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在上京翘首以盼之时，王安石等人也已经出发了，带着汴京五十六万官员、军队和百姓，顺着汴河漕运水道一路南下。
汴河之上已经不能用千帆来形容这次迁都的壮举，整条汴河水道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禁止任何船只驶入，现在却是整条汴河水道上都是船只。
迁都船队从汴京出发，顺着汴河一路南下，途经陈留、襄邑、应天府、永城、宿州、灵壁、盱眙七座大城市，然后从盱眙入隋唐大运河，途经淮阴、楚州、高邮、扬州四座大城，最后从瓜州进入长江，往东达到长江口，折向进入松江，中途进入黄浦江，到达上京。
这条水道长期以来的作用就是把东南的钱粮输送到汴京，维持汴京的虚假繁荣。
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都站在船头，望着一路浩浩荡荡的船队，望着一路上因为这条水道而兴起的大城市。
“君实还是担心官家再开边事？”王安石问道。
“不全是官家那边，你不是说职方司最近传来北辽军队大规模调动的消息吗？”司马光担忧地说道。
见王安石一脸忧郁不再说话，司马光摇头叹息道：“如今大宋严重缺粮，官家还是坚持要拓展海外，设立金州，需要供应十万人的口粮还可以从流求调拨，这也就算了。可是，官家还要西征印度，攻打朱罗国，说好只派一万水师过去支援三佛齐就可以了。官家却硬是抽调了五万远征军，五万保甲军，要去扩大凌牙州，这里又是十万人的口粮。如果北辽乘机发难，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古代，一旦出现粮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兵灾。所谓兵灾，就是为了抢粮食。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其实都是农业的脆弱性导致的。
精耕细作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农业又是非常不稳定的基本上靠天吃饭的产业。许多王朝差不多都是被天灾所毁灭的，旱蝗水震，是农业国家的杀手。
旱灾、蝗灾、水灾、地震，这四大杀手，一旦露出獠牙，那么粮食就会歉收，在精耕细作农业下增长起来的人口就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大量人口将死于饥荒！随后是为了夺取粮食而爆发的兵灾，兵灾一起，十室九空！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缔造了一个半亿帝国，汉朝人口达到了五千万。而汉武帝一朝前期，汉朝的版图还不包括广大的南方地区。可是，直到现在大宋开发了南方地区，大宋的人口也不过八千万。
汉朝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与宋朝相对比，那么阻扰大宋人口暴增的原因在那里？还是农业的脆弱性。
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七千万。隋朝大乱，人口锐减，在唐朝初立时，只有一千五百万。唐朝末年，人口规模达到六千万，还没有超过隋朝末年的水平。然而，历经五代之乱，当宋朝定鼎天下时，人口锐减到三千万，这还是因为五代之时，南方人口仍然保持着一定增长。
到现在，大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才上涨到八千万。人口增长是缓慢的，而要锐减只需要一次天灾，只需要一次兵灾。中国的治乱循环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认为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比如，现在的大宋，东南人口最多，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少，但是东南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反而能够接济汴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粮。同时，也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
而湖广地区和西南山区，人烟稀少，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大，但是因为人口太少，无法做到精耕细作，而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产量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不高。成本高额加上收回成本的时间太长，修建水道驰道，迁徙人口开发，都是需要十分丰富的储备才能进行的。要开发一个地区，必须要运粮过去，作为开发的物资基础，然而，交通不便，运粮消耗太大，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储备大部分消耗在了运输途中。开荒就和打仗一般，是极其消耗钱粮的。
大宋本来极为富有，储备丰厚，但也被赵顼的大迁徙大开发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连民间的最后一点潜力都被榨干了。
如果赵顼不是穿越为帝，并且控制了军队，这样的大移民大开发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人地矛盾是局部的，是相对的。脆弱的农业才是根源，交通不便才是根源。
