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北京安定医院病人最长住院20年》-常见的黑色粉末都有什么
《被遗忘的精神病人 北京安定医院病人最长住院20年》-常见的黑色粉末都有什么-黑色虚言-十月阅读
黑色虚言
作者：右边人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被遗忘的精神病人北京安定医院病人最长住院20年符合出院条件家属却拒绝接走长期住院反而对健康不利》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08-03
6月21日凌晨，安定医院病房区，86岁的李凤英闭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没能再见女儿和老伴最后一面。
她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弃”了。他们曾多次明确告知医院：如果需要抢救，不可以使用气管插管、除颤等这些有创的急救措施，并且，一次次签署“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的责任书。甚至，已经在上次病危时联系过丧葬用品店。
因为精神分裂症，李凤英2003年住进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没能“回家看看”。凌晨三点左右，李凤英宣告死亡，丧葬用品店工作人员带了寿衣过来。随后，她的遗体被运往积水潭医院太平间。
李凤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根据医护人员的观察，这些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失去了回家的机会，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终结。
对于李凤英这样被遗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生命终结或许是离开医院的唯一方式；对于这些病人的家属，死亡或许更多的意味着解脱。
精神病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
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日均门诊量约有1500人。
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 7月14日，在安定医院门口，一位丈夫抱着他身穿红色上衣的妻子，几乎用拖拽的方式将她带入医院的门诊大厅。妻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是精神病，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在丈夫挂号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医院，丈夫只能转身追上去，用身体保护她“别做傻事”。
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耍赖式地瘫坐地上，喊着、叫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每周三天的门诊，他的对面坐着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经过诊断评估，符合条件的患者会被安排住院治疗。
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对外的窗户只能打开几厘米。从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离，要经过两道门。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钥匙，任何人进出都得锁门。
在这个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闹钟指向七点，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着护士到床边去发药。晚上八点，护士按照医嘱，最后一次发药，吃完药洗漱睡觉。一天结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药。
医生介绍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不利。
“精神病人的康复问题缺乏足够支持。”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都不够，这些精神病人反复住院。各地的精神卫生防治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问题。
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终留在医院度过余生。死亡，成了离开医院的最后方式。
消失的亲人
八病区的病人刘志成不会知道李凤英去世的消息。李凤英的病区在二层，八病区在四层，虽然相隔不远，但在这里，两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交集。
刘志成今年47岁。他在八病区呆的时间足够长了，差不多有10年。他有些驼背，走起路来松松垮垮，没什么精神。
午饭过后，刘志成端着清理菜渣的塑料盆，走过窗边，没有多看一眼，他熟悉窗外的一切，一路之隔，是十三病区的四层楼房，更远处，能看见红色外墙的住宅楼。住宅楼很高，挡住了视线，再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10年来，负责照顾他的责任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很多新来的医护人员需要翻看病历，才能找到他住院的原因。至于病情早已稳定的他，为什么没有被家人接走，病历中难以找到。
每天早晨，病房上的挂钟，时针指向7点，意味着吃药的时间到了。值班护士带着药品挨个房间照顾病人服药。大多情况下，刘志成早就起床了。他接过药片，没有任何迟疑，甚至不会仔细看上一眼，便倒进嘴里。10年了，护士也无需向“关照”新病人一样，确认他是否真的咽了下去。
因为精神分裂症，刘志成被送了进来，他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比较轻微，慢慢严重了，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又吃安眠药，又喝白酒。“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把表姐和表姐夫打了。”
他不记得把表姐打成了什么样子。生病之前，他在机械修理厂工作，结过婚。生病之后，家也就散了，没有孩子。
好心的姑姑将他从天津接来北京照顾，姑姑过世后，唯一的亲属只剩下被打破头的表姐。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表姐很快也“消失”了。“我不乐意住，但是家里头也有好多事情不好说。我父母、大爷、姑姑，上一辈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平辈的了……”
