
张储是位诗人，这是宋铮一直以来的感觉，张储的高度远远凌驾于那些所谓的大师之上，只是一句“麦子还在向着太阳奋力生长”就使夏季跃然于眼前，那种温热，那种不屈。
张储的人生悲剧在于他的单纯与商业的恶毒，否则中国当代就会有第二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前一个是海子，他在山海关的铁轨间碾碎了所有的丑恶。
他不善于言谈，而他的诗句则充满力量，“有一种荒谬的感觉”，当年的他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他的唱片红极一时，但他却从中找不到任何真实感，因为一切都是商业化泛起来的泡沫，越做，则越容易破碎。
他不适合在灯光下演出，面对着台下各种颜色的眼睛时他会拘束，现场的张储与cd中的截然不同，他的色泽，以及对唱腔的把握，只有封闭起来的空间里才会完全暴露出来，而正是这种腼腆，才让他的每次演出都成为不可替代的唯一。
如果说干净，那么张储绝对是这世上最干净的那一类人，无论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里面近乎直白的描述，还是造飞机的工厂里对生活疯狂的架构，张储所带来的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对于这世界的困惑，和这世界的困惑。
如果说张储是一位诗人的话，那么何永便是战士了，他无愧于“朋克教父”这一称号，被封杀只是和谐社会开始运作的一个苗头，之后人们便看到了各种各样离奇的事件，而何永，早在垃圾场中所预言道：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当他在舞台上声嘶力竭地喊“有没有希望时”，一些人害怕了，就像鲁迅的投枪刺穿那一堵堵纸糊的城墙一般，现场的灯忽然被打得特别亮，音乐声停止，沉默是爆发。
还有那首钟鼓楼中，有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
多么讽刺！
“燕京的钟鼓楼上，有一只石雕的麒麟，在那儿站了几百年，默默地凝视天空、土地和人民，似乎总在等待。有一天，会有一阵大风吹过，它会随风飞起来。”
何永这样说，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飞走，彻底地飞走飞远。
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却难以拥有接下来的时代，他们像是94年映在脸上的灯光一般，过了，就熄灭了。
中国，终究不是摇滚的乐土。
中国摇滚比西方摇滚生得晚，死得早，其实，它到底有没有活过，要答这个问题，恐怕他们这些痴迷了半生的摇滚老炮儿都会觉得恍惚。
依稀还记得八十年代燕京工体那个沸腾的夜晚，那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那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那就是中国的“摇滚教父”崔建。
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
一无所有宣布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它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声音。
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到给你一点颜色，做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英雄，中国摇滚乐先行者崔建一路坚实地前进，以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才华，先知般觉悟和勇气，吼出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声音。
中国的摇滚自那之后，也的确红火了一段时间，可是在短暂的辉煌过去之后，一切又被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并且迅速被扫到了被批判的一方。
也有很多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更有一些人对摇滚始终抱有偏见，他们认为摇滚喧嚣吵闹，声嘶力竭，说它的非主流。
那么所谓的主流又是什么？
许多歌手在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一个个垃圾音乐流水线上的操作员，而偏偏还要强迫人们去做一名垃圾音乐的消费者，这难道不荒唐。
从摇滚音乐开始发展至今，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激烈地反对它，大张旗鼓地宣扬它的灰暗面。
摇滚音乐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在激烈的吵闹声中，随之而来的伴生产物是什么？
性，毒品，暴力？
还离经叛道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
他们大声地宣扬着，隐去摇滚音乐的一切，以及摇滚本身。
而他们自己呢？
接受过中庸保守的传统教育，然后被其束缚一生。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国人没有像“老美”那样坦然的心理去摇滚着接受时代的变革。
时代变革在国人的心中是片阴影，而被传统文化磨灭的叛逆精神一去不返。
摇滚人的创作，包容着尖锐的时代精神和变革思想，它的歌词的社会关注性，大胆直率的批判性，愤怒叛逆的忧患意识，使道貌岸然的偏见者们出着虚汗。
有人说，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旧文化的辉煌离去已远，而新文化的蜕变时代还没到来，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有的只是光怪陆离的思想和大众文化不正常的取向。
于是所有人在茫然中沉默着，而摇滚音乐作为新锐的音乐元素，期盼在沉默中爆发出来。
每一个人在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变迁中，越来越被抛弃到无所依无所助的孤独状态，物质生活无法掩饰人们失去灵魂的苦闷，也承受着更多的内心挣扎和空虚寂寞，所以，人们需要摇滚这个体现内心真实状态的东西。
真正的摇滚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反动和具有破坏力，好的摇滚是一种有责任感的音乐，摇滚乐又是真实的，直面着并不乐观的人生，谈着真话，唱着真实的心情。
但是在中国，摇滚乐却被视为“靡靡之音”，遭到高雅文化界的鄙视，继而被当作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受到有关部门的严厉禁止。
随着商品经济的全面开展，它又被精英知识界当作商业文化加以抨击。可是摇滚乐并未受惠于商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相反倒是受到商业流行乐的强力挤兑。
