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七章一举多得（五）
不过，那些大宋“难民”之中也并不都是不会耕作的市民，其中的六七万农民（含其家属）在异乡的土地上倒反而有些“物以稀为贵”，而赵旉也给予了他们特别的重视。在赵旉的同意下，张俊出面以个人名义在九州南部租（日本的土地禁止买卖）下了大片土地进行垦荒，而这些大宋过来的农民就成了耕作的主力军，毕竟总将口粮这一要命的物资寄托在别人身上，总是很难让人放心，自己哪怕能够解决一点也是好的。
日本的田租（日本的土地归领主所有，禁止买卖，所以田租同时也是田税。）一向极高，（正常年景收成的）六成以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基本都是死租（即不论收成如何，都要收那么多租税。），还往往是粮价高的地方收粮食、粮价低的地区收金钱，因此农民负担极为沉重（注1）。而且日本的领主只管收钱，很少有人会在农民遭灾的时候想到赈济，所以称古代的日本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农民并不为过（欧洲农奴有第一夜权的问题，也很黑暗，但比起日本武士斩杀不恭敬的平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言，还是要好得多了。）。
赵旉自然不可能让那些过去的中国农民也受到同样对待，张俊又很会“揣摩圣意”，何况租税比例太高的话，作为承包商与负责人的他肯定也将是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与平家年轻的领袖平清盛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商谈。平清盛考虑到“宋日两国间的友谊”，同意第一年平均每亩地只收象征性的一升稻谷，次年为一斗，第三年及以后均为一石，这与大宋田税最高的江南等地相当，但考虑到九州土地贫瘠，这几万大宋农民还是垦荒，这个年贡比例也不算低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田税同时还是田租（大宋田租一般也都在五成左右，什么时候最苦的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张俊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经主持过屯田，那往往也是垦荒，官府一样要收取半数的收成，从这一点来看，平清盛还是很“厚道”的。而张俊又提出由他出面代为收缴，平清盛了解后觉得这样可以省下不少人工费用，自然不会拒绝，而张俊那位平安脱险没多久的爱妾张侬此时也已赶到日本，有了她那超强的理财能力，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当然，平清盛这样大方，也是有其特殊的目的的，他要求获得与大宋间贸易的垄断权，也即是说，他希望大宋的商船全都在平家控制的九州下货，而不要直接深入濑户内海，到近畿沿海下货销售。张俊自然不可能答应平清盛的这一无理要求，熟悉商业交易的他深知只有下家之间产生竞争，才能让上家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从此只能与平家交易，大宋就将失去对日本出口商品的定价权。
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张俊最后同意大宗商品交易只跟平家的那几个御用商人（之所以不直接跟平家做生意，一方面是平家既是公卿又是武士，属于日本的上流阶层，而商业乃是贱业，平清盛虽然重视商业，却也不可能亲自操持。而另一方面张俊则也可以利用御用商人有好几家的现实情况，诱其争相抬价，为大宋也为他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算是各取所需。）进行，但洲本岛驻军官兵私下做些小生意则不受限制。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平家基本垄断宋日贸易中日方的主要份额，又不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定价权仍在大宋手里。
经过这一系列的商谈和交涉，张俊及其家族不但密切了与日本平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从中获利匪浅。以屯田为例，虽然从第三年开始，每亩田地需要缴纳一石稻谷的年贡，但以南九州的水土光热条件，农技改良后达到正常年景四五石稻谷的亩产并不困难，而张俊向那些农民收取田租时却是按照大宋屯田的老规矩收取一半，也即是说只要没遭大灾，张俊从每亩田地中至少可以获利一石稻谷，毕竟运输与囤积的过程中虽然会有些损耗，但对“财商”极高的张俊来说，这方面的耗费要比平均水平低得多。