入伏前一天，空调呼呼吹着凉风，但病区里还是有些热，刘志成低声说着：“明天就入伏了，天儿还得热。”
70岁的老姚同样属于被遗弃的状态。老姚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医护人员给凑的，或是其他病人留下的。
主管医生张磊接手七八年来，从来没有家属来看望过。“基本属于失联的状态，我从没见过家人，留给医院的三个电话，都是不通的，没有任何联系。”
老姚的全部住院费用由单位承担，单位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回不去的家
病房内似乎并不缺乏亲情。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家属可以带着生活用品过来，和病人呆上一个多小时。
那些来探望的家属，焦虑的表情被印刻在玻璃上。一个燥热的下午，母亲从门口递给孩子酸奶和熟食。一位患者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来，在门外站上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子，才刚刚进门，还未见到自己的亲人，就泪流满面。
7月19日上午8点，病区主任带着值班医生巡护病房。张老太侧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躯体像干枯的柴火，被单包裹着只有很小的一块。她看起来太老了，不得不在护工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坐起来，问刘主任：“你怎么不让我回家？”
问她住了多久，她会回答：“住了七八百年了。”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已去世多年。她的记忆已经混沌，总是把一位女性病人认作自己的老伴。
张老太是逝者李凤英的病友。2012年两人一起从老年病房转到这个病区。未来，张老太或许将面临着和李凤英一样的结局。
女儿仍然定期会来看望她。只是，回家是不可能的答案。刘主任很无奈，她曾多次和张老太的女儿商量，她女儿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就是“没办法接回去”。
无法照顾，是长期住院病人家属最常用的说法。李强，在八病区住了二十多年，今年60岁，他戴着眼镜，喜欢读报纸。八病区还有王海住了15年，冯敏住了15年，严文之住了13年……
病区主任姜涛列出的这一串名单很长，这些病人的病情已经满足出院条件，家属也会来定期探望。“但让他们给病人办出院转院根本不理，基本可以断定会住到生命的最后。”
因为医保可以报销，医疗条件也比养老院好很多，有些家属等于把病人放在这里养老了。
有些病人回不了家，只是因为家属和另一方的纠纷没有结束，被赌气式地扔在医院。荒谬的诉求，阻断了回家的路。
30岁的王章涛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现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但刚住院的时候，他经常和医生说：“让家里人接我出院，让家人给我带本书。”
他是河北唐山人，2002年由家属和当地政府送来医院。家属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拒绝缴纳住院费用，也拒绝接回家，“他家人认为病人的住院，是政府有责任，在当地发病之后，相关部门的处理造成这个病人的病情加重。”
平均三四个月，家人会来看望一次，王章涛有时还会问，家人就糊弄着说:“政府没给解决，你不能出去。”
死亡与解脱
死亡成了这些病人，离开医院的唯一路径。
李凤英去世前两天，已经有发热感染的症状，医院通知家属建议转院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但家属给的回复是：“不转院，就在这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李凤英是河北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九十多岁了。住院的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不能自理，医生反复给李凤英的女儿做思想工作，但她始终不愿把母亲接走。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要上班，还得照顾父亲，再也无力照顾母亲。“接回家去，肯定活不了多久”。
自2013年以来，李凤英出现至少三次肺炎，“经过我们的治疗，好歹还救过来了。”刘主任说，每次家属都不同意转院，承诺所有责任他们自己承担。医院没有办法，只能遵从家属的意见，和家属签署责任协议，“不知道签了多少次”。他们还要求，医院不得使用插管、除颤等可能有创的抢救措施。
一年前，李凤英的女儿提前联系好了寿衣店，把寿衣的钱都交了。她给医院的说法是“就是死在这，也不可能转走”。
6月21日李凤英去世，她的死没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澜，病友以为她转院了，或者接回家了。
一些人的离去甚至比李凤英更加痛苦、更加缺少尊严。
徐风泽是被“活活疼死的”。他在安定医院住了12年，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也许会住更长时间。
被癌症折磨了一年左右，2012年9月，徐风泽“如愿”走了。“大夫，难受，疼，不想再这么活下去了。”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下，徐风泽多次表达生命早点结束的想法。他的体重从患癌症前170斤，下降到110斤，面部明显的缩腮。
癌症使得徐风泽整个泌尿功能都受到影响，肿块将泌尿系统遮住，下体腐烂，反复流脓，浑身散发着恶臭。即使天天擦拭，也清除不了。
为了照顾他，病区给他专门安置了一个病房，主管医生和护理人员轮流给他去擦洗换尿，进行化脓处理。一旦有紧急情况，还会联系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来查看病情。
徐风泽刚刚患上癌症时，家属带他去综合医院看过，但是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法，反而又送回安定医院，像是“选择性放弃了这个病人”。
患病期间，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主管医生张磊记得，曾经有几个月时间，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是遗弃病人，要负法律责任。家属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来。
“如果通过手术的话，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张磊回忆说，后期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在痛苦中离去。
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通常情况下，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