“这也没有办法，官家毕竟太年轻了，我们只能竭尽所能为官家补漏洞了。其实，官家也有他的考虑。官家的眼界远比我们要远得多，我们总是忤逆官家也不好。皇权与相权之争，自唐起就越演越烈，朝堂之上的倾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但愿这次大选是一个终结点。”王安石安慰道。
“职方司的密报说，官家派出的十万印度远征军，没有向广东路各州要一粒粮食。”军部尚书熊本说道。
“哦，看来官家又是和上次一样，拿军备从交趾换粮食了。这样也好。”司马光心里也平静了一些。
从赵顼命令远征军从交趾换粮食，司马光知道了赵顼也认识到了大宋的粮荒危机。只是，交趾已经与占城、真腊打了两年仗，交易的粮食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司马光心里也只是平静了一些而已。
“君实，别忘了，占城稻是从哪里来的。北方豪族之家大都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各级官府已经高价向他们收购了一些，南方百姓，装备了突火枪，打猎也积攒了一些肉食。沿海各地，出海打渔的百姓越来越多，远的已经到日本去打鱼了。从日本北海运来的海鱼一船接一船，这可比帮助日本开荒要划算的多。海卫军以捕鱼练兵，纵横海上，其中捕获的大鱼不知道有多少，基本上实现了军粮自给。如此算的话，东海与南海就是大宋的大粮仓，大宋的疆土面积等于增加了一倍。粮食的问题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只要连续三年，大宋不发生大规模的灾荒，粮食危机就能渡过。”王安石对大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交趾和占城两国都是大规模种植占城稻的国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算来，也是一个大粮仓。从交趾得到十万人的粮草，并非难事！后世的的东南亚、中国、印度各国都是水稻种植大国。在还没有引进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之时，水稻是旧大陆农业产量最高的农作物。
如今，大宋的主要农作物，粮食作物有：稻、麦、豆、粟、黍五种，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蔗、茶树、油菜、苎麻、桑树六种。还有从天方世界引进的一些蔬菜：胡萝卜、菠菜等，本土的蔬菜也有萝卜、白菜等。各种农作物种类高达三百多种。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随着赵顼的到来，各种农作物得到研究和推广，特别是甘蔗和占城稻。新式的先进的农具得到普及，直到十二世纪才普遍使用的钢刃农具已经提前实现普及。由于这些，王安石才有信心，在三年内渡过粮食危机，有信心推行十年大治天下的计划。
要知道，修建水利驰道都是十分耗费钱财的事情。如果按史学家司马光的看法，一定是坚决反对的。以史为鉴，历史上的秦隋两大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驰道水道，太过耗费民力，才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
“介甫，十年大治的计划，使我们商议好的。这件事，由你主持，我放心。就怕官家在这个过程中干涉太多，官家雄心勃勃，到时，怕是稍微有点功绩，就想着做汉武唐宗了。有时候，我也的确佩服官家的高瞻远瞩，可是官家这个人不踏实，就怕高瞻远瞩变成好高骛远了。”司马光解释道。
“官家有时候的确让人捉摸不透，但官家绝非嗜血暴戾之徒，他似乎总在害怕什么事情，才变得不可接近，但也并不完全听不进谏言。这点，君实应该比我要懂得到吧！”王安石回应道。
“太祖皇帝开创大宋之时，有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家看似对政事堂放权了，但是很多时候又乾坤独断，完全听不得反对的声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官家这种性情，总是让人不放心。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能寄托在官家的性情上。官家的远见和克制，我也十分赞赏，但毕竟不是没有君主都能够做到。如果官家的性情成为了一种传统，被后代昏庸之君模仿，我们再多的苦心经营，又怎么经得起昏君的摧残？”司马光辩解道。
“这个君实放心。官家对我好像有种天生的信任。这次大选，官家不是同意了吗？大选过后，完善体制，限制官家利用声望控制百姓和军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大宋要长治久安，自然要看的还是制度。毕竟昏君常有，贤君百年难得。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已经被官家破坏殆尽，重建更完善的治国体制，已经刻不容缓。”王安石一脸笑呵呵地说道。
王安石之所以笑着说道，是为了避免被司马光认为这是炫耀，炫耀官家只信他王安石。王安石所说的从制度上而不是从礼法上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是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前奏。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事实上包含着诸多的矛盾：周边民族政权与宋朝的矛盾，宋朝国库空虚与大宋富有的矛盾，南方士大夫与北方士大夫的矛盾，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大地主大商人与中小地主商人的矛盾，地主土地资本与商人货币资本的矛盾，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自立与农业生产能力脆弱的矛盾，宋朝中央集权与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新兴的商品经济思想与传统的农本经济思想的矛盾。
