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霸等人返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是四月中旬，一到成都他们就听说邓名再次进行了行政改革，建立了税务、规划和教育局。这些都是刘晋戈的成都知府衙门下属，但各有各的编制，目前最急迫的工作就是建设学校，让大量的同秀才读书认字，以便为各个衙门提供所需的官吏。
让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刚刚投奔邓名不久的熊兰在这次政府扩编中又进一步地扩大了势力。邓名把银行现有职员分成两部分，其中一批组成了税务局的骨干，熊兰的师爷秦修彩被任命为税务局局长，而他的首席打手朴烦赶到成都没有多久，也被任命为收税副局长。虽然秦修彩和朴烦从此脱离了熊兰的直接领导，而且邓名还把几乎所有的收银员都调去税务局当收税员了，但熊兰还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现在熊兰逢人就说，邓提督视察银行的时候，见到兵强马壮的收银员后又惊又喜，足有一炷香没能说出话来。邓名那是什么人？久经战阵、见多识广，大家知道收银员们就是再威武雄壮也不足以让他吃惊，那肯定是因为熊兰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能把万县那帮人的精气神提高了这么多，完全出乎了邓名的意料。
“农时基本是耽误了，”见到赵天霸他们后，邓名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道：“新到的这两万多义勇兵，今年不太可能开出自己的田地了，所以我打算让他们住在城市里，平时可以打些零工，补贴一些家用。”
邓名会给这些义勇军发津贴，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多一份工作，现在成都人力严重不足，他不想让这些男丁都呆在军营里。
而卫士们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反正也耽误了农时，那还不如抓紧时间对军队进行操练。
“不行，成都养不起几万军队，如果不出去打仗，养个千把人那是最好了。”邓名表示军队需要暂时解散，他只打算在成都维持一支人数不超过两千人的常备军：“不过我们的这支军队虽然人数很少，但却和军屯完全不同，我们的军官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只需要每天研究如何打仗。”
邓名打算解散包括战兵在内的义勇军，只保留所有的军官和士官作为常备军，他计划对这些常备军进行文化普及教育，争取让所有的人都在三个月内认识至少一百个字。这显然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教育资源，如果常备军数目过大，邓名暂时也无法供养它。
“武器和盔甲，都不收回了，先送给战兵，但他们既然领津贴，那么军队就随时可能征召他们返回，到时候这些领走武器的士兵需要自备武器和盔甲。”邓名觉得武器和盔甲干脆送给私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士兵总是会更重视一些，比放在仓库里生锈强。
“解散的义勇军士兵可以去商行做工，或是去农田里帮忙，如果有人拖欠他们的工资，可以向亭长投诉……”邓名下令向全军宣传成都的政策，保证士兵们不会吃亏：“在都府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允许同秀才雇短工和长工，但是我们不承认地主——佃农关系。”
“提督说慢一些，卑职有些跟不上了。”卫士们和军官们纷纷叫起来，在他们去向军队进行宣传前，首先需要从邓名这里学习政策法规，而邓名一口气拿出了这么多闻所未闻的政策，他们都感到脑袋发涨。
如果是自己耕种的土地，那么就是每亩十元欠条的保护费，暂时成都周围没有拥有大量土地的人，邓名也没有对雇佣短工的数量做出规定；但邓名已经向成都周围的同秀才宣布，成都不允许出租土地、然后按收成比例收租的经营方式。因为邓名之所以定下这么低的农税，就是为了保护自耕农的生产热情，如果又出现那种地主拿一半甚至六、七成地租的模式，那邓名的政策就起不到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了。
“我们的政策是，只要你能干，一个人能垦殖一百亩、两百亩都没问题，每亩只收十元；但坐地收租绝对不行，那我们的轻税就不是在帮助农民了，好处全让收租的地主拿走了。”邓名话说得很明白，也得到了刘晋戈等行政官吏的支持，趁着现在成都周围没有地主，赶紧把规矩定下，免得将来出现了利益集团，那时再定规矩阻力就会变得很大。只要不按比例收租子，邓名倒也不反对土地兼并，他知道有的人可能会有经营农业产业的天赋，就像有人的善于经营企业一样，若是有人大量雇佣工人为他开垦大片的土地，邓名也不会反对，但是必须是和商行一样付工资的模式，而且不能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不能阻止工人辞职。
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任堂想了一会儿，对邓名说道：“卑职很理解提督的苦衷，知道提督希望成都府周围的人都能努力工作，解散战兵只保留那个‘常备军’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提督最好不要把这个定为律法，而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为什么？”邓名猜到了任堂反对的理由，不过他故意装糊涂。