“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你签的字无效，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只能在这等死了。”姜涛看着天花板，有些无奈地说。
“出不去”与“住不进”
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张磊觉得，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
照顾了王章涛8年，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
“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
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被“遗弃”在了医院。按照《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救治难的问题，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不过，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姜涛举例说，国外分裂症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区有康复机构。病人每天在那儿像上班一样，做些康复训练，做手工、学一些乐器。
另一方面，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
“可怜，当然可怜”
这些年来，医院一直在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2009年，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她死活不开门。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表姐说：“我们就没这个亲戚。”
医院去过天津，带他到户籍所在地。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但没有迁入地。这意味着他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如果还有户口，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
病人归家的路很长，崎岖难行。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闭塞的山区，最远到了宁夏。当地派出所、民政部门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上次我们送一位病人回家，村主任叫村民把我们给围了，不让把病人留下。”
每年，医院都会集中清理，病区上报给医务处，医务处去联系，但每次都没什么动静。“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结果不重要了。”
“可怜，当然可怜。”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很同情像刘志成这样的老病人。“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他们有这种**。”
杨护士记得，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
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探视还没开始，病人们早早地趴在那里，向外面张望。
（除医务人员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7-08-03
6月21日凌晨，安定医院病房区，86岁的李凤英闭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没能再见女儿和老伴最后一面。
她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弃”了。他们曾多次明确告知医院：如果需要抢救，不可以使用气管插管、除颤等这些有创的急救措施，并且，一次次签署“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的责任书。甚至，已经在上次病危时联系过丧葬用品店。
因为精神分裂症，李凤英2003年住进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没能“回家看看”。凌晨三点左右，李凤英宣告死亡，丧葬用品店工作人员带了寿衣过来。随后，她的遗体被运往积水潭医院太平间。
李凤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根据医护人员的观察，这些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失去了回家的机会，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终结。
对于李凤英这样被遗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生命终结或许是离开医院的唯一方式；对于这些病人的家属，死亡或许更多的意味着解脱。
精神病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
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日均门诊量约有1500人。
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 7月14日，在安定医院门口，一位丈夫抱着他身穿红色上衣的妻子，几乎用拖拽的方式将她带入医院的门诊大厅。妻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是精神病，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在丈夫挂号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医院，丈夫只能转身追上去，用身体保护她“别做傻事”。
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耍赖式地瘫坐地上，喊着、叫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每周三天的门诊，他的对面坐着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经过诊断评估，符合条件的患者会被安排住院治疗。
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对外的窗户只能打开几厘米。从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离，要经过两道门。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钥匙，任何人进出都得锁门。
