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那样的话，农业生产势必大幅度萎缩，粮价必然随之上涨，贫民活不下去就会造反，后果就很严重了。而有理由地剥夺地主的财产（自耕农的土地有限，而赵旉规定移民都将获得一定面积的耕地，或者是受雇做工，反正不会吃亏，损失大的至少也是地主。），虽然会引起非议和不满，但有钱人命贵，一般不会造反，两害相权取其轻，赵旉这样做还是很有道理的，何况处理起来确实方便很多
而且这条法令还改善了佃农的待遇，因为土地闲置太久便会被没收，所以地主们对于佃农的需求便少了很多弹性，讨价还价起来便没那么容易了。佃农这一大宋主要阶层中唯一的一个弱势群体，也因此渐渐过上了温饱、甚至小康的生活
另外，赵旉还规定，林地不算在闲置土地之内，这主要是因为树木的生长期长，土地的二次分配一般轮不到林地的缘故。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刺激了地主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大大推进了特区的绿化建设。因为以前大家都是买田留给子孙，但现在田地可能会被没收，那就只能种树留给子孙了。而林地面积的增加，在客观上挤掉了不少耕地的份额，使得人口饱和更早到来，这无疑又大大推动了对外移民的浪潮
王府旗下的大农场分成两类，一种是用来安置退役的伤残军人的荣军农场，其作物类型由王府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收获也由王府统购统销，不必担心市场价格的波动，如果是失去劳动能力的退伍军人，王府还会无偿为其雇工帮忙，这一福利持续到其过世，再加上相应的抚恤，足以令他们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皇家农场，从雇工、农业机械、种子、肥料、除虫、防灾等各方面尽可能地追求高效率。
由于农场模式的高效率，特区及周边地区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很快便受到了严重冲击。那些地主还好，毕竟他们土地较多，可以学习王府开创的农场模式，而且赵旉也不吝惜派人指导。但那些自耕农却没有那个条件，一则土地面积不够，二则是农场模式所需一次性投资较大，他们拿不出也不舍得进行巨额投资。
虽然宋代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要比其他朝代小很多，但若他们难以维生，还是会对特区的安定造成很大影响。赵旉为其想了两种出路，第一种是搞合作化，主要适用于连片的平地，作物以粮食和油料桑麻等重要经济作物为主，收成的一半必须以固定价格由王府统一收购，这样做一是为了降低物价波动对农民的伤害，二是保证王府手中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库存。
第二种出路也一样是集体化，但在经营上却是由农民完全自主，主要适用于地形复杂的破碎地块，作物种类不受限制，王府也不予以包销承诺。这种模式自由度高，特别适合水果蔬菜等副食的生产，集体的主要作用则是在农闲时组织大家干些挖掘或整修渠道之类改造地形的小工程，这是单靠一家一户无法办到的，另外畜力和机械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其实第二种模式非常类似于赵旉记忆中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承包的最大好处是降低了管理难度，而在生产效率上是无法与集约化经营抗衡的（看现在小岗村的情况就知道了），尤其是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就更是如此。而且中国是一个灾害多的国度，其间更有明朝后期持续一百来年灾害连绵不绝的艰难时期，而单家独户在这方面的劣势就更加明显。
不过有一些农产品市场较小而且波动很大，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生产，比如特种养殖之类的，那么也可以让一些脑子活、眼光准的聪明人自己试着闯一闯。也正是出于这一想法，赵旉还特别要求淮南日报上面留出部分版面，专门谈论特种农业技术与需求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赵旉都尽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充分利用所有土地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因为虽然农村是国家稳固的根基，但只有城市，才是进步的动力。