“因为收田租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都府周围确实没有地主，他们都才获得土地，要耕种满十年才是他们自己的地。但我们周围的湖广、陕西都完全不同，如果提督把这个设为律法，那么就会引起地主们的不满。”任堂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们现在又没有控制湖广或是陕西，等我们控制了以后再说不迟。”邓名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堂一点儿没有看出邓名的意思，仍忠心耿耿地说下去：“甚至不用等大明中兴，等提督收复湖广后，这条律法也不能推行，与其到时候取消损害朝廷威信，还不如根本不要把一开始就把它定为律法。”
“任兄想的太长远了，我只是把它定为都府的地方律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向湖广推行了？”邓名坚决不肯妥协，在成都境内没有实行户籍制度，不限制同秀才的工作范围，就是为了打破人身依附关系，邓名不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奴隶，又岂能同意其他人变百姓为私人奴隶？只不过现在邓名不敢说他的目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身依附关系，只能先糊弄一下任堂。
“地方律法？”任堂彻底糊涂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明律当然同行全国，没有丝毫不同。
“对，就是只在都府管辖范围内有效。”现在邓名实际控制的也就是成都这一块，比如都江堰的刘曜、袁宗第的大宁，目前都是军屯奴隶制度，再比如李来亨控制的江陵等地是承认地主对佃户所有权的封建制，邓名根本无意立刻去改变。知道任堂拐不过这个弯子来，邓名索性就抬出千年以来封建王朝一贯承认的族权来当挡箭牌：“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理说，死刑必须要县令断案，上报府、省，最后刑部再复核一遍，天子朱批才能杀人，对不对？”
“这个当然。”任堂听得连连点头。
“但寡妇偷汉，宗族就把人沉塘，这事每时每刻都发生，可有人上报过刑部？县令可过问过这些杀人案？”在湖广、南京等地，邓名听说过很多这种事，很多都是**裸的谋杀，宗族贪图寡妇家的财产，就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扣上这种罪名，谋财害命；在湖北的时候，那些向李来亨推销寡妇的媒人，有一些也是这种情况，宗族不顾这些苦命女子的死活，把她们卖给异乡人，保证她们永远无法返回家乡，然后拿走她们丈夫的遗产。后一种同样是冷血和无耻的行为，但相比沉塘至少给寡妇留一条活路。
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重庆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显大得多，这两天明军还进行了简单的搬运和建设模拟，得到了一些粗略的数据：“成都到剑阁之间的道路已经多年失修，无法快速的运粮，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才剑阁建立起能够支持探马的仓库，同时还要不断地修路，让粮秣运输变得更顺利、损耗更小。清军的力量每天都在恢复，半年后保宁是不是还会如此空虚很难说，如果我们想在半年内攻打保宁的话，那五个月内我们就需要剑阁储存供一万军队食用一个月的物资……”修路、运粮、建立驿站和仓库，邓名对在场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大概需要十万劳力日夜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大劳动量需要足够的粮食，加上损耗，这五个月内我们至少要提供一百万石的粮食。”
一百万粮食邓名倒是拿得出来，不过动员这么多劳力就意味着成都目前所有的生产工作都要停下来。
说完后邓名看到有些军官脸上已经露出泄气的表情，但大多数仍没有意识到什么，邓名在心里暗暗记下：“常备军整训已经有了成绩，但还不够，将来必须要让每一个军官都充分意识到后勤的重要性。”
任堂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泄气的，在最初的几次战略研究会后，任堂就极力主张攻打保宁不可行，坚决反对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去赌半年后保宁依然适合进攻。在任堂看来，要不就冒险用少量军队突袭保宁，要不就干脆放弃这个计划，渐渐的邓名也开始接受这个意见。
“不过即使半年后保宁不适合进攻，我们修筑道路和这些仓库也不是没用的。”周开荒指出，如果能够在剑阁驻扎一支有战斗的部队，那就解除了清军从北方威胁成都的可能。
“但都府能长期在剑阁养这么一支军队么？剑阁周围没有人烟了，这支军队需要的东西都需要从都府运去，而且还花费这么大。”任堂最近一直主张要先消化胜利果实，可以先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恢复生产、整顿部队、储备物资，然后再伺机出动。
