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九三章政争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手打小说)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
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内阁总理、大元帅曾炩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
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曾炩、太史慈、吕布、关羽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和理解**是两回事，理解了**，掌握了**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
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太史慈、关羽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陈群、张昭、张纮、国渊、枣祗、赵商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北疆系和非北疆系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虽然北疆武人也是北疆系，但是大家所处的位置毕竟不同。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郑玄。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新经”，曾在无极大学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后来，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来到北疆，北疆武人又开始接触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弃。
明堂之争爆发后，三雍宫的建设随即搁置，但为了不影响重建长安城的进度，天子下旨，拜司隶刺史太史慈为为营都大监，董昭为营都副监，于秋收后开始征调民夫建设未央宫和修缮长安城墙。(手打小说)
三雍重建关系到礼制问题，礼制问题又和汉祚的命运息息相关，持“今礼”和“古礼”两种观念的大臣们各不相让，朝堂上的争论日复一日。
从争论双方的官吏来看，坚持“今礼”，坚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不是原北疆系，主要就是门阀世家，如蔡邕、刘虞、荀攸、伏完、王柔等公卿大臣。他们态度明确，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这些人里面，蔡邕是一个例外，对于蔡邕为何要坚持“今礼”，曾炩很是不解。不过，在听了赵松的解释后，曾炩倒是有一些理解了。
坚持“古礼”，坚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们多为北疆系，陈群、张昭、张纮、赵商、枣祗等人也是据理力争，至死不让。
两系大臣再次针锋相对，朝政受到了严重干扰。
曾炩在此事上的态度非常慎重。三雍毕竟不是一座建筑，它代表着礼制，是大汉社稷的象征。采用何种明堂制度关系着社稷的长治久安，不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朝堂上的争论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设，从孝武皇帝开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成，其中历时一百多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的争论。很多大臣、儒士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光武皇帝中兴后，三雍建设也数次反复，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成，可见确定礼制的难度之大。
如果采用“古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礼》为基础。
《周礼》原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经学大师刘歆始称其为《周礼》。《周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六官象征天地四方**，体现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汉时冬官篇已亡，汉儒取《考工记》补之。
如果采用“今礼”，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九室明堂制，那么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礼经》为基础。
传说《礼经》为周公制作或孔子订定。近人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一部分礼制的汇编，成书应在战国初期至中叶，即是汉时“五经”中的《礼经》。《礼经》分《士冠礼》、《士昏礼》等十七篇，详尽叙述了上古贵族生活各种主要礼节仪式。
《周礼》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礼经》为今文经学家所重视。“古礼”和“今礼”之争，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延续。
今日朝廷的官学是“新经”，是马融、郑玄等一批经学大家历经数十年，数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在“新经”中，郑玄大师第一次提出了“三礼”之名，认为“三礼”应该并重，要互相取长补短。
所谓“三礼”，就是《周礼》、《礼经》和本朝经学大师戴圣所编的《小戴礼记》。《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大都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有《曲礼》、《檀弓》、《王制》、《礼运》、《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礼记》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亦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有个别篇章为秦汉儒生所撰。
“新经”虽然提倡“三礼”并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郑玄大师曾在《驳许慎五经异义》中有过精彩驳论，他认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远远早于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说，郑玄大师有明显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倾向。
本来，这些年曾炩在北疆大力推行现代科学，十余年下来，倒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古文经学毕竟是在大汉朝有了数百年的底蕴，其影响力不是曾炩所倡导的现代科学所能比拟的。对此，曾炩虽然感到很无奈，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
今、古文经学之争是一个让曾炩头痛无比的事情，这种学术上的争论，甚至将原来的北疆系都分成了两派。最初的北疆系，也就是最先来到北疆的那一批人，包括郑玄的一帮弟子和曾炩在讨伐董卓之前就来到北疆的那些人，是坚决的古文经学的信奉者。而来北疆比较晚的，像是荀攸等人，则是倾向于今文经学。
其实，“新经”对古文经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倾向，这是因为今文经学自光武皇帝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和谶纬之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光武皇帝以符瑞图谶起兵，称帝后崇信谶纬，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遂成为本朝重要的学术思想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权威。流传在世的《易纬》、《书纬》、《诗纬》、《礼纬》、《乐纬》、《孝经纬》和《春秋纬》等“七纬”也成为儒士必修的典籍。谶纬的流行，导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都要依谶纬来决定，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要向谶纬看齐，这大大推动了本朝经学的神学化。与此同时，谶纬也导致了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思想在本朝的严重泛滥。
