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炩沉默不语。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曾炩心中知晓的策略,的确是很好的策略,但是太过激进,肯定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当然,这个支持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大汉百姓肯定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他将来的统治还得这些知识分子帮忙,至少不能被他们否定。虽然他在北疆实行的是新式教育,但是世界观的巨大差异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

    这不仅是现在他曾炩面临的问题,更是将来他取代大汉之后更需要面临的问题。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复兴华夏。要想中兴社稷复兴华夏,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这些虽然他开始做了,但是还很不够。

    蔡邕和陈群非常专注地看着曾炩,等待着他的回答。

    曾炩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曾炩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局面。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曾炩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如果曾炩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曾炩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曾炩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曾炩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蔡邕抬头看看陈群,使了个眼色。

    陈群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主公执掌北疆之后,大力展工商,北疆取得了飞的展,这让我们所有的身在北疆的官员和百姓知道了这样的策略的好处,但是我们也很清楚,要是这样的政策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将来很可能被人取缔,那样的结果,想来主公也不愿意见到吧?”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陈群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陈群的解释,让曾炩也了解了一些这个时代的人对当今社会状态的认识。他说的也还算有理,但是还是不够。不过,作为这个时代的人,在各种局限之下,还有如此认识,已经难能可贵了。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阳之乱,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和平改制的机会,但这个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现彻底击碎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梦想。他们愤怒了,悍然反击,终于导致了这场倾覆社稷的浩劫。

    今天的事实是,自己支持的天子只是北疆的天子,而袁绍等诸侯却是在洛阳另立天子,和自己对抗。其实,袁绍等人也是被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如今只有破后而立一途,所以他们干脆下定决心把社稷推倒重来,重建大汉江山。天下大乱,给了黄巾军东山再起的机会,铺天盖地的黄巾军横扫州郡,无人可挡。没有了强大的朝廷和统一的指挥,这场叛乱的平定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大汉崩溃的浩劫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曾炩在心里面一直也是在谋划着改制的问题,但是他担心自己的策略太过激进,得不到贯彻,所以一直没有提出来。但是,他早就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写了下来。

    在听到陈群和蔡邕的话之后,曾炩觉得,他写下来的那个策略,应该会被二人认可。而蔡邕在北疆也有着很高的威望,争取更多的认可应该不难。

    曾炩想了想,决定将自己的那些打算让他们看看。

    [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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