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军官的赞同，不过邓名总觉得很难。依靠从江南缴获的粮食，他可以向平民提供大量的口粮；依靠从湖广得到的武器，邓名可以装备和训练部队，暂时没有生产武器的压力；从李国英那里得到的农具，也可以用来扶持成都的铁匠商行……总之，邓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政，让成都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靠的就是巨大的战争红利。甚至可以说，现在是集数省物力于一隅之地，帮助成都的农工商复苏。但当战争红利耗尽后，成都的恢复速度势必要大大减缓，那时农工商各界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全力支持，还要承担压力，帮明军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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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刚刚投奔邓名不久的熊兰在这次政府扩编中又进一步地扩大了势力。邓名把银行现有职员分成两部分，其中一批组成了税务局的骨干，熊兰的师爷秦修彩被任命为税务局局长，而他的首席打手朴烦赶到成都没有多久，也被任命为收税副局长。虽然秦修彩和朴烦从此脱离了熊兰的直接领导，而且邓名还把几乎所有的收银员都调去税务局当收税员了，但熊兰还是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现在熊兰逢人就说，邓提督视察银行的时候，见到兵强马壮的收银员后又惊又喜，足有一炷香没能说出话来。邓名那是什么人？久经战阵、见多识广，大家知道收银员们就是再威武雄壮也不足以让他吃惊，那肯定是因为熊兰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能把万县那帮人的精气神提高了这么多，完全出乎了邓名的意料。
“农时基本是耽误了，”见到赵天霸他们后，邓名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道：“新到的这两万多义勇兵，今年不太可能开出自己的田地了，所以我打算让他们住在城市里，平时可以打些零工，补贴一些家用。”
邓名会给这些义勇军发津贴，但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再多一份工作，现在成都人力严重不足，他不想让这些男丁都呆在军营里。
而卫士们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反正也耽误了农时，那还不如抓紧时间对军队进行操练。
“不行，成都养不起几万军队，如果不出去打仗，养个千把人那是最好了。”邓名表示军队需要暂时解散，他只打算在成都维持一支人数不超过两千人的常备军：“不过我们的这支军队虽然人数很少，但却和军屯完全不同，我们的军官不需要考虑其他的事情，只需要每天研究如何打仗。”
邓名打算解散包括战兵在内的义勇军，只保留所有的军官和士官作为常备军，他计划对这些常备军进行文化普及教育，争取让所有的人都在三个月内认识至少一百个字。这显然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教育资源，如果常备军数目过大，邓名暂时也无法供养它。
“武器和盔甲，都不收回了，先送给战兵，但他们既然领津贴，那么军队就随时可能征召他们返回，到时候这些领走武器的士兵需要自备武器和盔甲。”邓名觉得武器和盔甲干脆送给私人，对于自己的财产士兵总是会更重视一些，比放在仓库里生锈强。
“解散的义勇军士兵可以去商行做工，或是去农田里帮忙，如果有人拖欠他们的工资，可以向亭长投诉……”邓名下令向全军宣传成都的政策，保证士兵们不会吃亏：“在都府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允许同秀才雇短工和长工，但是我们不承认地主——佃农关系。”
“提督说慢一些，卑职有些跟不上了。”卫士们和军官们纷纷叫起来，在他们去向军队进行宣传前，首先需要从邓名这里学习政策法规，而邓名一口气拿出了这么多闻所未闻的政策，他们都感到脑袋发涨。
如果是自己耕种的土地，那么就是每亩十元欠条的保护费，暂时成都周围没有拥有大量土地的人，邓名也没有对雇佣短工的数量做出规定；但邓名已经向成都周围的同秀才宣布，成都不允许出租土地、然后按收成比例收租的经营方式。因为邓名之所以定下这么低的农税，就是为了保护自耕农的生产热情，如果又出现那种地主拿一半甚至六、七成地租的模式，那邓名的政策就起不到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了。
“我们的政策是，只要你能干，一个人能垦殖一百亩、两百亩都没问题，每亩只收十元；但坐地收租绝对不行，那我们的轻税就不是在帮助农民了，好处全让收租的地主拿走了。”邓名话说得很明白，也得到了刘晋戈等行政官吏的支持，趁着现在成都周围没有地主，赶紧把规矩定下，免得将来出现了利益集团，那时再定规矩阻力就会变得很大。只要不按比例收租子，邓名倒也不反对土地兼并，他知道有的人可能会有经营农业产业的天赋，就像有人的善于经营企业一样，若是有人大量雇佣工人为他开垦大片的土地，邓名也不会反对，但是必须是和商行一样付工资的模式，而且不能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不能阻止工人辞职。