不过比起种自己的地，当农场的雇工虽然收入更高，却因为随时可能遭到解雇，明显缺乏安全感，而工商企业（哪怕只是手工作坊和小商铺）的效益就更不可能有种地来得稳定。为了缓解新工人的不安，赵旉选择了与他们签订长期合同的做法，只要他们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而且没有严重违纪的现象，王府便不能单方面解雇他们。这一做法因为较为符合宋代的传统，而很快在那些私人的农场和工商实体中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而赵旉也通过严查重罚违反合同的行为，向百姓灌输了“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尽管宋代百姓（只是百姓，朝廷和官吏则是反面典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守信程度其实要比赵旉前世好得多。但根植于传统的“重信守义”，显然不能与系统化的“契约精神”相比，不过经过赵旉后来的不懈努力，民主与法治的种子终于开始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根芽，并在南宋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中茁壮成长起来
由于时间不长，这几个月特区的工商业方面动静不大，但某个赵旉亲自关注，并要求攻关的课题还是取得了突破，那就是多级分馏装置。宋代此时已经出现蒸馏酒，但由于只是单次蒸馏，度数高不到哪儿去。不过，赵旉倡议在先，工匠们集思广益在后，先后解决了气密性与安全性这两大难题。再加上温度计的明与改进，结构更为简化的分馏釜被成功设计出来，并取代了原有的分馏装置。因为结构简化而且经过特殊设计，分馏釜可以很容易地堆叠成分馏塔，以进行多次分馏。
不久，度数高达五十度以上的高度酒终于问世，虽然南方人对此并不热衷，可北方各族尤其是大漠诸蕃却对此趋之若鹜。但更重要的是，大宋分离提纯的相关工业体系（这只是其中一个门类，还有一个早期门类是加热——溶解——冷却——分离的路线，出现得还要更晚一些。）由此开始逐渐建立起来，这对日后大宋化学工业的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特区这段时间工农业的迅猛展，与充足而对路的投资是分不开的，除了各项收入外，赵旉还大量举债，国债每年都要行一期，数额不断加大，而还款期限则越来越长。由于将南宋大部分巨商收归旗下，赵旉目前根本不缺钱用，他继续大国债主要还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信用。
其实现在特区国债的年利率已经只剩一成五，而且还在缓慢下降，与年利率至少也有三成的高利贷根本无法相比，但特区的官绅百姓依然踊跃购买，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卫王府或者说赵旉一定会按期足额偿还。
当然，卫军连续大捷，对稳固大家的信心也有很强的支撑作用。甚至连卫军内部通行的军用票，如今也可以在市面上作为货币流通，赵旉得知后非常吃惊，几乎想要马上就行纸币。不过考虑到连续对货币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对社会的冲击太大，动机也令人怀疑，所以他决定还是再等几年
而且这条法令还改善了佃农的待遇，因为土地闲置太久便会被没收，所以地主们对于佃农的需求便少了很多弹性，讨价还价起来便没那么容易了。佃农这一大宋主要阶层中唯一的一个弱势群体，也因此渐渐过上了温饱、甚至小康的生活
另外，赵旉还规定，林地不算在闲置土地之内，这主要是因为树木的生长期长，土地的二次分配一般轮不到林地的缘故。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刺激了地主们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大大推进了特区的绿化建设。因为以前大家都是买田留给子孙，但现在田地可能会被没收，那就只能种树留给子孙了。而林地面积的增加，在客观上挤掉了不少耕地的份额，使得人口饱和更早到来，这无疑又大大推动了对外移民的浪潮
王府旗下的大农场分成两类，一种是用来安置退役的伤残军人的荣军农场，其作物类型由王府根据实际情况指定，收获也由王府统购统销，不必担心市场价格的波动，如果是失去劳动能力的退伍军人，王府还会无偿为其雇工帮忙，这一福利持续到其过世，再加上相应的抚恤，足以令他们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另一种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皇家农场，从雇工、农业机械、种子、肥料、除虫、防灾等各方面尽可能地追求高效率。
由于农场模式的高效率，特区及周边地区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很快便受到了严重冲击。那些地主还好，毕竟他们土地较多，可以学习王府开创的农场模式，而且赵旉也不吝惜派人指导。但那些自耕农却没有那个条件，一则土地面积不够，二则是农场模式所需一次性投资较大，他们拿不出也不舍得进行巨额投资。