在这个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闹钟指向七点，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着护士到床边去发药。晚上八点，护士按照医嘱，最后一次发药，吃完药洗漱睡觉。一天结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药。
医生介绍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不利。
“精神病人的康复问题缺乏足够支持。”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都不够，这些精神病人反复住院。各地的精神卫生防治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问题。
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终留在医院度过余生。死亡，成了离开医院的最后方式。
消失的亲人
八病区的病人刘志成不会知道李凤英去世的消息。李凤英的病区在二层，八病区在四层，虽然相隔不远，但在这里，两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交集。
刘志成今年47岁。他在八病区呆的时间足够长了，差不多有10年。他有些驼背，走起路来松松垮垮，没什么精神。
午饭过后，刘志成端着清理菜渣的塑料盆，走过窗边，没有多看一眼，他熟悉窗外的一切，一路之隔，是十三病区的四层楼房，更远处，能看见红色外墙的住宅楼。住宅楼很高，挡住了视线，再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10年来，负责照顾他的责任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很多新来的医护人员需要翻看病历，才能找到他住院的原因。至于病情早已稳定的他，为什么没有被家人接走，病历中难以找到。
每天早晨，病房上的挂钟，时针指向7点，意味着吃药的时间到了。值班护士带着药品挨个房间照顾病人服药。大多情况下，刘志成早就起床了。他接过药片，没有任何迟疑，甚至不会仔细看上一眼，便倒进嘴里。10年了，护士也无需向“关照”新病人一样，确认他是否真的咽了下去。
因为精神分裂症，刘志成被送了进来，他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比较轻微，慢慢严重了，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又吃安眠药，又喝白酒。“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把表姐和表姐夫打了。”
他不记得把表姐打成了什么样子。生病之前，他在机械修理厂工作，结过婚。生病之后，家也就散了，没有孩子。
好心的姑姑将他从天津接来北京照顾，姑姑过世后，唯一的亲属只剩下被打破头的表姐。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表姐很快也“消失”了。“我不乐意住，但是家里头也有好多事情不好说。我父母、大爷、姑姑，上一辈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平辈的了……”
入伏前一天，空调呼呼吹着凉风，但病区里还是有些热，刘志成低声说着：“明天就入伏了，天儿还得热。”
70岁的老姚同样属于被遗弃的状态。老姚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医护人员给凑的，或是其他病人留下的。
主管医生张磊接手七八年来，从来没有家属来看望过。“基本属于失联的状态，我从没见过家人，留给医院的三个电话，都是不通的，没有任何联系。”
老姚的全部住院费用由单位承担，单位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回不去的家
病房内似乎并不缺乏亲情。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家属可以带着生活用品过来，和病人呆上一个多小时。
那些来探望的家属，焦虑的表情被印刻在玻璃上。一个燥热的下午，母亲从门口递给孩子酸奶和熟食。一位患者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来，在门外站上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子，才刚刚进门，还未见到自己的亲人，就泪流满面。
7月19日上午8点，病区主任带着值班医生巡护病房。张老太侧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躯体像干枯的柴火，被单包裹着只有很小的一块。她看起来太老了，不得不在护工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坐起来，问刘主任：“你怎么不让我回家？”
问她住了多久，她会回答：“住了七八百年了。”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已去世多年。她的记忆已经混沌，总是把一位女性病人认作自己的老伴。
张老太是逝者李凤英的病友。2012年两人一起从老年病房转到这个病区。未来，张老太或许将面临着和李凤英一样的结局。
女儿仍然定期会来看望她。只是，回家是不可能的答案。刘主任很无奈，她曾多次和张老太的女儿商量，她女儿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就是“没办法接回去”。
无法照顾，是长期住院病人家属最常用的说法。李强，在八病区住了二十多年，今年60岁，他戴着眼镜，喜欢读报纸。八病区还有王海住了15年，冯敏住了15年，严文之住了13年……
病区主任姜涛列出的这一串名单很长，这些病人的病情已经满足出院条件，家属也会来定期探望。“但让他们给病人办出院转院根本不理，基本可以断定会住到生命的最后。”
因为医保可以报销，医疗条件也比养老院好很多，有些家属等于把病人放在这里养老了。
有些病人回不了家，只是因为家属和另一方的纠纷没有结束，被赌气式地扔在医院。荒谬的诉求，阻断了回家的路。
30岁的王章涛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现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但刚住院的时候，他经常和医生说：“让家里人接我出院，让家人给我带本书。”
他是河北唐山人，2002年由家属和当地政府送来医院。家属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拒绝缴纳住院费用，也拒绝接回家，“他家人认为病人的住院，是政府有责任，在当地发病之后，相关部门的处理造成这个病人的病情加重。”
平均三四个月，家人会来看望一次，王章涛有时还会问，家人就糊弄着说:“政府没给解决，你不能出去。”
死亡与解脱
死亡成了这些病人，离开医院的唯一路径。