大部分人都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任堂想了一会儿，对邓名说道：“卑职很理解提督的苦衷，知道提督希望成都府周围的人都能努力工作，解散战兵只保留那个‘常备军’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提督最好不要把这个定为律法，而是暂时的权宜之计。”
“为什么？”邓名猜到了任堂反对的理由，不过他故意装糊涂。
“因为收田租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现在都府周围确实没有地主，他们都才获得土地，要耕种满十年才是他们自己的地。但我们周围的湖广、陕西都完全不同，如果提督把这个设为律法，那么就会引起地主们的不满。”任堂老老实实地说出了他的看法。
“我们现在又没有控制湖广或是陕西，等我们控制了以后再说不迟。”邓名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堂一点儿没有看出邓名的意思，仍忠心耿耿地说下去：“甚至不用等大明中兴，等提督收复湖广后，这条律法也不能推行，与其到时候取消损害朝廷威信，还不如根本不要把一开始就把它定为律法。”
“任兄想的太长远了，我只是把它定为都府的地方律法，什么时候说过要向湖广推行了？”邓名坚决不肯妥协，在成都境内没有实行户籍制度，不限制同秀才的工作范围，就是为了打破人身依附关系，邓名不肯把百姓变成自己的奴隶，又岂能同意其他人变百姓为私人奴隶？只不过现在邓名不敢说他的目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人身依附关系，只能先糊弄一下任堂。
“地方律法？”任堂彻底糊涂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明律当然同行全国，没有丝毫不同。
“对，就是只在都府管辖范围内有效。”现在邓名实际控制的也就是成都这一块，比如都江堰的刘曜、袁宗第的大宁，目前都是军屯奴隶制度，再比如李来亨控制的江陵等地是承认地主对佃户所有权的封建制，邓名根本无意立刻去改变。知道任堂拐不过这个弯子来，邓名索性就抬出千年以来封建王朝一贯承认的族权来当挡箭牌：“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按理说，死刑必须要县令断案，上报府、省，最后刑部再复核一遍，天子朱批才能杀人，对不对？”
“这个当然。”任堂听得连连点头。
“但寡妇偷汉，宗族就把人沉塘，这事每时每刻都发生，可有人上报过刑部？县令可过问过这些杀人案？”在湖广、南京等地，邓名听说过很多这种事，很多都是**裸的谋杀，宗族贪图寡妇家的财产，就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女人扣上这种罪名，谋财害命；在湖北的时候，那些向李来亨推销寡妇的媒人，有一些也是这种情况，宗族不顾这些苦命女子的死活，把她们卖给异乡人，保证她们永远无法返回家乡，然后拿走她们丈夫的遗产。后一种同样是冷血和无耻的行为，但相比沉塘至少给寡妇留一条活路。
对这种杀人夺财的行为，明清双方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族权，从来不进行干涉。在成都范围内，邓名绝不允许任何人可以拥有司法权，不过这倒是一个用来对付任堂的武器，任堂被问得一愣，片刻后茫然地答道：“可这是族规，不是律法。”
“既然一个大姓都可以自行制定族规，那都府衙门为什么不能制定只在都府有效的规矩？”邓名得势不饶人：“这是事急从权罢了。”
这话顿时让任堂回忆起一段惨痛经历，邓名就是靠着“事急从权”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车轱辘话强行推行了同秀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忠言不被采纳的预感，任堂仍进行了最后的努力：“提督明鉴，若是虏廷造谣，说提督修改律法，不但会让皇上、朝廷、晋王迷惑，也会让天下的缙绅担忧，他们可不知道这是都府的地方律法，会误以为提督想夺去他们的佃户。”
“谣言止于智者。”
不出任堂所料，邓名顽固地拒绝了他的进谏，说什么也不肯承认地主——佃户关系。
经过明军的再三审核，最后成都只保留了一千三百人的常备军，邓名给了五个最重要的卫士一人一个少校军衔，其余的十五人都是上尉，加上原本的二十多名上尉，组成了成都常备军的最高层。其余的人军衔从下士到中尉不等，邓名在全力供应这支常备军饮食质量的同时，还每天都亲自给他们授课，和卫士们一起教常备军官兵读书认字。
每天上午都是文化课时间，除了认字外就是总结经验教训，与李国英、赵良栋的那一战虽然只有短短一天而已，但需要总结的得失非常多。到了下午，常备军官兵就进行针对性训练，把上午讨论出来的各种思路进行试验。这些实践会被记录下来，第二天就向全军推广，成为第二天上午讨论课中的一部分基础。
在邓名练兵的同时，对剑阁等地的侦察也在继续。
四月下旬，邓名屡次召开上尉会议，所有的常备军上尉都会列席，和邓名一起公开讨论下一步明军战略问题。现在这种讨论会经常进行，这几十名上尉在参加完会议后，就会把会议内容带回各自的单位中，与其他官兵一起讨论，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
