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会走向正向循环并不奇怪。
根据苏咏霖的了解，当前明帝国的政治态势对于复兴会来说并不紧张。
一百五十二个复兴县可以大摇大摆正正当当的在其中宣扬复兴会的新思想，组织农民搞新生产运动。
复兴会在新农村中可以这样做，而其余散布在不属于复兴县的县域之中的乡村机构其实也能这样做。
当初苏咏霖在全国行政区域划分的时候已经竭尽可能拉偏架了。
他不断地把村乡二级农会多的地方划分在一起，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复兴县，以增加复兴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数量，与传统士绅争夺土地和人口。
但是有一些乡村位置比较偏远，散布不规范，苏咏霖也没办法强行改变行政区划。
一百五十二个复兴县成了他现在的基本盘，而这是目前复兴会全部底牌的四分之三。
散布其外的乡村也占有四分之一的体量，依然很重要，不能不考虑。
说起来，苏咏霖创立总务局提领中原以来，复兴会和旧官僚旧士绅之间的势力界限就不是那么明确，在部分区域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复兴县当然是清晰的，但是除开复兴县之外，还有一些新农村和乡农会并不处在复兴县之中。
那些旧士绅旧官僚担任行政官员的行政辖区内所存在的新农村和乡农会就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存在。
早期，这些和苏咏霖关系密切的乡村被视作造反源头，被这些官员和地方士绅所恐惧、戒备，生怕这些造反的暴民朝他们发泄怒火。
苏咏霖的势力膨胀之后，这些人也被纳入光复军政权之中，和复兴会的力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盟友，那么对待这些地方也就没有了敌意，但是戒备和恐惧依然存在。
这些村子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们也略有耳闻，那些原本掌握权力的女真地主或者汉人地主因为反抗光复军而惨遭公审处决的消息他们也都知道。
苏咏霖也是后来才得知在这些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新农村和乡农会其实和当时的光复军、现在的明军是绑定在一起的。
因为最早苏咏霖麾下的光复军就是起自乡村，苏咏霖的兵都是农民兵，所以地方官员们都知道苏咏霖打金人分田地，给这些农民兵的家庭授田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这些农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所谓的军属，在税收等诸多政策上是有一定优待的，和军队有很深厚的关系。
建国之初，军队极为强势，地方官员都不敢插手和军队相关的事情，更别说和军属闹事，所以也就不自觉的忽略了他们。
所以当下除了复兴县内的新农村和乡农会之外，这些传统势力范围之内的新农村和乡农会实际上处在一种微妙的自治状态之下，与传统士绅控制之下的农庄其实差不多。
它们除了按时缴纳税收给县里，其余时候这些地方都在接受复兴会中央的号令，不听县府的。
县府不知道这些村庄实际上被复兴会掌控，只当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类似于大地主控制土地的自治组织，也不会自讨没趣派人去这些地方骚扰村民，平时就当他们不存在，等收钱的时候派人去拿钱就好了。
反正他们也不会少交一分税收。
这反倒还降低了县府的行政负担和行政风险。
传统行政领域方面，官府对城市居民的管理比较精细，而且多为直接管理。
就以宋朝为例子，宋朝的城市化率其实很高，约有百分之二十，城市居民数量很大，以至于单独设立户籍，单独设置专门税种。
在北宋的开封城，为了直接管理和向这些城市居民征税，宋人甚至开创了桥头税等税收模式，可谓是精细化管理。
不过离开政治中心，离开城池，到广大的乡野之中，官府对乡野的管控就比较粗糙了。
因为财政实在是很紧张，把官方力量深入到乡村是需要安排更多的官吏岗位的，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养官费用支出，朝廷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所以干脆就到县为止好了。
除了部分比较有良心和功业心的县官，大部分县官和治下百姓的联系只有在税收方面才特别紧密，其他时候老百姓是真的不愿意看到官府的人来他们这里晃悠。
一般而言有大中小地主控制的土地和佃户自然是他们负责管理，然后派人和大中小地主对接，通过他们间接管理土地和人口，并且通过他们征收赋税。
自然，这一部分的赋税可能数量就不太确定了。
而且面对这样一些自己有一定势力的大中小地主，因为存在一定的利益往来的可能，所以官府也会相对气一些。
而没有一定规模地主的农业区域就属于自耕农区域，这些区域基本上就是县府直接派人下乡征税，那手段就比较粗暴，征税次数也不好说，地方财政有什么问题最先倒霉的也是他们。
所以千万别以为官府亲自管理就是好事。
部分乡绅可能还知道不能杀掉下蛋的母鸡，拿了蛋知道撒把米稍微安抚一下咕咕叫的母鸡们，以维持一个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的状态，而穿着官服的小吏们根本不管这些。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一而再再而三的征税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顺便给上面办事的时候自己也可以捞一笔，所以杀鸡取卵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人间乐事。
