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二章不劳动者不得食（下）
而就算有了度牒的那些“合法”僧道（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宗教人士），日子也未必好过，因为朝廷规定他们这些职业的宗教人士必须每月（如果设为一年的话，以中国人擅长投机取巧的特点来看，民间很可能会出现类似“当大半年和尚、要收税的时候再还俗，收税截止期一过再当和尚”的对策。(手打小说)而一个月收一次的话，考虑到度牒的审批也需要不少时间，搞鬼的成本相当地高，就基本不必担心了）上缴一两银子（后来纸币通行后则为相当价值的宋元）的人头税。对于寺庙和道观，朝廷是在统计人数后一起收税；而那些行脚僧人和游方道士，则必须在每年的一月份主动到当时所在地的衙门交税。
这样一来，僧道们的负担已经够大了，收入也很成问题，因为大宋现在禁止乞讨（没工作活不下去的话，可以到朝廷在每个州县都有设立的收容所干些简单工作挣点伙食费，而且收容所会给每个人提供三天的免费食宿，还可以免费学到一些专业技能，所以除了极少数好逸恶劳得无可救药的家伙，大宋境内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乞丐了。），化缘也因此受到了连累，而算命测字等谋生手段又被朝廷以迷信为由予以了严格限制（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否则要以妖言惑众罪判刑，而就算获得从业资格，税赋也十分沉重，除了极少数的忽悠天才，想靠它赚钱，简直是难比登天。），这样一来，游方的僧道便只能靠自身的非宗教技能挣钱糊口，除了极少数能人和富家子弟，几乎没有几个僧道还能坚持下去的。
赵旉此举无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自古以来任何一种宗教，想要传播教义、扩大影响，都离不开那些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广义），现在被赵旉这么一搞，能够苟延残喘保住道统传承就不错了。但赵旉此举并非真是为了将宗教赶上绝路，而只是为了贯彻其“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而已。在赵旉看来，甚至宗室贵族不劳动都比宗教人士有理由，因为那是他们祖辈劳动的成果，而僧侣们得到的捐献（如香油钱之类）则纯属欺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管赵旉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大宋境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受到严厉打压之后，确实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推动效应，生产者一下子多出几十万（也可能有上百万，确切数字是不太好统计的。），影响确实不小（由于农田改造与基本水利建设需要的人力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就业问题基本不用担心。）。而且对僧道征收的重税也大大充实了国库，赵旉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灵，甚至心甘情愿地献上那么多的劳动所得
像历史上北周武帝灭佛一样，赵旉对与宗教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不安，但当局势平息下来之后，无论是朝廷还是大宋百姓都从中获益匪浅，大宋的统治基础由此愈发巩固。也正是有了这个凭仗，赵旉才得以进一步深化他对于教育、军队乃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
到绍兴二十年年底的时候，大宋九成以上的州县都已经建立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学校，由此刮起了一阵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风暴。值得一提的是，赵旉对于他一向厌恶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而只是规定禁止对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教授儒学（传统文化影响太深，即使不学也多少会知道一点，如果连自学也限制，很可能会给某些小人以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因此赵旉只禁教，不禁学。）。理由则是儒学是圣贤之学，非童蒙所能领会，一味强学的话，学不会倒不打紧，但如果曲解先贤之意，那就不行了。赵旉还找出一大堆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后世的儒学与先秦儒学有了多大的偏差，同时还列出了历史中有记载的无数腐儒与小人儒，然后再雄辩地指出孔子三千弟子之所以全部成才（这话只有书呆子才信，不过作为借口还是不错的。），是因为他们拜师的时候已经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少年甚至成年人，而后世则是对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进行填鸭式教学，不教出书呆子来才怪
赵旉此举不但避免了儒学对少年儿童的毒害（其实有主见的成年人平时看看四书五经还是很有好处的），也大大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于大宋的影响，再加上科举考试中儒学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儒家思想终于渐渐由中国的统治思想退居次要地位，结果后来反倒比以前发挥出了更多的积极作用。而且前文也说了，另外两种思想——佛与道受到的冲击则更大，若非如此，赵旉推行新文化的打算能否实现，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中国文化彻底走向内敛保守，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以后
在中国的历史上，思想领域的激进改革常常伴随着文字狱（文字狱并非始于清代，只是清代的文字狱危害最大、效果最“好”、恶名也最昭彰罢了）的肆虐，这是赵旉绝不想看到的。为此赵旉特地出台了一条乍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的规定，那就是一旦有人因为文字而获罪，那么首告之人也会跟着遭殃，但朝廷主动审查则不在此内。这样一来，就没几个人会去寻章摘句地找别人的碴了，那根本就是自找苦吃。而如果是明白无误地诽谤朝廷，则可以由朝廷直接下令彻查，并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为害甚大的文字狱，居然被赵旉意外地轻松解决了
