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朗恩.约瑟夫根据张纯如著作自费拍摄的记录片《南京梦魇》，向世人展示了抗战时期日寇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和南京和平居民所遭历的劫难，自在youtube上线迄今不到两个月，全球下载已达数百万，相关讨论排名高居第九，引起了全球性的、强烈的反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却在正规发行渠道到处碰壁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派威胁、围攻，而且颇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相关纪念、研究机构和网友指责、批评甚至围攻，让约瑟夫医生一度心灰意懒，差点让影片下线。
这些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容易“给日本右翼以可乘之机”，对中国人对待某些事件当事人或亲历者，如拉贝、魏特林等的态度“评价不客观”，因此给予冷遇、白眼；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从未来过中国和南京，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睹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和平居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国际上许多人士给非洲灾民捐款，国内也有不少捐资助学的热心人，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富足，同样缺乏非洲饥民、西部农村失学儿童的“切肤之痛”，有些人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够顾及受助者感情的、无心的过头话，但我们能因此指责这种帮助本身么？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作为非历史学家、非华裔、非当事人、非专职研究者的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自然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士，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出现过层出不穷的瑕疵，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不消说，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爱好者完美无暇？提这个要求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自己做到了么？
更何况，一些国内专门机构一方面指责约瑟夫医生“观点不确、评价不实”，一面对人家送上门来的光盘避之唯恐不及。约瑟夫大夫从未来过南京，有些地方没看到、没想到，因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不足为奇，作为掌握这些资源的专门机构，你们为什么不能帮人家一把，请他来南京，实地看一看，交流一下，不是更好么？像东史郎那样觉悟了的日本老兵，无数犯过战争罪责的日本前战犯及其亲属，都可以来凭吊、来交流，真心诚意向世界揭示真相的约瑟夫大夫为什么只能吃闭门羹，甚至连一张薄薄的光盘也概莫能免呢？
作为独立和业余制片人，约瑟夫医生拍摄影片的费用全部来自自己的腰包，“粗制滥造”（或换言之精打细算）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必然影响影片的质量，可是他毕竟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影片，并在得不到正规发行空间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历史真相，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南京城在战争中所遭逢的不幸，许多指责他“粗制滥造”的人，为什么不“精工细作”一些更有力、更有影响的作品，去影响更多的国家和民众？或者，也“粗制滥造”一些和《南京梦魇》相同档次的东西，取得同样的效果和影响力？如果像约瑟夫那样努力去做了，哪怕效果还不如他，我们也会对其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如果自己没有做，却对别人的努力和付出说三道四，甚至出口伤人，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这位美国人的初衷如何，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们根本无需过度关心，至少这部纪录片本身在叙述上是无恶意的，在效果上起到了为南京大屠杀正本清源、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予以揭露的良好作用，客观上是有利于历史、有利于中国民众的，作为唯物主义者，何以不看到这一点，反要作“诛心”之论？
退一万步说，即使人家真的有赚钱的念头，这又有什么？将心比心，有几个人做了一样东西出来，是为了赔钱的？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捐霄壤，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暴行、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上，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参与和推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所有热心参与的人士都赔得血本无归，而且像约瑟夫医生那样，日本右翼诬蔑于前，某些中国偏激者叱骂于后，他们中许多人将势必远离这一话题，这不是在客观上做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蠢事么？某些偏激者的做法，究竟是有利于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有利于揭露大屠杀真相，还是恰恰相反？抗战期间，新四军苏北根据地从上海敌占区搞到不少钢管，制造武器、支援抗战，其中不少供货商人的确就是为了赚钱，但新四军并未因此说“你们动机不纯，把你们的钢管拿回去”，而是“一切为了抗战，一切有利于抗战”，热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之相比，当前某些人的想法、做法，何其陋耳。
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揭露军国主义罪责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洗磨的事情。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是成本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任何别人做什么，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贡献，却永远比不上实干者之万一。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偏激；多一些包涵，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朋友，少一些对头，这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澄清、甚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强大的民族必然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而闭关锁国的晚清却让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中国即将迎来奥运，全世界目光都集向这里，他们希望通过奥运这面镜子，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智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族。这种开放、包容、理智并不是商品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不可能为奥运量身定做，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涓滴而成。窥一斑，知全豹，如何对待《南京梦魇》和它的缔造者，正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理智、胸襟和智慧的一面好镜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部在网上热播、却在正规发行渠道到处碰壁的作品，不但毫无悬念地被日本右派威胁、围攻，而且颇出人意料地被中国国内一些相关纪念、研究机构和网友指责、批评甚至围攻，让约瑟夫医生一度心灰意懒，差点让影片下线。