他们才不管什么可持续性发展呢。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皇权不下乡，但是皇朝县府的统治力量绝对不薄弱，绝对也不是地方上的橡皮图章。
一个县令看上去地位很低，品级不高，手上也没什么力量，很容易被地方乡绅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破家灭门的县令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事情苏咏霖在南宋见的多了，他亲眼见过一些统治地方比较粗暴且性格强势的县官是怎么治理地方的。
说是皇权统治不下乡，可实际上只是说朝廷不愿意正式设置官员和吏员的位置给他们发钱，想节省养官的费用，但是作为一县之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官，县令的权力一点也不少。
他们有权力，有名义，多的是愿意为他办事的人，他们动辄就能聚集三五百号打手下乡对抗税的百姓进行镇压和强制征税，手段相当严酷。
甚至苏咏霖还听说有些县令能动用上千号人为他办事，整个县域内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有些不长眼的地主以为自己在当地很有势力，敢撩拨县令的虎须，结果被县令多次强制征税，想方设法找茬儿收钱，用权力各种使绊子，没两年就被折腾的家破人亡。
县令一旦发飙，只要你不是体制内的人物，破家灭门只在旦夕之间，一县之中，除了某些背后有人的势力，没有人可以真正抗衡县令的权威。
他们坐在县衙里，代表的是帝国的皇权，动动嘴发发声，就能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的生死。
但是这也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这些县令平时耍威风不要紧，但要是失去了“度”，真要把人逼急了，他们分分钟起事造反杀进县府，往往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县令。
所以破家灭门的县令也并非就完全没有风险了。
现在这些农会组织会自己管理农民，自己负责生产，自己主动提供税收给县府，虽然莫名的让县府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坏事。
于是这些早就存在于县域之内的“自治乡村”在他们的眼睛里就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战时和建国过程中就存在的这些农会和苏咏霖以及明军有着直接的关联，本身就是公开的直接归属于苏咏霖的，被地方官员视作皇帝和军队的禁脔，不敢触碰。
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些农会组织可以继续扩张往官府和传统士绅的领域。
根据苏咏霖的了解，当前明帝国的政治态势对于复兴会来说并不紧张。
一百五十二个复兴县可以大摇大摆正正当当的在其中宣扬复兴会的新思想，组织农民搞新生产运动。
复兴会在新农村中可以这样做，而其余散布在不属于复兴县的县域之中的乡村机构其实也能这样做。
当初苏咏霖在全国行政区域划分的时候已经竭尽可能拉偏架了。
他不断地把村乡二级农会多的地方划分在一起，构筑成一个完整的复兴县，以增加复兴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数量，与传统士绅争夺土地和人口。
但是有一些乡村位置比较偏远，散布不规范，苏咏霖也没办法强行改变行政区划。
一百五十二个复兴县成了他现在的基本盘，而这是目前复兴会全部底牌的四分之三。
散布其外的乡村也占有四分之一的体量，依然很重要，不能不考虑。
说起来，苏咏霖创立总务局提领中原以来，复兴会和旧官僚旧士绅之间的势力界限就不是那么明确，在部分区域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
复兴县当然是清晰的，但是除开复兴县之外，还有一些新农村和乡农会并不处在复兴县之中。
那些旧士绅旧官僚担任行政官员的行政辖区内所存在的新农村和乡农会就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存在。
早期，这些和苏咏霖关系密切的乡村被视作造反源头，被这些官员和地方士绅所恐惧、戒备，生怕这些造反的暴民朝他们发泄怒火。
苏咏霖的势力膨胀之后，这些人也被纳入光复军政权之中，和复兴会的力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盟友，那么对待这些地方也就没有了敌意，但是戒备和恐惧依然存在。
这些村子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他们也略有耳闻，那些原本掌握权力的女真地主或者汉人地主因为反抗光复军而惨遭公审处决的消息他们也都知道。
苏咏霖也是后来才得知在这些地方官员的眼中，这些新农村和乡农会其实和当时的光复军、现在的明军是绑定在一起的。
因为最早苏咏霖麾下的光复军就是起自乡村，苏咏霖的兵都是农民兵，所以地方官员们都知道苏咏霖打金人分田地，给这些农民兵的家庭授田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这些农户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所谓的军属，在税收等诸多政策上是有一定优待的，和军队有很深厚的关系。