而就算有了度牒的那些“合法”僧道（以及为数不多的其他宗教人士），日子也未必好过，因为朝廷规定他们这些职业的宗教人士必须每月（如果设为一年的话，以中国人擅长投机取巧的特点来看，民间很可能会出现类似“当大半年和尚、要收税的时候再还俗，收税截止期一过再当和尚”的对策。(手打小说)而一个月收一次的话，考虑到度牒的审批也需要不少时间，搞鬼的成本相当地高，就基本不必担心了）上缴一两银子（后来纸币通行后则为相当价值的宋元）的人头税。对于寺庙和道观，朝廷是在统计人数后一起收税；而那些行脚僧人和游方道士，则必须在每年的一月份主动到当时所在地的衙门交税。
这样一来，僧道们的负担已经够大了，收入也很成问题，因为大宋现在禁止乞讨（没工作活不下去的话，可以到朝廷在每个州县都有设立的收容所干些简单工作挣点伙食费，而且收容所会给每个人提供三天的免费食宿，还可以免费学到一些专业技能，所以除了极少数好逸恶劳得无可救药的家伙，大宋境内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乞丐了。），化缘也因此受到了连累，而算命测字等谋生手段又被朝廷以迷信为由予以了严格限制（必须到官府登记注册，否则要以妖言惑众罪判刑，而就算获得从业资格，税赋也十分沉重，除了极少数的忽悠天才，想靠它赚钱，简直是难比登天。），这样一来，游方的僧道便只能靠自身的非宗教技能挣钱糊口，除了极少数能人和富家子弟，几乎没有几个僧道还能坚持下去的。
赵旉此举无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自古以来任何一种宗教，想要传播教义、扩大影响，都离不开那些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广义），现在被赵旉这么一搞，能够苟延残喘保住道统传承就不错了。但赵旉此举并非真是为了将宗教赶上绝路，而只是为了贯彻其“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而已。在赵旉看来，甚至宗室贵族不劳动都比宗教人士有理由，因为那是他们祖辈劳动的成果，而僧侣们得到的捐献（如香油钱之类）则纯属欺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管赵旉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大宋境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受到严厉打压之后，确实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推动效应，生产者一下子多出几十万（也可能有上百万，确切数字是不太好统计的。），影响确实不小（由于农田改造与基本水利建设需要的人力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就业问题基本不用担心。）。而且对僧道征收的重税也大大充实了国库，赵旉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灵，甚至心甘情愿地献上那么多的劳动所得
像历史上北周武帝灭佛一样，赵旉对与宗教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不安，但当局势平息下来之后，无论是朝廷还是大宋百姓都从中获益匪浅，大宋的统治基础由此愈发巩固。也正是有了这个凭仗，赵旉才得以进一步深化他对于教育、军队乃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
到绍兴二十年年底的时候，大宋九成以上的州县都已经建立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学校，由此刮起了一阵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风暴。值得一提的是，赵旉对于他一向厌恶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而只是规定禁止对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教授儒学（传统文化影响太深，即使不学也多少会知道一点，如果连自学也限制，很可能会给某些小人以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因此赵旉只禁教，不禁学。）。理由则是儒学是圣贤之学，非童蒙所能领会，一味强学的话，学不会倒不打紧，但如果曲解先贤之意，那就不行了。赵旉还找出一大堆的历史资料，证明了后世的儒学与先秦儒学有了多大的偏差，同时还列出了历史中有记载的无数腐儒与小人儒，然后再雄辩地指出孔子三千弟子之所以全部成才（这话只有书呆子才信，不过作为借口还是不错的。），是因为他们拜师的时候已经受过良好基础教育的少年甚至成年人，而后世则是对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进行填鸭式教学，不教出书呆子来才怪
赵旉此举不但避免了儒学对少年儿童的毒害（其实有主见的成年人平时看看四书五经还是很有好处的），也大大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于大宋的影响，再加上科举考试中儒学的作用也一落千丈，儒家思想终于渐渐由中国的统治思想退居次要地位，结果后来反倒比以前发挥出了更多的积极作用。而且前文也说了，另外两种思想——佛与道受到的冲击则更大，若非如此，赵旉推行新文化的打算能否实现，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中国文化彻底走向内敛保守，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以后
在中国的历史上，思想领域的激进改革常常伴随着文字狱（文字狱并非始于清代，只是清代的文字狱危害最大、效果最“好”、恶名也最昭彰罢了）的肆虐，这是赵旉绝不想看到的。为此赵旉特地出台了一条乍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的规定，那就是一旦有人因为文字而获罪，那么首告之人也会跟着遭殃，但朝廷主动审查则不在此内。这样一来，就没几个人会去寻章摘句地找别人的碴了，那根本就是自找苦吃。而如果是明白无误地诽谤朝廷，则可以由朝廷直接下令彻查，并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为害甚大的文字狱，居然被赵旉意外地轻松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