顾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可谓四面受敌，处处挨打，在一些人的意识中，摇滚乐完全是被当作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对待的。
一般来说，市民大众是传统道德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对于任何反常规的行为或生活方式，人们很容易表现出道德的愤慨。
即使服饰上的些许创新也是要引来非议的，那种放浪形骸的新潮艺术形象就更不免成为众矢之的。
许多人不理解，摇滚乐为什么非得有那种落拓不羁的姿态？
歌曲为什么非得这么唱？
唱的歌没有什么不对，但唱的方式不对。
那么，什么方式才是对的？
当然就是大众认可的方式，当大众都穿灰布中山装时，西服革履就不对，当大众都剪掉了辫子，长发披肩就不对，大众的趣味是无可争辩的。
有的摇滚乐手为自己辩护，摇滚乐也是一种音乐形式，譬如长发什么的是摇滚歌手的“行头”，就像京剧有自己的行头一样，恐怕这样的说辞只会像阿q那样招来赵七爷们的当头棒喝。
无疑，摇滚乐有自己的方式，但绝对没有京剧那样的“程式”，也不可能有自己的“行头”。
如果说摇滚乐有自己的姿态，那就是与世俗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的姿态，外在的形式虽然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是完整的，削发不一定为僧，同样留发不一定就是道士，虽然它们都是非世俗的一种标志。
对摇滚方式的指责其实正是对摇滚本身的指责，当人们指责长发披肩的摇滚歌手“不男不女”时，他们对那种男扮女妆、学娘娘腔的戏剧却又热忱不已。
可见，头发并不是问题的核心，男女之别也非关键所在，关键的是摇滚乐不妥协的反世俗的姿态，这是深受礼仪熏染的大众最不能接受的。
西方的卫道者们也不能接受摇滚，但是他们至少还能接受奇装异服，接受个性，毕竟他们还有自由主义的传统，相比之下，摇滚乐在东方的发展就要困难得多。
市民文化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一点已逐渐为有识之士认同，那么，高雅的学院文化呢？
在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上，它与市民文化是不谋而合的，或者是合谋的。
表面上看，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是高雅对低俗的一种反击，因为摇滚乐威胁它的崇高地位。
其实，高雅文化对摇滚乐的抵制，不仅仅出于高雅文化自我利益的维护，不仅仅是文化阶级的阶级歧视，而是在民族文化传统上与市民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
摇滚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文化，它虽然发端于一个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民间音乐，但就其整个精神来说，则是西方浪漫主义传统的产物。
那么，中国文化中是否包含着西方式浪漫主义的基因，更具体地说，摇滚乐的基因呢？
从理论上讲，答应该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文明都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必然包含着野性的力量。
在中国上古时期，尽管经过三代，特别是有周代的礼乐政治的教化，文明与野蛮的疆界已经牢固确立，但是人们从残存的神话片断中还是了解到，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逐日的夸父、与颛顼争帝的共工、大战黄帝的蚩尤，以及无头英雄刑天。
他们所代表的原始力量被礼乐文化压抑在文化意识的底层，无论儒、道、墨，还是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是认同的。
以儒家为代表的历史理性主义还试图将它们从历史的记忆中抹去，但是它们始终潜藏在中国人的生命中，不断转变为贫穷、战争和暴虐。
在道家自然无为的外衣下，它也偶露狰狞，如魏晋名士的狂放，不就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吗？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自然力量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往往是温和的、理性的。
这就决定了名士的狂放不可能具有西方浪漫派诗人那样的狂热和野性，不可能具有狄奥尼索斯式的自我焚烧的激情。
中国文化是否蕴含摇滚精神，这个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沟通和开放着原始生命。
据史家研究，秦汉以上的中国人也曾有过阔大活泼的生命力，那时兵道大盛，百姓多勇武强悍，富于冒险和牺牲精神。
只是汉以后，以孝治天下，家大于国，行为轨于礼，思想定一尊，那种阔大的生命活力就衰颓下来了。
在儒家文化的创始者孔子那里，那种勇武进取的精神也是受到称道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中行决非平庸随和，事实上它是很难做到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狂狷，狂即进取、豪放，是一种极端形式。狂出真性情，也不失为圣人之道，这说明，以伦理政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是向生命真实开放的，这种叛逆的行动的精神，其实就是摇滚乐在中国生长的土壤。
此外，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秉承了浪漫主义传统，它既是冷性的政治运作，也包含热性的浪漫精神。
浪漫精神是没有价值维度的，如果说它有所指向，那就是打破常规，革新秩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革命的逻辑中隐含着摇滚的精神。
革命，战争，这一切野性的力量都与摇滚相通，但是摇滚将它们形式化了，将它们限定在特定的舞台。
这样就容易理解，在崔建、唐朝的演唱会上，为什么一些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会成为摇滚乐迷，因为他们的心性是相通的。
不过，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物换星移，国人的热情逐渐消解，悠久的民族传统也逐渐恢复起来了，伦理的力量在加强，在普罗大众中，可以感受到对摇滚乐的强有力的抵制。
那些装束奇特，内心善良的摇滚乐人，理所当然地被归入“街头痞子”的行列，他们那吵闹的音乐更是让人深恶痛绝。
不过窦维，张储，何永他们这些痴迷于摇滚的真性情者，依然选择坚守，或者说，他们无路可退，只能在别人的注视下，一条道走到黑。
“有没有希望？有没有希望？”
何永在舞台上声嘶力竭的呐喊者，台下众人早已经热泪盈眶，不管有没有希望，他们依然执着，坚定的相信着摇滚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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