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三章一举多得（一）
一般人在心理受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让时间来抚平伤痕，但耶律普速完却会寻求更大的刺激以压过心中的痛苦，举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毒品可以镇痛的原理那样。这种特质可以避免耶律普速完陷入长期的消沉，也可以减轻其受到的心理创伤（时间固然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创伤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留下疤痕，一不小心还会转化为永生难忘的心理阴影，严重限制其未来的成长空间，也多少会影响其以后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人也很可能因为一时的不理智，干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来。赵旉虽然对心理学略有了解，却还没狂到有信心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他很清楚，耶律普速完虽然经过自己的调教后，很可能会变得比历史上更为强势，但还是必须置于自己的羽翼下才行，要不然无论是耶律普速完干了什么不该干的，还是遭遇了什么她不能承受的，受害的都将是他这个丈夫。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因为发现耶律普速完性格上有严重缺陷，赵旉当初才会放心地培养她吧？
绍兴十六年不是赵旉的幸运年，除了与耶律普速完有关的私事外，公事上也有些麻烦。张俊当时难得地发了一次善心，将近百万宋人带到了日本南九州，却很快便发现好人远比坏人更难当。虽然张俊充分发挥了他在商业上的过人天赋，设法买来了足够那些“难民”吃用一年的粮食，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这一次前无古人的疯狂收购导致日本很多地区存粮告罄，致使日本饥荒四起，死于饥饿以及各种继发灾难如瘟疫之类的人口至少也有数十万之多，而且四处蜂起的民变也严重干扰了日本各地的农业生产，因此绍兴十六年日本的粮食收成肯定会大幅度减产，估计连日本人自己也得再饿一年肚子，又哪儿来余粮供应那几十万大宋“难民”呢？
如果那些“难民”都是农民的话还好办，日本九州地广人稀，尤其是南九州更是如此，张俊又有屯田的经验，让大家屯田来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了，可这大几十万人却几乎都是不会种田的市民，只能靠别人养活，这可怎么办呢？
而且此事还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甚至还有少数人试图借机掀起**浪潮，虽然最终由于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依然心存敬畏（历史上，是到蒙元灭宋后，日本人认为中国断掉了华夏文明的传承，文化上不再对中国产生自卑感；而两败元军入寇后，日本人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了，从此在心态上不复自古以来对中国的仰视；直到日本战国后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日本人却从此发现中国并没有他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强大，而在动员力上甚至未必比日本强上多少，从此他们才开始对大陆生出觊觎之心。）而没有得逞，但疑惧与戒备却与日俱增。民意如此，再加上日本的亲宋派势力平家又被赶出了朝堂，因此日本人即使粮食够吃，也不大可能会支援大宋的“难民”。
不过说句实在话，赵旉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心想若自己是日本人，恐怕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几十万人死得不明不白，日本人还没下绊子，已经够隐忍的了。不过这倒也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一向是畏强凌弱，现在大宋远比日本强大（尤其是海军方面，因为陆军再强大，没有海军支持，也无法对日本构成威胁。隋朝的时候中国尚无跨海远征的能力，因此日本天皇居然敢在国书里要求与隋炀帝平起平坐。也不知道隋炀帝后来拼了命地远征高句丽，结果将国家也拖垮了，是不是就是为了将来讨伐日本做准备，毕竟隋朝时期中国航海技术虽然远不如宋代，但若只是想安全渡过相对狭窄的对马海峡，能力还是有的。），所以他们就不敢乱来
另外，那近百万中国人长期滞留日本南九州，他们的身份应该如何定位，将来该怎么办，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张俊虽然聪明，但由于私心太重，在大局观上一直略有欠缺，因此这段时间他的脑子几乎成了一团浆糊，不过他倒是有全始全终的习惯，不愿自己难得做件好事，却弄得半道中殂。
