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身处噩梦起始之中,却犹然不觉。

    正为日元购买力大增,举国欢腾的日本人完全不同。

    进入十月,真正处于经济腾飞前夕,已经开始向一个现代化都市彻底转变的京城,却处处充斥着不和谐。

    像本月,在大北窑已经盖起十层的“北极熊大厦”旁边。

    那占地更为庞大,即将成为京城地标的“国际贸易中心”建筑群已经破土动工。

    于此同时,为京城主办“第十一届年亚运会”的各种配套工程也纷纷开始上马,北四环的路段率先开工。

    但无论是在未来注定成为京城东区商业、生活和夜生活的中心地带。

    还是今后为百姓提供了偌大方便的马路。

    此时却统统没有获得老百姓由衷的赞誉。

    反倒因为大兴土木导致的暴土壤烟、路况颠簸,让往来的行人和骑车人咒骂不迭。

    郭大亨和城建负责人是没听到啊。

    否则他们一定会为此,感到愧对自己八辈儿祖宗的。

    同样的,老话讲,民以食为天。

    但恰恰就是这一年,京城的餐饮业,整体上呈现出一个不好的趋势。

    物价不但更贵了,而且菜肴品质还出现了较大的滑坡。

    为什么会如此?

    除了通货膨胀把餐饮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之外。

    那就是经验丰富的老厨师,年龄不饶人,逐渐退下来了。

    要知道,老师傅们的徒弟几乎都是建国以后收的。

    这和过去旧社会,当师傅的动辄能打,生死不论。

    徒弟为学艺,得给师傅当牛做马,当亲爹一样奉养的师徒关系怎能一样?

    确实是变得文明了、平等了、人道了。

    可话说回来,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啊。

    师傅懒得教,徒弟懒得学,逐渐成了勤行里的通病。

    大家无非都是一起挣公家的钱混口饭吃罢了,谁也犯不上跟谁较劲。

    那这帮接班人的本事还能强到哪儿去?

    “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就成了必然。

    这帮徒弟,别看也是好几十年炒勺耍下来,却未必及得上他们师傅五六成的本事。

    而这样的差距肯定是骗不了舌头的。

    花大价钱吃次东西,那花钱吃饭的人还能乐意啊?

    于是乎,京城老字号饭庄,便自此开始了名声衰败的过程。

    几乎垄断京城餐饮业的长达三百余年的传统鲁菜饭庄走上了下坡路。

    这也就给了私营餐馆和异地美食的后来者居上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有呢,偏消极的娱乐形势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

    除了各个公园里的游乐场附近出现了用“水管兄弟”、“大蜜蜂”、“打老鹰”、“青蛙过河”,这些虚拟游戏勾搭孩子,以两毛一个币的“小刀儿”割家长肉的电子游艺厅。

    只需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一个场地就能开张,以开枪似炒豆儿,练剑如神仙的港台片来吸引青少年的录像厅,也于突然之间遍布街头。

    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

    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

    比如《野人的x生活》、《特大抢劫案》、《震惊世界的奇闻》等等。

    当然,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可反过来讲,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文化信仰不同。

    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

    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

    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群体流动性强,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

    像在魏公村附近形成的“新(江)村”,很快就沦为了盗窃和拎包的重灾区。

    甚至之后,与之类似在大红门附近形成的“浙江村”,也一样是这样相当混乱的状态。

    这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总之,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发现这些变化的坏处,远比感受到带来的好处更容易。

    那么怨声载道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儿。

    或许只有多年之后,他们才能真正看清这些变化的实际意义。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总有例外。

    像洪衍武就对这些变化就完全是另外的一种态度。

    比如说对于国贸中心的建设,他就举双手支持。

    他把“北极熊大厦”盖在国贸的旁边,原本就是想借人家的东风,在这片炙手可热的区域里沾沾光嘛。

    而有关城市道路升级改建,他也绝对没话说啊。

    道路变宽阔变平坦了,作为已经可以用汽车代步的人,当然是好事。

    虽然洪衍茹上班路较远,目前吃着点苦头,可也没关系。

    因为不过是暂时性的。

    他已经为此,让妹妹挂靠在“北极熊服务公司”的名下,去报名学车本了。

    只要等她考试通过,他就会买辆汽车送给她,也就再无虞路上受罪了。

    当然,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车,洪家人讲究低调嘛。

    顶多也就是个菲亚特126p送给洪衍茹。

    俗称“大头鞋”、“小土鳖”的。

    这车是从波兰进口的,因为排量只有0.65l,售价只有七千元。

    可别看小归小,却五脏俱全,能坐四个人。

    不但座椅是真皮包裹,方向盘很大,并且它还带有音响,暖风空调,点烟器等配置。

    让洪衍茹一个女孩子用,其实挺合适。

    最关键就是汽车在当时绝对是身份象征,尤其是私人汽车。

    所以当时这车因为价廉物美,卖得可特别好,受演艺明星们的追捧而长期断货。

    也就是洪衍武路子野,不,是杨卫帆路子野,他才能轻而易举的以没经过炒作的价儿拿到现货。

    而且还能给妹妹预先指定颜色,要了个红色的小车儿。

    至于洪衍茹当然为此高兴坏了。

    学车可用心了,晚上还常拿水清的车来练习。

    真恨不得第二天就能开上属于她自己的汽车,加入到京城第一批私家车主的行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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