这次大劫难中流落日本的大宋农户约有将近两万户（由于老弱多死于艰苦的路途，所以每户人数较正常情况偏少。），以每户五十亩田（按规矩应该是一户百亩，不过考虑到很多田地需要开荒，较熟田更耗人工，而且张俊与平家之间也需要进一步加深信任，暂时不宜占地太广，所以在一开始的几年里，张俊都是按照一户五十亩的标准向平清盛租田的）计算，张俊每年获得的租米能够达到五十万石（以当时的出米率，再扣去人工费用，大约两石稻谷等于一石大米。）以上，这个数目已经着实不小，甚至比张俊在国内的田租（三十万石左右）还高很多，但在他眼里，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罢了。
其实以张俊那富甲天下的雄厚财力，他就是将国内在其名下的田产扩大十倍都是做得到的，但是那样的话赵构就是和他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容他，因为十万顷的土地足以私蓄一支数万人马的精兵了，而且张俊虽然军事才能一般，却也好歹是个能打的将军，这对任何皇帝来说，都是无法忽视的威胁。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张俊只能经营酒楼和宅地等没有潜在威胁的行业，虽然利润颇丰，终究没有田租来得稳定可靠，发展潜力也要小得多，张俊这些年来对此一直颇为遗憾。
可是这里是日本，远在距离大宋几千里的海外，张俊就算经营再多土地都没有关系，他终于可以摆脱束缚，大展一番拳脚。虽然由于日本那“可恶”的土地制度，张家暂时只能租下来承包经营当“中间商”，但是当土地面积大到一定程度，而拥有数量庞大的佃户之后，一旦日本遭遇大的变故，张家就完全可以反客为主，将这些租来的土地变成自己所有，甚至以此为基本，创出一番事业也未可知。
当然，要想扩大经营规模，仅仅依靠现在这两万户出身大宋“难民”的佃户是远远不够的，张俊打算就近再从日本招募一些，虽然他们耕作水平稍低，但张俊会从卫藩聘请一些农技人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日本人的勤劳聪明（虽然平均智商比汉人低2点，但日本人在世界上也算是高智商民族了。），达到他的要求应该不难。
注1：这种情况要是搁在中国，农民早就造反了，但日本却由于采取的是分封制度，从来没哪次农民起义成功过，而且几乎都是很轻松地就镇压了下来，所以在日本这条路行不通。不过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日本农民遇到无力抗拒的天灾**时，也有他们的活路，那就是逃荒。与大一统下逃荒往往只是死缓（因为大一统的模式下，各地政策类似，所以某地出问题时，其他地区往往也都有了隐患，而流民四散后会干扰各地的农耕，如果不能迅速镇抚，往往会引起更大的饥荒，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不同，分封制度下只要成功逃到别的领主治下，就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从非正常死亡人数来看，反而要比中国大一统以后的大乱大治（中国每次王朝末期，都要死掉几千万人，因此人口数字是曲折向上的，而日本则是以较为平缓的曲线持续增长。）少得多。
[奉献]
不过，那些大宋“难民”之中也并不都是不会耕作的市民，其中的六七万农民（含其家属）在异乡的土地上倒反而有些“物以稀为贵”，而赵旉也给予了他们特别的重视。在赵旉的同意下，张俊出面以个人名义在九州南部租（日本的土地禁止买卖）下了大片土地进行垦荒，而这些大宋过来的农民就成了耕作的主力军，毕竟总将口粮这一要命的物资寄托在别人身上，总是很难让人放心，自己哪怕能够解决一点也是好的。
日本的田租（日本的土地归领主所有，禁止买卖，所以田租同时也是田税。）一向极高，（正常年景收成的）六成以上是很正常的事，而且基本都是死租（即不论收成如何，都要收那么多租税。），还往往是粮价高的地方收粮食、粮价低的地区收金钱，因此农民负担极为沉重（注1）。而且日本的领主只管收钱，很少有人会在农民遭灾的时候想到赈济，所以称古代的日本农民是世界上最苦的农民并不为过（欧洲农奴有第一夜权的问题，也很黑暗，但比起日本武士斩杀不恭敬的平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而言，还是要好得多了。）。
赵旉自然不可能让那些过去的中国农民也受到同样对待，张俊又很会“揣摩圣意”，何况租税比例太高的话，作为承包商与负责人的他肯定也将是受害者之一，因此他与平家年轻的领袖平清盛进行了“很有建设性”的商谈。平清盛考虑到“宋日两国间的友谊”，同意第一年平均每亩地只收象征性的一升稻谷，次年为一斗，第三年及以后均为一石，这与大宋田税最高的江南等地相当，但考虑到九州土地贫瘠，这几万大宋农民还是垦荒，这个年贡比例也不算低了。
尽管如此，由于日本的田税同时还是田租（大宋田租一般也都在五成左右，什么时候最苦的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张俊对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曾经主持过屯田，那往往也是垦荒，官府一样要收取半数的收成，从这一点来看，平清盛还是很“厚道”的。而张俊又提出由他出面代为收缴，平清盛了解后觉得这样可以省下不少人工费用，自然不会拒绝，而张俊那位平安脱险没多久的爱妾张侬此时也已赶到日本，有了她那超强的理财能力，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