虽然宋代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要比其他朝代小很多，但若他们难以维生，还是会对特区的安定造成很大影响。赵旉为其想了两种出路，第一种是搞合作化，主要适用于连片的平地，作物以粮食和油料桑麻等重要经济作物为主，收成的一半必须以固定价格由王府统一收购，这样做一是为了降低物价波动对农民的伤害，二是保证王府手中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库存。
第二种出路也一样是集体化，但在经营上却是由农民完全自主，主要适用于地形复杂的破碎地块，作物种类不受限制，王府也不予以包销承诺。这种模式自由度高，特别适合水果蔬菜等副食的生产，集体的主要作用则是在农闲时组织大家干些挖掘或整修渠道之类改造地形的小工程，这是单靠一家一户无法办到的，另外畜力和机械也可以得到充分利用。
其实第二种模式非常类似于赵旉记忆中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承包的最大好处是降低了管理难度，而在生产效率上是无法与集约化经营抗衡的（看现在小岗村的情况就知道了），尤其是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的生产方面就更是如此。而且中国是一个灾害多的国度，其间更有明朝后期持续一百来年灾害连绵不绝的艰难时期，而单家独户在这方面的劣势就更加明显。
不过有一些农产品市场较小而且波动很大，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生产，比如特种养殖之类的，那么也可以让一些脑子活、眼光准的聪明人自己试着闯一闯。也正是出于这一想法，赵旉还特别要求淮南日报上面留出部分版面，专门谈论特种农业技术与需求方面的问题。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赵旉都尽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在充分利用所有土地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因为虽然农村是国家稳固的根基，但只有城市，才是进步的动力。
不过比起种自己的地，当农场的雇工虽然收入更高，却因为随时可能遭到解雇，明显缺乏安全感，而工商企业（哪怕只是手工作坊和小商铺）的效益就更不可能有种地来得稳定。为了缓解新工人的不安，赵旉选择了与他们签订长期合同的做法，只要他们完成上面下达的指标，而且没有严重违纪的现象，王府便不能单方面解雇他们。这一做法因为较为符合宋代的传统，而很快在那些私人的农场和工商实体中得到了大面积推广。
而赵旉也通过严查重罚违反合同的行为，向百姓灌输了“契约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尽管宋代百姓（只是百姓，朝廷和官吏则是反面典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守信程度其实要比赵旉前世好得多。但根植于传统的“重信守义”，显然不能与系统化的“契约精神”相比，不过经过赵旉后来的不懈努力，民主与法治的种子终于开始在东方的土地上生根芽，并在南宋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中茁壮成长起来
由于时间不长，这几个月特区的工商业方面动静不大，但某个赵旉亲自关注，并要求攻关的课题还是取得了突破，那就是多级分馏装置。宋代此时已经出现蒸馏酒，但由于只是单次蒸馏，度数高不到哪儿去。不过，赵旉倡议在先，工匠们集思广益在后，先后解决了气密性与安全性这两大难题。再加上温度计的明与改进，结构更为简化的分馏釜被成功设计出来，并取代了原有的分馏装置。因为结构简化而且经过特殊设计，分馏釜可以很容易地堆叠成分馏塔，以进行多次分馏。
不久，度数高达五十度以上的高度酒终于问世，虽然南方人对此并不热衷，可北方各族尤其是大漠诸蕃却对此趋之若鹜。但更重要的是，大宋分离提纯的相关工业体系（这只是其中一个门类，还有一个早期门类是加热——溶解——冷却——分离的路线，出现得还要更晚一些。）由此开始逐渐建立起来，这对日后大宋化学工业的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特区这段时间工农业的迅猛展，与充足而对路的投资是分不开的，除了各项收入外，赵旉还大量举债，国债每年都要行一期，数额不断加大，而还款期限则越来越长。由于将南宋大部分巨商收归旗下，赵旉目前根本不缺钱用，他继续大国债主要还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信用。
其实现在特区国债的年利率已经只剩一成五，而且还在缓慢下降，与年利率至少也有三成的高利贷根本无法相比，但特区的官绅百姓依然踊跃购买，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卫王府或者说赵旉一定会按期足额偿还。
当然，卫军连续大捷，对稳固大家的信心也有很强的支撑作用。甚至连卫军内部通行的军用票，如今也可以在市面上作为货币流通，赵旉得知后非常吃惊，几乎想要马上就行纸币。不过考虑到连续对货币制度进行大幅度改革，对社会的冲击太大，动机也令人怀疑，所以他决定还是再等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