谶纬说白了，就是人为制作，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测者利用，拿来散布改朝换代的预言，这在最近十几年表现的尤为明显。“代汉者当为涂高”等谶纬一度传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张温、马日磾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请朝廷禁绝谶纬，收缴谶纬书籍，但因为今文经学势力庞大，根基牢固，成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设中采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礼》做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础，在“新经”中更倾向于采纳古文经学的治国理念，那么，今文经学将遭受持续的长久的打击，而谶纬之学自然就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这等于公开砸碎了研习今文经学的门阀、世家和士人们的“饭碗”，断绝了他们的仕途，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们当然要誓死捍卫。
谶纬之学流传了两百多年，对古文经学家的侵蚀也非常厉害。这从古文经学的鼻祖刘向、刘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来。而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国，更是公开宣扬符瑞谶纬，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经学家也研习谶纬。马融、郑玄、蔡邕、卢植等古文经学大家都是谶纬学的高手。但是，在对待谶纬学的态度上，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和以蔡邕、卢植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们却完全不一样。马融、郑玄精通谶纬，认为谶纬有害于经学和社稷，应该予以禁止。而蔡邕和卢植却予以认同。
在明堂制度土，蔡邕还著有《明堂论》，他在书中说得非常详细，认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征。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统一是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学说上，对九室明堂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这就是蔡邕和朝中诸多大臣旗帜鲜明地反对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确定，不能久拖不决，天子下旨，让郑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鸿儒名士，请他们于年底前赶到长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开辩议，以便朝廷决定采取何种制度重建三雍。
现在天子犹豫不决，无从取舍。蔡邕等公卿大臣坚持九室明堂制。陈群、崔琰、郗虑等大臣坚持五室明堂制。还有一部分大臣立场不坚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处在摇摆之中，其中杨彪最为典型。
以杨彪的资历和声望，他支持那一边显然会对朝廷的决策产生重要作用。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到了杨彪这一代，因为古文经学渐渐复兴，杨彪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他算是一位兼学今、古文经学的大家。
杨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对。同宗杨奇、杨懿和很多杨阀的门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成仇。冀州崔家已经因为此事内讧了。崔烈的儿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习今文经学，而崔琰却师从郑玄，学的是“新经”，家族内部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兄弟反目，翻脸了。杨彪老于世故，他不愿意让此事影响到杨阀的团结，于是故伎重施，又是腿疾犯了，又是小中风了，总之不上朝了，也不说话了，闭门不出。
以内阁总理、大元帅曾炩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场完全可以影响朝廷决策。但北疆武人和过去一样，在有关政事，尤其是这类牵扯到学术、礼制、国策等大事上，采取了一贯的沉默态度。这其中还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朝堂上的争论发生后，几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头看书，有的还到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北疆大吏府上虚心请教。
说句实话，对于“今礼”、“古礼”的争论来由和其背后所蕴含的对国祚命运的深远影响，他们的确不清楚。虽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关系到本朝礼制，但这个礼制对国政策略，对社稷兴亡有多大的作用，他们并没有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这些年，曾炩、太史慈、吕布、关羽等人无时无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习**，增加学识，同时，他们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但会读**和理解**是两回事，理解了**，掌握了**的精髓，再把这些精髓运用到朝政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其中是有天壤之别的。
像张温、皇甫嵩、卢植、朱俊这些出则为将，入则为卿的大臣，本来就是凤毛麟角，他们算是人中龙凤，一代也出不了几个。他们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过州郡，参予过朝政决策，从政了很长时间，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他们奋斗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后才功成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个战场上征战，除了太史慈、关羽等少数人外，很少有人得到过治理州郡的机会，对政事，尤其是事关财赋收入的比如田制、赋税、盐铁等具体事务，更是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即使读了**，但他们没有实践的机会，没有经验，要想在朝堂上立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陈群、张昭、张纮、国渊、枣祗、赵商这些人，因为很早就参予治理州郡。他们学以致用，十几年来，他们在稳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在张温、崔烈等一帮老大臣的指导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治国经验，已经在朝堂上牢牢站稳了脚跟。
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北疆系和非北疆系激烈交锋的时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虽然北疆武人也是北疆系，但是大家所处的位置毕竟不同。另外一部分原因却是因为自身学识有限，想插嘴都无从插起。这件事对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会打仗不行，会读**不行，知道治国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必须要有丰富的治国经验。否则到了朝堂上，只能尴尬地站在一旁，像个白痴一样任人摆布。
北疆武人最早师从大儒郑玄。他们很早就开始学习“新经”，曾在无极大学亲自聆听郑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课，受益匪浅。后来，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许劭、赵岐等大儒来到北疆，北疆武人又开始接触古文经学，他们从大儒王符的《潜夫论》里，学到了治国策略和治国方法，这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这次，他们则大开眼界，朝堂上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仿佛给他们打开了一道通向儒学殿堂的大门，他们突然发现，原来礼制、儒学、国政、国策、国祚命运竟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其中的精彩和玄奥要远远胜过战场上的博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