张俊自己只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将那些难民再带回国内，毕竟大宋幅员辽阔、粮食产量也大，多养活几十万人比小小的日本总要容易多了，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从大宋带出去的，只是绍兴十六年大宋的粮食收成本来就好不了（还是金军下江南惹的祸），这些人回去会不会引起大的饥荒，张俊心里没底，而且他好不容易将这么多人辛苦地带到了日本，什么都没做就又傻乎乎地带回去，他心里又有些不甘。
二是与日本人翻脸，鸠占鹊巢，张俊这个人渣对于这种事是不会有什么负罪感的，但是他这次带到日本的不过万余军队，而且其中还有几百名日本武士，就算这些人全都忠诚可靠，仅凭他们这么点人也绝不可能与日本的官军抗衡，何况维持近百万“难民”的秩序就占用了其中一半以上的兵力，能够拿出来参加战斗的寥寥无几。而那些“难民”大都来城市（宋代民风日渐文弱，但乡村和小城镇的情况还好，所以南宋才得以延续，但大城市的民风却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软得不行了。），会武艺的很少，身体素质也普遍不行，即使以张俊招兵的标准（即南宋禁军招兵要求的下限），也最多能够挑出一两万人而已，还得花费不少气力和时间严格训练，根本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因此，无论哪一个办法，都不是张俊现在手边的力量可以办到的，非得赵旉的卫军出手帮忙才行。因此张俊便写信给赵旉，向他请示此事到底该怎么解决，他现在已经知道赵旉将二皇子赵敖扣下当人质（恐怕除了当事人之外，都会这么理解。）、而且总督岭南三路的事，深知赵旉重回中枢掌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个人名义私信往来，而是第一次以臣下的身份向赵旉请示，这等于是在隐晦地表明他愿意唯赵旉马首是瞻，张俊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主动向赵旉效忠（吴璘是赵旉先写信的）的方面大将，再联想到昔日赵构即位时他也是第一个上表劝进的，其超强的政治嗅觉确实令人惊叹。
“这么快就急着向我效忠吗？真是一只老狐狸，不过他在日本的确干得不错，而且不给他点甜头，后面还有谁会过来投效呢？”，赵旉看完信件后摇了摇头轻笑几声，但他也知情况紧急，事关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决不能再拖延太久，因此立刻派人将詹会龙与张子盖这两个对日本最为了解的部下叫来商量。
其实，刚看到张俊信中向日本开战的提议，赵旉还真的一度有点心动，大概绝大部分抗战之后的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此想法吧。不过，这种狂热的情绪只在赵旉脑中维持了一小会，就马上被他排除了，赵旉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深知国家大事的重要决策万万不能仅凭自己的喜恶而定，乱来的话搞不好会亡国的
[奉献]
一般人在心理受创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让时间来抚平伤痕，但耶律普速完却会寻求更大的刺激以压过心中的痛苦，举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就好像毒品可以镇痛的原理那样。这种特质可以避免耶律普速完陷入长期的消沉，也可以减轻其受到的心理创伤（时间固然可以冲淡一切，但是创伤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留下疤痕，一不小心还会转化为永生难忘的心理阴影，严重限制其未来的成长空间，也多少会影响其以后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人也很可能因为一时的不理智，干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来。赵旉虽然对心理学略有了解，却还没狂到有信心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他很清楚，耶律普速完虽然经过自己的调教后，很可能会变得比历史上更为强势，但还是必须置于自己的羽翼下才行，要不然无论是耶律普速完干了什么不该干的，还是遭遇了什么她不能承受的，受害的都将是他这个丈夫。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正是因为发现耶律普速完性格上有严重缺陷，赵旉当初才会放心地培养她吧？
绍兴十六年不是赵旉的幸运年，除了与耶律普速完有关的私事外，公事上也有些麻烦。张俊当时难得地发了一次善心，将近百万宋人带到了日本南九州，却很快便发现好人远比坏人更难当。虽然张俊充分发挥了他在商业上的过人天赋，设法买来了足够那些“难民”吃用一年的粮食，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这一次前无古人的疯狂收购导致日本很多地区存粮告罄，致使日本饥荒四起，死于饥饿以及各种继发灾难如瘟疫之类的人口至少也有数十万之多，而且四处蜂起的民变也严重干扰了日本各地的农业生产，因此绍兴十六年日本的粮食收成肯定会大幅度减产，估计连日本人自己也得再饿一年肚子，又哪儿来余粮供应那几十万大宋“难民”呢？
如果那些“难民”都是农民的话还好办，日本九州地广人稀，尤其是南九州更是如此，张俊又有屯田的经验，让大家屯田来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了，可这大几十万人却几乎都是不会种田的市民，只能靠别人养活，这可怎么办呢？
