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章司马光逝世
高滔滔顿时舒适度满点，韩维和吕公著刚刚说白了，就还是想绕开制度增加一点不受监督的人事任免权；而司马光和苏油，则是力图堵住这个漏洞。
最后苏油的妥协方案就是这个漏洞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但是打开这个漏洞的手，不能是宰执的，而必须是皇帝和高滔滔的。
而这种人，又必须是得到舆论公议推许的大贤，最起码得是入朝之前的王安石，和入职中书舍人之前的苏轼那种。
这就算议下了，剩下的役法之事，司马光实在撑不住，只好作罢。
丁酉，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入朝。
壬辰，高滔滔携赵煦临荆扬王第，母子叔侄不知道谈论了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朝廷给赵颢和赵頵的几个儿子加官，而俩皇叔离开汴京到中牟去，一个提举医学院，一个提举经济学院。
九月，丙辰朔，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
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司马光病革之时，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犹皆朝廷天下事也。
司马光死后，司马康收集书案，得遗奏八纸，皆是论当世要务，还没有完成的手稿。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
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苏油在中牟刚刚安排完俩王爷，闻讯立即返回京城。
其实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苏油暗中松了一口气。
司马光这个人，让苏油感觉很矛盾。
对于人品没什么好说的，苏油很敬重。
真实历史上司马光做出的那些“坏事儿”，其实很多是局限于他的见识或者历史经验教训。
他没有后人对历史走势的了解和上帝眼光，因此有些评断，过于苛刻了。
就拿著名的“卖国贼”事件来说，司马光当时放弃的，只是四个寨堡，相比王安石放弃宋辽边境整整七百里疆域，其实只是小儿科。
所以要说“卖国”，王安石和赵顼可厉害多了，但是网上偏偏没有王安石是卖国贼的说法。
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但不指责，甚至还有无数言论为王安石洗白，说他不是参与者。
但是无论怎么洗，熙宁八年到熙宁九年割地之时，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这一点是铁的事实。
所以王安石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责任？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论的东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东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显得“今人胜古人”。
不过不论如何，在如今这个时空，司马光的去世，让朝中只剩下了温和派，苏油将几项关键的新法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如真实历史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还是那句话，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当政者的优秀政绩，其实很多时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前任干实事，背骂名，被赶下台，继任者上台享受前任辛辛苦苦创下来的政治成果，得到天大的名声，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如今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国家财政面临枯竭国家安全遭受巨大威胁这类大命题的，他们只知道安石相公在的时候俺们的日子好苦，各种负担好沉重；安石相公去后负担减轻了不少，年年丰收大家有饭吃；司马作相后废除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生活一下子就勉强称得上舒坦了。
他们也不知道苏油对接下来几年严峻的灾害形势的预判，也不太在意并没有造成巨大威胁的前年冬旱和今年春汛，不知道接下来的继任者可能就要为司马相公这一年多来的“宽政”背锅。
因此司马光的名声，在他死后达到了辉煌的。
平生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语未尝妄。
曾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苏轼曾经评论过司马光之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概括起来就两个字，曰诚曰一，当时的知识分子以为笃论。
但是事情又得两边看，诚者近迂，一者近执，又迂腐又执拗的人做宰相，对国家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情。
不管如何，好歹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这个时空元祐元年的九月里，司马光在上到高滔滔和赵煦，下到天下万民，甚至是外国君臣的心目中，都是人臣典范。
司马光指明让苏油治丧，很难说内心里没有利用自己的名声，帮苏油刷最后一次光环的想法。
方向不一定对，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是无疑的。
不过苏油并不感恩，甚至还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这一年多来，他为了拖延狙击司马光，可以说绞尽脑汁费尽心力。
如果老头在天之灵得知苏油对他的死甚至感到了一分庆幸的话，不知道会不会也一样的啼笑皆非。
苏油回到京中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朝廷，司马公的丧期与神宗皇帝配享明堂的吉期相冲突，申请将司马公的治丧之期延后一日，方便百官致奠。
程颐在经筵讲学，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
程颐与台谏交好，苏轼在翰林学士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两者因此关系越来越恶。
真实历史上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后，两省官欲往奠光，程颐以为不可，搬出古礼道：“子于是曰，哭则不歌。”