“我军从剑阁出发攻击保宁、广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就是高明瞻的战略，召集五千人的军队，然后动员两万民夫背粮食。不考虑粮道和补充，全军向广元进攻，夺取城池后靠缴获清军的库存维持军队。”虽然邓名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广元等地非常空虚，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处是，我们需要征召的战兵、辅兵数目有限，对都府的生产影响有限，而且需要的准备时间短，征召令下达的十天内，我们就可以出发；坏处是，我们的攻击不能遇到任何意外，如果清军突然出现援军、或是遇上暴雨、或是守军抵抗异常顽强、或是守军不顾死活地纵火焚烧仓库而且我们没能及时扑灭，那军队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和高明瞻一个下场。”
经过几天的讨论后，常备军各级官兵都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些风险。清军在不久前刚经历了一场大败，短期内派不出多少援军，很难充实空虚的广宁、保宁，但谁也不敢说会有什么意外发生，李国英会不会突然放弃重庆全军退回保宁也未可知。如果可能的话，明军上下都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确保粮道畅通，我们需要首先恢复江油的仓库，整理都府和江油之间的道路，向江油运输足够多的粮食；然后修建从江油到剑阁的道路，再把粮食运到剑阁储存起来。”邓名说的第二种办法就是当初吴三桂在东川做的事，除了大型仓库和道路外，还要建立沿途的驿站和烽火台，保证后方的将领能够及时掌握前线的情况：“等我们在剑阁的仓库修好后，我们就可以送去战马，对广元、保宁进行持续的侦察，了解清军的虚实。这样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就不是赌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行动，就算短时不能攻下，我们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供应。即使遇到最差的情况，我军也可以在粮草耗尽前退回剑阁，然后有条不紊地返回成都。”
后一种战略的好处很明显，但自行难度明显大得多，这两天明军还进行了简单的搬运和建设模拟，得到了一些粗略的数据：“成都到剑阁之间的道路已经多年失修，无法快速的运粮，我们大概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才剑阁建立起能够支持探马的仓库，同时还要不断地修路，让粮秣运输变得更顺利、损耗更小。清军的力量每天都在恢复，半年后保宁是不是还会如此空虚很难说，如果我们想在半年内攻打保宁的话，那五个月内我们就需要剑阁储存供一万军队食用一个月的物资……”修路、运粮、建立驿站和仓库，邓名对在场的军官们说道：“我们大概需要十万劳力日夜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大劳动量需要足够的粮食，加上损耗，这五个月内我们至少要提供一百万石的粮食。”
一百万粮食邓名倒是拿得出来，不过动员这么多劳力就意味着成都目前所有的生产工作都要停下来。
说完后邓名看到有些军官脸上已经露出泄气的表情，但大多数仍没有意识到什么，邓名在心里暗暗记下：“常备军整训已经有了成绩，但还不够，将来必须要让每一个军官都充分意识到后勤的重要性。”
任堂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泄气的，在最初的几次战略研究会后，任堂就极力主张攻打保宁不可行，坚决反对以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代价，去赌半年后保宁依然适合进攻。在任堂看来，要不就冒险用少量军队突袭保宁，要不就干脆放弃这个计划，渐渐的邓名也开始接受这个意见。
“不过即使半年后保宁不适合进攻，我们修筑道路和这些仓库也不是没用的。”周开荒指出，如果能够在剑阁驻扎一支有战斗的部队，那就解除了清军从北方威胁成都的可能。
“但都府能长期在剑阁养这么一支军队么？剑阁周围没有人烟了，这支军队需要的东西都需要从都府运去，而且还花费这么大。”任堂最近一直主张要先消化胜利果实，可以先花费一两年的时间恢复生产、整顿部队、储备物资，然后再伺机出动。
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军官的赞同，不过邓名总觉得很难。依靠从江南缴获的粮食，他可以向平民提供大量的口粮；依靠从湖广得到的武器，邓名可以装备和训练部队，暂时没有生产武器的压力；从李国英那里得到的农具，也可以用来扶持成都的铁匠商行……总之，邓名能够顺利地推行新政，让成都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创伤中恢复，靠的就是巨大的战争红利。甚至可以说，现在是集数省物力于一隅之地，帮助成都的农工商复苏。但当战争红利耗尽后，成都的恢复速度势必要大大减缓，那时农工商各界不但得不到政府的全力支持，还要承担压力，帮明军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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