当然，平清盛这样大方，也是有其特殊的目的的，他要求获得与大宋间贸易的垄断权，也即是说，他希望大宋的商船全都在平家控制的九州下货，而不要直接深入濑户内海，到近畿沿海下货销售。张俊自然不可能答应平清盛的这一无理要求，熟悉商业交易的他深知只有下家之间产生竞争，才能让上家的利益最大化，如果从此只能与平家交易，大宋就将失去对日本出口商品的定价权。
经过双方多次磋商，张俊最后同意大宗商品交易只跟平家的那几个御用商人（之所以不直接跟平家做生意，一方面是平家既是公卿又是武士，属于日本的上流阶层，而商业乃是贱业，平清盛虽然重视商业，却也不可能亲自操持。而另一方面张俊则也可以利用御用商人有好几家的现实情况，诱其争相抬价，为大宋也为他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算是各取所需。）进行，但洲本岛驻军官兵私下做些小生意则不受限制。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平家基本垄断宋日贸易中日方的主要份额，又不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定价权仍在大宋手里。
经过这一系列的商谈和交涉，张俊及其家族不但密切了与日本平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从中获利匪浅。以屯田为例，虽然从第三年开始，每亩田地需要缴纳一石稻谷的年贡，但以南九州的水土光热条件，农技改良后达到正常年景四五石稻谷的亩产并不困难，而张俊向那些农民收取田租时却是按照大宋屯田的老规矩收取一半，也即是说只要没遭大灾，张俊从每亩田地中至少可以获利一石稻谷，毕竟运输与囤积的过程中虽然会有些损耗，但对“财商”极高的张俊来说，这方面的耗费要比平均水平低得多。
这次大劫难中流落日本的大宋农户约有将近两万户（由于老弱多死于艰苦的路途，所以每户人数较正常情况偏少。），以每户五十亩田（按规矩应该是一户百亩，不过考虑到很多田地需要开荒，较熟田更耗人工，而且张俊与平家之间也需要进一步加深信任，暂时不宜占地太广，所以在一开始的几年里，张俊都是按照一户五十亩的标准向平清盛租田的）计算，张俊每年获得的租米能够达到五十万石（以当时的出米率，再扣去人工费用，大约两石稻谷等于一石大米。）以上，这个数目已经着实不小，甚至比张俊在国内的田租（三十万石左右）还高很多，但在他眼里，却还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罢了。
其实以张俊那富甲天下的雄厚财力，他就是将国内在其名下的田产扩大十倍都是做得到的，但是那样的话赵构就是和他关系再好也不可能容他，因为十万顷的土地足以私蓄一支数万人马的精兵了，而且张俊虽然军事才能一般，却也好歹是个能打的将军，这对任何皇帝来说，都是无法忽视的威胁。所以在国内的时候，张俊只能经营酒楼和宅地等没有潜在威胁的行业，虽然利润颇丰，终究没有田租来得稳定可靠，发展潜力也要小得多，张俊这些年来对此一直颇为遗憾。
可是这里是日本，远在距离大宋几千里的海外，张俊就算经营再多土地都没有关系，他终于可以摆脱束缚，大展一番拳脚。虽然由于日本那“可恶”的土地制度，张家暂时只能租下来承包经营当“中间商”，但是当土地面积大到一定程度，而拥有数量庞大的佃户之后，一旦日本遭遇大的变故，张家就完全可以反客为主，将这些租来的土地变成自己所有，甚至以此为基本，创出一番事业也未可知。
当然，要想扩大经营规模，仅仅依靠现在这两万户出身大宋“难民”的佃户是远远不够的，张俊打算就近再从日本招募一些，虽然他们耕作水平稍低，但张俊会从卫藩聘请一些农技人员过来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日本人的勤劳聪明（虽然平均智商比汉人低2点，但日本人在世界上也算是高智商民族了。），达到他的要求应该不难。
注1：这种情况要是搁在中国，农民早就造反了，但日本却由于采取的是分封制度，从来没哪次农民起义成功过，而且几乎都是很轻松地就镇压了下来，所以在日本这条路行不通。不过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日本农民遇到无力抗拒的天灾**时，也有他们的活路，那就是逃荒。与大一统下逃荒往往只是死缓（因为大一统的模式下，各地政策类似，所以某地出问题时，其他地区往往也都有了隐患，而流民四散后会干扰各地的农耕，如果不能迅速镇抚，往往会引起更大的饥荒，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不同，分封制度下只要成功逃到别的领主治下，就有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如果从非正常死亡人数来看，反而要比中国大一统以后的大乱大治（中国每次王朝末期，都要死掉几千万人，因此人口数字是曲折向上的，而日本则是以较为平缓的曲线持续增长。）少得多。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