诸多矛盾所反应的正是文明迈进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激烈变动和斗争。如果加上赵顼穿越而来，又多了一重矛盾，历史发展局限与催动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
汴河之上已经不能用千帆来形容这次迁都的壮举，整条汴河水道上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禁止任何船只驶入，现在却是整条汴河水道上都是船只。
迁都船队从汴京出发，顺着汴河一路南下，途经陈留、襄邑、应天府、永城、宿州、灵壁、盱眙七座大城市，然后从盱眙入隋唐大运河，途经淮阴、楚州、高邮、扬州四座大城，最后从瓜州进入长江，往东达到长江口，折向进入松江，中途进入黄浦江，到达上京。
这条水道长期以来的作用就是把东南的钱粮输送到汴京，维持汴京的虚假繁荣。
此时，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都站在船头，望着一路浩浩荡荡的船队，望着一路上因为这条水道而兴起的大城市。
“君实还是担心官家再开边事？”王安石问道。
“不全是官家那边，你不是说职方司最近传来北辽军队大规模调动的消息吗？”司马光担忧地说道。
见王安石一脸忧郁不再说话，司马光摇头叹息道：“如今大宋严重缺粮，官家还是坚持要拓展海外，设立金州，需要供应十万人的口粮还可以从流求调拨，这也就算了。可是，官家还要西征印度，攻打朱罗国，说好只派一万水师过去支援三佛齐就可以了。官家却硬是抽调了五万远征军，五万保甲军，要去扩大凌牙州，这里又是十万人的口粮。如果北辽乘机发难，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古代，一旦出现粮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兵灾。所谓兵灾，就是为了抢粮食。中国历朝历代，治乱循环，其实都是农业的脆弱性导致的。
精耕细作下的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是农业又是非常不稳定的基本上靠天吃饭的产业。许多王朝差不多都是被天灾所毁灭的，旱蝗水震，是农业国家的杀手。
旱灾、蝗灾、水灾、地震，这四大杀手，一旦露出獠牙，那么粮食就会歉收，在精耕细作农业下增长起来的人口就会面临毁灭性打击。大量人口将死于饥荒！随后是为了夺取粮食而爆发的兵灾，兵灾一起，十室九空！
在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就缔造了一个半亿帝国，汉朝人口达到了五千万。而汉武帝一朝前期，汉朝的版图还不包括广大的南方地区。可是，直到现在大宋开发了南方地区，大宋的人口也不过八千万。
汉朝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根本无法与宋朝相对比，那么阻扰大宋人口暴增的原因在那里？还是农业的脆弱性。
隋朝时期，中国的人口达到七千万。隋朝大乱，人口锐减，在唐朝初立时，只有一千五百万。唐朝末年，人口规模达到六千万，还没有超过隋朝末年的水平。然而，历经五代之乱，当宋朝定鼎天下时，人口锐减到三千万，这还是因为五代之时，南方人口仍然保持着一定增长。
到现在，大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人口才上涨到八千万。人口增长是缓慢的，而要锐减只需要一次天灾，只需要一次兵灾。中国的治乱循环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认为中国治乱循环的根源在于人地矛盾，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比如，现在的大宋，东南人口最多，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少，但是东南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反而能够接济汴京，生产出大量的商品粮。同时，也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
而湖广地区和西南山区，人烟稀少，人平均土地面积最大，但是因为人口太少，无法做到精耕细作，而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导致粮食产量极低。
但是，因为古代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不高。成本高额加上收回成本的时间太长，修建水道驰道，迁徙人口开发，都是需要十分丰富的储备才能进行的。要开发一个地区，必须要运粮过去，作为开发的物资基础，然而，交通不便，运粮消耗太大，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储备大部分消耗在了运输途中。开荒就和打仗一般，是极其消耗钱粮的。
大宋本来极为富有，储备丰厚，但也被赵顼的大迁徙大开发折腾得差不多了，就连民间的最后一点潜力都被榨干了。
如果赵顼不是穿越为帝，并且控制了军队，这样的大移民大开发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可见，人地矛盾是局部的，是相对的。脆弱的农业才是根源，交通不便才是根源。