而且此事还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强烈不满，甚至还有少数人试图借机掀起**浪潮，虽然最终由于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依然心存敬畏（历史上，是到蒙元灭宋后，日本人认为中国断掉了华夏文明的传承，文化上不再对中国产生自卑感；而两败元军入寇后，日本人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了，从此在心态上不复自古以来对中国的仰视；直到日本战国后期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日本人却从此发现中国并没有他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强大，而在动员力上甚至未必比日本强上多少，从此他们才开始对大陆生出觊觎之心。）而没有得逞，但疑惧与戒备却与日俱增。民意如此，再加上日本的亲宋派势力平家又被赶出了朝堂，因此日本人即使粮食够吃，也不大可能会支援大宋的“难民”。
不过说句实在话，赵旉在了解事实真相后，心想若自己是日本人，恐怕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几十万人死得不明不白，日本人还没下绊子，已经够隐忍的了。不过这倒也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他们一向是畏强凌弱，现在大宋远比日本强大（尤其是海军方面，因为陆军再强大，没有海军支持，也无法对日本构成威胁。隋朝的时候中国尚无跨海远征的能力，因此日本天皇居然敢在国书里要求与隋炀帝平起平坐。也不知道隋炀帝后来拼了命地远征高句丽，结果将国家也拖垮了，是不是就是为了将来讨伐日本做准备，毕竟隋朝时期中国航海技术虽然远不如宋代，但若只是想安全渡过相对狭窄的对马海峡，能力还是有的。），所以他们就不敢乱来
另外，那近百万中国人长期滞留日本南九州，他们的身份应该如何定位，将来该怎么办，也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张俊虽然聪明，但由于私心太重，在大局观上一直略有欠缺，因此这段时间他的脑子几乎成了一团浆糊，不过他倒是有全始全终的习惯，不愿自己难得做件好事，却弄得半道中殂。
张俊自己只想到两个办法，一是将那些难民再带回国内，毕竟大宋幅员辽阔、粮食产量也大，多养活几十万人比小小的日本总要容易多了，何况这些人本来就是从大宋带出去的，只是绍兴十六年大宋的粮食收成本来就好不了（还是金军下江南惹的祸），这些人回去会不会引起大的饥荒，张俊心里没底，而且他好不容易将这么多人辛苦地带到了日本，什么都没做就又傻乎乎地带回去，他心里又有些不甘。
二是与日本人翻脸，鸠占鹊巢，张俊这个人渣对于这种事是不会有什么负罪感的，但是他这次带到日本的不过万余军队，而且其中还有几百名日本武士，就算这些人全都忠诚可靠，仅凭他们这么点人也绝不可能与日本的官军抗衡，何况维持近百万“难民”的秩序就占用了其中一半以上的兵力，能够拿出来参加战斗的寥寥无几。而那些“难民”大都来城市（宋代民风日渐文弱，但乡村和小城镇的情况还好，所以南宋才得以延续，但大城市的民风却早在北宋中期，就已经软得不行了。），会武艺的很少，身体素质也普遍不行，即使以张俊招兵的标准（即南宋禁军招兵要求的下限），也最多能够挑出一两万人而已，还得花费不少气力和时间严格训练，根本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因此，无论哪一个办法，都不是张俊现在手边的力量可以办到的，非得赵旉的卫军出手帮忙才行。因此张俊便写信给赵旉，向他请示此事到底该怎么解决，他现在已经知道赵旉将二皇子赵敖扣下当人质（恐怕除了当事人之外，都会这么理解。）、而且总督岭南三路的事，深知赵旉重回中枢掌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以个人名义私信往来，而是第一次以臣下的身份向赵旉请示，这等于是在隐晦地表明他愿意唯赵旉马首是瞻，张俊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主动向赵旉效忠（吴璘是赵旉先写信的）的方面大将，再联想到昔日赵构即位时他也是第一个上表劝进的，其超强的政治嗅觉确实令人惊叹。
“这么快就急着向我效忠吗？真是一只老狐狸，不过他在日本的确干得不错，而且不给他点甜头，后面还有谁会过来投效呢？”，赵旉看完信件后摇了摇头轻笑几声，但他也知情况紧急，事关那么多人的吃饭问题，决不能再拖延太久，因此立刻派人将詹会龙与张子盖这两个对日本最为了解的部下叫来商量。
其实，刚看到张俊信中向日本开战的提议，赵旉还真的一度有点心动，大概绝大部分抗战之后的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有此想法吧。不过，这种狂热的情绪只在赵旉脑中维持了一小会，就马上被他排除了，赵旉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深知国家大事的重要决策万万不能仅凭自己的喜恶而定，乱来的话搞不好会亡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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