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毛文龙倒霉的地方还不止于此，魏忠贤为了占据大义，指责熊廷弼放弃了山海关外的所有据点，这是明朝所有叛徒汉奸想做却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根本不顾他丢给努尔哈赤的是一个千里无鸡鸣的辽东，熊廷弼这么做到了坚壁清野的效果用东林党人惯用的占据道德高地，不顾实际的办法指责熊廷弼以及支持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观点——放弃那么多的辽东土地，就是他的不对。
魏忠贤这么做，从政治上极为高明的一招，但是对明朝对后金的策略来说，就起到了相当不妙的影响，事实上，后金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由于努尔哈赤的滥杀，衣食都不足，加上，毛文龙各种阴招的死缠烂打，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等等，熊廷弼坚壁清野的方针有效地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完全可能让后金失败在战场之外
魏忠贤这高调一起，迫使以后的每一任辽东统帅都不敢用坚壁清野对付后金，反而要在野战完全不是后金对手的情况下，主动进攻，对后来的诸多战局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辽东四年的时候，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熊廷弼不与满洲争一时长短，休养生息的招数，三年不和后金主动交战，但是为了名义上的收复土地，不得不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按照现在的一些人的标准，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实际上在孙承宗手里，守得相当稳健，满洲绝对优势的兵力也没有找到大胜的机会，把满洲擅长的野战决胜，变成了明朝占优势的双方对峙，拼国力消耗，在战略上就是大胜
但是，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给魏忠贤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魏忠贤不得不对孙承宗发起了攻击，加上柳河之败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孙承宗不得不辞职
实际上呢？无论是孙承宗上任之前，和之后明朝面对建州都是大败连着大败，孙承宗稳固局势之余，在战术上有一点失败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毕竟面对强敌，连一场战术失败都没有就连连获胜——那是了吧……
很多人都认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战略一脉相承,都是修碉堡的,实际上孙承宗是想利用毛文龙和蒙古两翼骚扰满清,关宁锦防线主守,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
而袁崇焕的战略是五年平辽,假如不想和满清议和的话,就必须出动大军和满清决战了,两者战略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而后者在满清第一次破口的同时,表现出了袁崇焕寄予厚望的关宁军根本没有野战战胜满清的能力,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显然不是议和就是冒进,和孙承宗的消耗战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能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就是一说,实际上本人就是吹牛,这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孙承宗战略正确的一方面,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没有被朝野认可,政治正确,战略上不正确的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恢复了辽东土地,历认督师都不敢采取收缩山海关的正确策略,同时无视了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讧连连,无力牵制建奴的事实,一再往关宁锦防线投入大量的军队,被皇太极各个击破,明朝的国力,各地的强军消耗殆尽----这就不是孙承宗的本意了
而且视关宁锦防线的战略还导致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关宁军为台前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关宁锦防线作为要挟,辽饷为名,每年吞噬了大明朝国库本就不多的几百万银子
所谓辽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税收本身看似不算多,但是因为明朝的商业税收实在太低,又时常无法征收上来,于是基本加到了土地税身上,而且明朝读书人,藩王天地不交税的特权土地也相当多,所谓辽饷最终落到了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于是加大剥削,促使农民破产,流亡,成了灭亡明朝的农民战争的土壤
但是辽饷能不能不收或者少收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辽饷的前期,主要的得益者与其说是关宁军,还不如说是围绕辽饷,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更明确的说,如同南方的官员把收商人保护费当做财源一样,北方经手辽饷的官员,同样把辽饷作为了一门生意
做生意的,货物品质不好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有同类的货物竞争,那可就不好办了,辽饷数额巨大,副作用也是极为惊人,偏巧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一比,疗效又是相当差,自然就让皇帝这个买单的非常不满意,那么围绕辽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恨毛文龙入骨才怪-----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么!毛文龙第一个强大敌人已经出现了
毛文龙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吃独食,不给文官们按照惯常潜规则瓜分军饷的机会,毛文龙为了保证东江军的军饷不被文官们大量截留,监军的是太监,核查军队人数的也不用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核查,只让与之无关的太监和京城的文官们进行核查,使得登莱文官们很少能分到东江军军饷的好处,结果是让毛文龙和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关系恶化了----这是毛文龙第二个强大敌人