“这也没有办法，官家毕竟太年轻了，我们只能竭尽所能为官家补漏洞了。其实，官家也有他的考虑。官家的眼界远比我们要远得多，我们总是忤逆官家也不好。皇权与相权之争，自唐起就越演越烈，朝堂之上的倾轧，受苦的还是底层百姓，但愿这次大选是一个终结点。”王安石安慰道。
“职方司的密报说，官家派出的十万印度远征军，没有向广东路各州要一粒粮食。”军部尚书熊本说道。
“哦，看来官家又是和上次一样，拿军备从交趾换粮食了。这样也好。”司马光心里也平静了一些。
从赵顼命令远征军从交趾换粮食，司马光知道了赵顼也认识到了大宋的粮荒危机。只是，交趾已经与占城、真腊打了两年仗，交易的粮食应该也不会很多。所以司马光心里也只是平静了一些而已。
“君实，别忘了，占城稻是从哪里来的。北方豪族之家大都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各级官府已经高价向他们收购了一些，南方百姓，装备了突火枪，打猎也积攒了一些肉食。沿海各地，出海打渔的百姓越来越多，远的已经到日本去打鱼了。从日本北海运来的海鱼一船接一船，这可比帮助日本开荒要划算的多。海卫军以捕鱼练兵，纵横海上，其中捕获的大鱼不知道有多少，基本上实现了军粮自给。如此算的话，东海与南海就是大宋的大粮仓，大宋的疆土面积等于增加了一倍。粮食的问题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只要连续三年，大宋不发生大规模的灾荒，粮食危机就能渡过。”王安石对大宋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交趾和占城两国都是大规模种植占城稻的国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好，算来，也是一个大粮仓。从交趾得到十万人的粮草，并非难事！后世的的东南亚、中国、印度各国都是水稻种植大国。在还没有引进美洲的玉米、番薯等高产农作物之时，水稻是旧大陆农业产量最高的农作物。
如今，大宋的主要农作物，粮食作物有：稻、麦、豆、粟、黍五种，经济作物有：棉花、甘蔗、茶树、油菜、苎麻、桑树六种。还有从天方世界引进的一些蔬菜：胡萝卜、菠菜等，本土的蔬菜也有萝卜、白菜等。各种农作物种类高达三百多种。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随着赵顼的到来，各种农作物得到研究和推广，特别是甘蔗和占城稻。新式的先进的农具得到普及，直到十二世纪才普遍使用的钢刃农具已经提前实现普及。由于这些，王安石才有信心，在三年内渡过粮食危机，有信心推行十年大治天下的计划。
要知道，修建水利驰道都是十分耗费钱财的事情。如果按史学家司马光的看法，一定是坚决反对的。以史为鉴，历史上的秦隋两大王朝，就是因为修建驰道水道，太过耗费民力，才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
“介甫，十年大治的计划，使我们商议好的。这件事，由你主持，我放心。就怕官家在这个过程中干涉太多，官家雄心勃勃，到时，怕是稍微有点功绩，就想着做汉武唐宗了。有时候，我也的确佩服官家的高瞻远瞩，可是官家这个人不踏实，就怕高瞻远瞩变成好高骛远了。”司马光解释道。
“官家有时候的确让人捉摸不透，但官家绝非嗜血暴戾之徒，他似乎总在害怕什么事情，才变得不可接近，但也并不完全听不进谏言。这点，君实应该比我要懂得到吧！”王安石回应道。
“太祖皇帝开创大宋之时，有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家看似对政事堂放权了，但是很多时候又乾坤独断，完全听不得反对的声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官家这种性情，总是让人不放心。大宋的江山社稷不能寄托在官家的性情上。官家的远见和克制，我也十分赞赏，但毕竟不是没有君主都能够做到。如果官家的性情成为了一种传统，被后代昏庸之君模仿，我们再多的苦心经营，又怎么经得起昏君的摧残？”司马光辩解道。
“这个君实放心。官家对我好像有种天生的信任。这次大选，官家不是同意了吗？大选过后，完善体制，限制官家利用声望控制百姓和军队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了。大宋要长治久安，自然要看的还是制度。毕竟昏君常有，贤君百年难得。太祖皇帝立下的祖制，已经被官家破坏殆尽，重建更完善的治国体制，已经刻不容缓。”王安石一脸笑呵呵地说道。
王安石之所以笑着说道，是为了避免被司马光认为这是炫耀，炫耀官家只信他王安石。王安石所说的从制度上而不是从礼法上限制君主的权力，这是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迈进的前奏。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事实上包含着诸多的矛盾：周边民族政权与宋朝的矛盾，宋朝国库空虚与大宋富有的矛盾，南方士大夫与北方士大夫的矛盾，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大地主大商人与中小地主商人的矛盾，地主土地资本与商人货币资本的矛盾，手工业开始脱离农业自立与农业生产能力脆弱的矛盾，宋朝中央集权与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新兴的商品经济思想与传统的农本经济思想的矛盾。
诸多矛盾所反应的正是文明迈进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激烈变动和斗争。如果加上赵顼穿越而来，又多了一重矛盾，历史发展局限与催动社会快速发展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