建国之初，军队极为强势，地方官员都不敢插手和军队相关的事情，更别说和军属闹事，所以也就不自觉的忽略了他们。
所以当下除了复兴县内的新农村和乡农会之外，这些传统势力范围之内的新农村和乡农会实际上处在一种微妙的自治状态之下，与传统士绅控制之下的农庄其实差不多。
它们除了按时缴纳税收给县里，其余时候这些地方都在接受复兴会中央的号令，不听县府的。
县府不知道这些村庄实际上被复兴会掌控，只当他们是一个又一个类似于大地主控制土地的自治组织，也不会自讨没趣派人去这些地方骚扰村民，平时就当他们不存在，等收钱的时候派人去拿钱就好了。
反正他们也不会少交一分税收。
这反倒还降低了县府的行政负担和行政风险。
传统行政领域方面，官府对城市居民的管理比较精细，而且多为直接管理。
就以宋朝为例子，宋朝的城市化率其实很高，约有百分之二十，城市居民数量很大，以至于单独设立户籍，单独设置专门税种。
在北宋的开封城，为了直接管理和向这些城市居民征税，宋人甚至开创了桥头税等税收模式，可谓是精细化管理。
不过离开政治中心，离开城池，到广大的乡野之中，官府对乡野的管控就比较粗糙了。
因为财政实在是很紧张，把官方力量深入到乡村是需要安排更多的官吏岗位的，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养官费用支出，朝廷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
所以干脆就到县为止好了。
除了部分比较有良心和功业心的县官，大部分县官和治下百姓的联系只有在税收方面才特别紧密，其他时候老百姓是真的不愿意看到官府的人来他们这里晃悠。
一般而言有大中小地主控制的土地和佃户自然是他们负责管理，然后派人和大中小地主对接，通过他们间接管理土地和人口，并且通过他们征收赋税。
自然，这一部分的赋税可能数量就不太确定了。
而且面对这样一些自己有一定势力的大中小地主，因为存在一定的利益往来的可能，所以官府也会相对气一些。
而没有一定规模地主的农业区域就属于自耕农区域，这些区域基本上就是县府直接派人下乡征税，那手段就比较粗暴，征税次数也不好说，地方财政有什么问题最先倒霉的也是他们。
所以千万别以为官府亲自管理就是好事。
部分乡绅可能还知道不能杀掉下蛋的母鸡，拿了蛋知道撒把米稍微安抚一下咕咕叫的母鸡们，以维持一个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的状态，而穿着官服的小吏们根本不管这些。
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一而再再而三的征税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事情，顺便给上面办事的时候自己也可以捞一笔，所以杀鸡取卵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人间乐事。
他们才不管什么可持续性发展呢。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皇权不下乡，但是皇朝县府的统治力量绝对不薄弱，绝对也不是地方上的橡皮图章。
一个县令看上去地位很低，品级不高，手上也没什么力量，很容易被地方乡绅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破家灭门的县令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事情苏咏霖在南宋见的多了，他亲眼见过一些统治地方比较粗暴且性格强势的县官是怎么治理地方的。
说是皇权统治不下乡，可实际上只是说朝廷不愿意正式设置官员和吏员的位置给他们发钱，想节省养官的费用，但是作为一县之内为数不多的真正的官，县令的权力一点也不少。
他们有权力，有名义，多的是愿意为他办事的人，他们动辄就能聚集三五百号打手下乡对抗税的百姓进行镇压和强制征税，手段相当严酷。
甚至苏咏霖还听说有些县令能动用上千号人为他办事，整个县域内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
有些不长眼的地主以为自己在当地很有势力，敢撩拨县令的虎须，结果被县令多次强制征税，想方设法找茬儿收钱，用权力各种使绊子，没两年就被折腾的家破人亡。
县令一旦发飙，只要你不是体制内的人物，破家灭门只在旦夕之间，一县之中，除了某些背后有人的势力，没有人可以真正抗衡县令的权威。
他们坐在县衙里，代表的是帝国的皇权，动动嘴发发声，就能决定一个人、一个家族的生死。
但是这也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这些县令平时耍威风不要紧，但要是失去了“度”，真要把人逼急了，他们分分钟起事造反杀进县府，往往第一个倒霉的就是县令。
所以破家灭门的县令也并非就完全没有风险了。
现在这些农会组织会自己管理农民，自己负责生产，自己主动提供税收给县府，虽然莫名的让县府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不是坏事。
于是这些早就存在于县域之内的“自治乡村”在他们的眼睛里就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战时和建国过程中就存在的这些农会和苏咏霖以及明军有着直接的关联，本身就是公开的直接归属于苏咏霖的，被地方官员视作皇帝和军队的禁脔，不敢触碰。
可是这并不代表这些农会组织可以继续扩张往官府和传统士绅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