毛文龙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过于爱民,深得辽民之心-----毛文龙的骚扰战术,最需要的就是后金内部辽民的配合,所以对于拼死潜逃到东江的辽民一律收留-----大明朝的规矩么,文官爱民那是清正廉明,武官你爱民干什么?是想割据还是自立呢？何况你毛文龙还远在东江，还不受文官节制，毛文龙这招在军事对敌方面可以获得一百分，在朝廷的文官眼里那可就是负一百分了……
所以说，毛文龙之死，绝对不是袁崇焕个人的问题，而是诸多文官的合力，甚至是官场的共识，袁崇焕只不过是出头拿刀的罢了，毛文龙死之前，袁崇焕曾发动了对东江镇军民封锁，他自己颠倒黑白的说道“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
魏忠贤这么做，从政治上极为高明的一招，但是对明朝对后金的策略来说，就起到了相当不妙的影响，事实上，后金部队虽然骁勇善战，但是由于努尔哈赤的滥杀，衣食都不足，加上，毛文龙各种阴招的死缠烂打，小冰河期的气候异常等等，熊廷弼坚壁清野的方针有效地拉长了后金的补给线，完全可能让后金失败在战场之外
魏忠贤这高调一起，迫使以后的每一任辽东统帅都不敢用坚壁清野对付后金，反而要在野战完全不是后金对手的情况下，主动进攻，对后来的诸多战局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天启帝以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经略辽东四年的时候，实际上采取的就是熊廷弼不与满洲争一时长短，休养生息的招数，三年不和后金主动交战，但是为了名义上的收复土地，不得不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
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与天津巡抚李邦华、登莱巡抚袁可立遥相呼应，按照现在的一些人的标准，孙承宗有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实际上在孙承宗手里，守得相当稳健，满洲绝对优势的兵力也没有找到大胜的机会，把满洲擅长的野战决胜，变成了明朝占优势的双方对峙，拼国力消耗，在战略上就是大胜
但是，孙承宗手握重兵在外，给魏忠贤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魏忠贤不得不对孙承宗发起了攻击，加上柳河之败孙承宗推荐的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孙承宗不得不辞职
实际上呢？无论是孙承宗上任之前，和之后明朝面对建州都是大败连着大败，孙承宗稳固局势之余，在战术上有一点失败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事情，毕竟面对强敌，连一场战术失败都没有就连连获胜——那是了吧……
很多人都认为袁崇焕和孙承宗的战略一脉相承,都是修碉堡的,实际上孙承宗是想利用毛文龙和蒙古两翼骚扰满清,关宁锦防线主守,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
而袁崇焕的战略是五年平辽,假如不想和满清议和的话,就必须出动大军和满清决战了,两者战略几乎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而后者在满清第一次破口的同时,表现出了袁崇焕寄予厚望的关宁军根本没有野战战胜满清的能力,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显然不是议和就是冒进,和孙承宗的消耗战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能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就是一说,实际上本人就是吹牛,这就另当别论了
然而孙承宗战略正确的一方面,用明朝的国力优势消耗满清没有被朝野认可,政治正确,战略上不正确的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恢复了辽东土地,历认督师都不敢采取收缩山海关的正确策略,同时无视了毛文龙死后,东江军内讧连连,无力牵制建奴的事实,一再往关宁锦防线投入大量的军队,被皇太极各个击破,明朝的国力,各地的强军消耗殆尽----这就不是孙承宗的本意了
而且视关宁锦防线的战略还导致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关宁军为台前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关宁锦防线作为要挟,辽饷为名,每年吞噬了大明朝国库本就不多的几百万银子
所谓辽饷始征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税收本身看似不算多,但是因为明朝的商业税收实在太低,又时常无法征收上来,于是基本加到了土地税身上,而且明朝读书人,藩王天地不交税的特权土地也相当多,所谓辽饷最终落到了中小地主身上,中小地主于是加大剥削,促使农民破产,流亡,成了灭亡明朝的农民战争的土壤
但是辽饷能不能不收或者少收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辽饷的前期,主要的得益者与其说是关宁军,还不如说是围绕辽饷,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文官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更明确的说,如同南方的官员把收商人保护费当做财源一样,北方经手辽饷的官员,同样把辽饷作为了一门生意
做生意的,货物品质不好其实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有同类的货物竞争,那可就不好办了,辽饷数额巨大,副作用也是极为惊人,偏巧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一比,疗效又是相当差,自然就让皇帝这个买单的非常不满意,那么围绕辽饷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恨毛文龙入骨才怪-----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么!毛文龙第一个强大敌人已经出现了
毛文龙第二个问题就是自己吃独食,不给文官们按照惯常潜规则瓜分军饷的机会,毛文龙为了保证东江军的军饷不被文官们大量截留,监军的是太监,核查军队人数的也不用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核查,只让与之无关的太监和京城的文官们进行核查,使得登莱文官们很少能分到东江军军饷的好处,结果是让毛文龙和负责自己粮饷的登莱文官们关系恶化了----这是毛文龙第二个强大敌人
毛文龙第三个问题就是他过于爱民,深得辽民之心-----毛文龙的骚扰战术,最需要的就是后金内部辽民的配合,所以对于拼死潜逃到东江的辽民一律收留-----大明朝的规矩么,文官爱民那是清正廉明,武官你爱民干什么?是想割据还是自立呢？何况你毛文龙还远在东江，还不受文官节制，毛文龙这招在军事对敌方面可以获得一百分，在朝廷的文官眼里那可就是负一百分了……
所以说，毛文龙之死，绝对不是袁崇焕个人的问题，而是诸多文官的合力，甚至是官场的共识，袁崇焕只不过是出头拿刀的罢了，毛文龙死之前，袁崇焕曾发动了对东江镇军民封锁，他自己颠倒黑白的说道“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