这些指责和批评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的，认为这部影片在资料引用上不专业、不准确，如重庆大轰炸，错用了纳粹德国飞机轰炸的画面，容易“给日本右翼以可乘之机”，对中国人对待某些事件当事人或亲历者，如拉贝、魏特林等的态度“评价不客观”，因此给予冷遇、白眼；另一类是“道德性”的，认为制片人意在商业盈利，甚至“贩卖中国人的血泪赚黑心钱”，抨击其在炒作、在演戏，甚至用了很刺激、很尖刻的语言。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从未来过中国和南京，更不是拉贝那样的大屠杀目睹者，他所产生的一切感受、情绪和判断，都来自于他所见到的第二手文献、影像和书刊，在此情况下，他能从中产生对南京和平居民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义愤，并花费时间、精力拍片、宣传，说明作为医务工作者的他，具备了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感，谴责他感触不“真切”或“没有切肤之痛”，是毫无道理的苛求。国际上许多人士给非洲灾民捐款，国内也有不少捐资助学的热心人，他们中很多人生活富足，同样缺乏非洲饥民、西部农村失学儿童的“切肤之痛”，有些人有时不免说一些不够顾及受助者感情的、无心的过头话，但我们能因此指责这种帮助本身么？
我们知道，约瑟夫医生是心理学和心理教育学专家，而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作为非历史学家、非华裔、非当事人、非专职研究者的他，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对史实的把握、对资料的辨析自然存在不足，影片中出现硬伤是在所难免的，不要说他这样的外国业余人士，即使中国人自己研究自己的历史，同样出现过层出不穷的瑕疵，那些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中常识错误不断不消说，即使历史研究名家、大家，如晚清史专家罗尔纲先生、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同样曾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出过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专家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苛求外国热心人、爱好者完美无暇？提这个要求的人不妨扪心自问，你自己做到了么？
更何况，一些国内专门机构一方面指责约瑟夫医生“观点不确、评价不实”，一面对人家送上门来的光盘避之唯恐不及。约瑟夫大夫从未来过南京，有些地方没看到、没想到，因而影响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不足为奇，作为掌握这些资源的专门机构，你们为什么不能帮人家一把，请他来南京，实地看一看，交流一下，不是更好么？像东史郎那样觉悟了的日本老兵，无数犯过战争罪责的日本前战犯及其亲属，都可以来凭吊、来交流，真心诚意向世界揭示真相的约瑟夫大夫为什么只能吃闭门羹，甚至连一张薄薄的光盘也概莫能免呢？
作为独立和业余制片人，约瑟夫医生拍摄影片的费用全部来自自己的腰包，“粗制滥造”（或换言之精打细算）是在所难免的，这也必然影响影片的质量，可是他毕竟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影片，并在得不到正规发行空间的困难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历史真相，知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南京城在战争中所遭逢的不幸，许多指责他“粗制滥造”的人，为什么不“精工细作”一些更有力、更有影响的作品，去影响更多的国家和民众？或者，也“粗制滥造”一些和《南京梦魇》相同档次的东西，取得同样的效果和影响力？如果像约瑟夫那样努力去做了，哪怕效果还不如他，我们也会对其致以最真诚的敬意；如果自己没有做，却对别人的努力和付出说三道四，甚至出口伤人，那么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至于“意在赚钱”和炒作，这更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这位美国人的初衷如何，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们根本无需过度关心，至少这部纪录片本身在叙述上是无恶意的，在效果上起到了为南京大屠杀正本清源、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予以揭露的良好作用，客观上是有利于历史、有利于中国民众的，作为唯物主义者，何以不看到这一点，反要作“诛心”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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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有些人，姿态偏激、语言激烈，动辄指责别人“卖国”、“汉奸”，或对一些干实事的人横加挑剔、百般攻击，却不见他们自己为澄清历史真相、揭露军国主义罪责做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洗磨的事情。做一个偏激的挑剔者是成本最低廉的，第一，不需要真正了解历史，只需记住几个口号；第二，不需思考、分析和辨别，只需不断重复那几个口号；第三，不需自己动手做什么，只需反对任何别人做什么，可以说要多容易有多容易，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贡献，却永远比不上实干者之万一。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偏激；多一些包涵，少一些狭隘；多一些朋友，少一些对头，这对“南京大屠杀”问题的澄清、甚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培养，都是十分重要的。强大的民族必然是自信的，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都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时代，而闭关锁国的晚清却让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中国即将迎来奥运，全世界目光都集向这里，他们希望通过奥运这面镜子，看到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理智的民族，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民族。这种开放、包容、理智并不是商品上一层花花绿绿的包装纸，不可能为奥运量身定做，而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涓滴而成。窥一斑，知全豹，如何对待《南京梦魇》和它的缔造者，正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理智、胸襟和智慧的一面好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