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
大苏就在旁边说了句俏皮话：“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
当时众皆大笑，两人遂成嫌隙。
高滔滔顿时舒适度满点，韩维和吕公著刚刚说白了，就还是想绕开制度增加一点不受监督的人事任免权；而司马光和苏油，则是力图堵住这个漏洞。
最后苏油的妥协方案就是这个漏洞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但是打开这个漏洞的手，不能是宰执的，而必须是皇帝和高滔滔的。
而这种人，又必须是得到舆论公议推许的大贤，最起码得是入朝之前的王安石，和入职中书舍人之前的苏轼那种。
这就算议下了，剩下的役法之事，司马光实在撑不住，只好作罢。
丁酉，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入朝。
壬辰，高滔滔携赵煦临荆扬王第，母子叔侄不知道谈论了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朝廷给赵颢和赵頵的几个儿子加官，而俩皇叔离开汴京到中牟去，一个提举医学院，一个提举经济学院。
九月，丙辰朔，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
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司马光病革之时，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犹皆朝廷天下事也。
司马光死后，司马康收集书案，得遗奏八纸，皆是论当世要务，还没有完成的手稿。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
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苏油在中牟刚刚安排完俩王爷，闻讯立即返回京城。
其实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苏油暗中松了一口气。
司马光这个人，让苏油感觉很矛盾。
对于人品没什么好说的，苏油很敬重。
真实历史上司马光做出的那些“坏事儿”，其实很多是局限于他的见识或者历史经验教训。
他没有后人对历史走势的了解和上帝眼光，因此有些评断，过于苛刻了。
就拿著名的“卖国贼”事件来说，司马光当时放弃的，只是四个寨堡，相比王安石放弃宋辽边境整整七百里疆域，其实只是小儿科。
所以要说“卖国”，王安石和赵顼可厉害多了，但是网上偏偏没有王安石是卖国贼的说法。
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但不指责，甚至还有无数言论为王安石洗白，说他不是参与者。
但是无论怎么洗，熙宁八年到熙宁九年割地之时，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这一点是铁的事实。
所以王安石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责任？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论的东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东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显得“今人胜古人”。
不过不论如何，在如今这个时空，司马光的去世，让朝中只剩下了温和派，苏油将几项关键的新法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如真实历史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还是那句话，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当政者的优秀政绩，其实很多时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前任干实事，背骂名，被赶下台，继任者上台享受前任辛辛苦苦创下来的政治成果，得到天大的名声，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如今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国家财政面临枯竭国家安全遭受巨大威胁这类大命题的，他们只知道安石相公在的时候俺们的日子好苦，各种负担好沉重；安石相公去后负担减轻了不少，年年丰收大家有饭吃；司马作相后废除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生活一下子就勉强称得上舒坦了。
他们也不知道苏油对接下来几年严峻的灾害形势的预判，也不太在意并没有造成巨大威胁的前年冬旱和今年春汛，不知道接下来的继任者可能就要为司马相公这一年多来的“宽政”背锅。
因此司马光的名声，在他死后达到了辉煌的。
平生孝友忠信，自少至老，语未尝妄。
曾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苏轼曾经评论过司马光之所以感人心动天地者，概括起来就两个字，曰诚曰一，当时的知识分子以为笃论。
但是事情又得两边看，诚者近迂，一者近执，又迂腐又执拗的人做宰相，对国家不一定就是什么好事情。
不管如何，好歹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这个时空元祐元年的九月里，司马光在上到高滔滔和赵煦，下到天下万民，甚至是外国君臣的心目中，都是人臣典范。
司马光指明让苏油治丧，很难说内心里没有利用自己的名声，帮苏油刷最后一次光环的想法。
方向不一定对，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是无疑的。
不过苏油并不感恩，甚至还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这一年多来，他为了拖延狙击司马光，可以说绞尽脑汁费尽心力。
如果老头在天之灵得知苏油对他的死甚至感到了一分庆幸的话，不知道会不会也一样的啼笑皆非。
苏油回到京中第一件事就是上书朝廷，司马公的丧期与神宗皇帝配享明堂的吉期相冲突，申请将司马公的治丧之期延后一日，方便百官致奠。
程颐在经筵讲学，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
程颐与台谏交好，苏轼在翰林学士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两者因此关系越来越恶。
真实历史上明堂降赦，臣僚称贺完毕后，两省官欲往奠光，程颐以为不可，搬出古礼道：“子于是曰，哭则不歌。”
坐客有难之者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
大苏就在旁边说了句俏皮话：“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
当时众皆大笑，两人遂成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