李凤英去世前两天，已经有发热感染的症状，医院通知家属建议转院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但家属给的回复是：“不转院，就在这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李凤英是河北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九十多岁了。住院的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不能自理，医生反复给李凤英的女儿做思想工作，但她始终不愿把母亲接走。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要上班，还得照顾父亲，再也无力照顾母亲。“接回家去，肯定活不了多久”。
自2013年以来，李凤英出现至少三次肺炎，“经过我们的治疗，好歹还救过来了。”刘主任说，每次家属都不同意转院，承诺所有责任他们自己承担。医院没有办法，只能遵从家属的意见，和家属签署责任协议，“不知道签了多少次”。他们还要求，医院不得使用插管、除颤等可能有创的抢救措施。
一年前，李凤英的女儿提前联系好了寿衣店，把寿衣的钱都交了。她给医院的说法是“就是死在这，也不可能转走”。
6月21日李凤英去世，她的死没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澜，病友以为她转院了，或者接回家了。
一些人的离去甚至比李凤英更加痛苦、更加缺少尊严。
徐风泽是被“活活疼死的”。他在安定医院住了12年，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也许会住更长时间。
被癌症折磨了一年左右，2012年9月，徐风泽“如愿”走了。“大夫，难受，疼，不想再这么活下去了。”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下，徐风泽多次表达生命早点结束的想法。他的体重从患癌症前170斤，下降到110斤，面部明显的缩腮。
癌症使得徐风泽整个泌尿功能都受到影响，肿块将泌尿系统遮住，下体腐烂，反复流脓，浑身散发着恶臭。即使天天擦拭，也清除不了。
为了照顾他，病区给他专门安置了一个病房，主管医生和护理人员轮流给他去擦洗换尿，进行化脓处理。一旦有紧急情况，还会联系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来查看病情。
徐风泽刚刚患上癌症时，家属带他去综合医院看过，但是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法，反而又送回安定医院，像是“选择性放弃了这个病人”。
患病期间，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主管医生张磊记得，曾经有几个月时间，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是遗弃病人，要负法律责任。家属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来。
“如果通过手术的话，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张磊回忆说，后期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在痛苦中离去。
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通常情况下，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
“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你签的字无效，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只能在这等死了。”姜涛看着天花板，有些无奈地说。
“出不去”与“住不进”
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张磊觉得，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
照顾了王章涛8年，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
“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
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被“遗弃”在了医院。按照《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救治难的问题，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不过，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姜涛举例说，国外分裂症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区有康复机构。病人每天在那儿像上班一样，做些康复训练，做手工、学一些乐器。
另一方面，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
“可怜，当然可怜”
这些年来，医院一直在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2009年，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她死活不开门。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表姐说：“我们就没这个亲戚。”
医院去过天津，带他到户籍所在地。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但没有迁入地。这意味着他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如果还有户口，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
病人归家的路很长，崎岖难行。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闭塞的山区，最远到了宁夏。当地派出所、民政部门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上次我们送一位病人回家，村主任叫村民把我们给围了，不让把病人留下。”
每年，医院都会集中清理，病区上报给医务处，医务处去联系，但每次都没什么动静。“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结果不重要了。”
“可怜，当然可怜。”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很同情像刘志成这样的老病人。“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他们有这种**。”
杨护士记得，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
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探视还没开始，病人们早早地趴在那里，向外面张望。
（除医务人员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