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五十九章进取之时
以堂堂之阵，给朝中小人一次厉害的反击，让天下人和朝堂看到，事情应该有另外一种做法，这就是苏油要干的事情。
这里边，皇帝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自己在赵顼心里的地位，自己清楚，但是作为一个稳如老狗的干臣，亦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皇帝宠信你是一回事儿，而依仗皇帝的宠信为立身之本，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必然会被朝臣们鄙视唾弃。
真正士林交誉的大人先生，是不可能沾惹上“幸进”，“谄佞”这样的名声的。
但是和朝臣们站在一起，又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如何才能做得到？
其实很简单——有用。
只要你对双方都有用，那就行了。
赵顼是水准以上的君王，虽然也时常冲动，盲目，犯错误，耍小心机，但是至少对国家是上心的。
这就是苏油和他的共同点，把握住这一个共同点，苏油和赵顼的关系就牢不可破。
而朝臣那边，人物形形色色，如走马灯那样换来换去，苏油也没指望能得到所有人的看重。
他只需要得到为这个国家尽心尽力，舍生忘死的那一帮子支持就可以了。
大宋养士百年，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但是因为欠缺了后世的理论工具，科技力量和政治经验，所以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苏油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的手上，告诉他们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小地方实践出一次次符合大宋现实的成功经验，然后在同道中推广，吸引更多有道一同之士参与进来，最后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当这股势力进入朝堂之后，会给朝堂带来一股充沛的正能量。
真实历史上，温和改良派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缺乏了来自底层庞大坚实的根基，因此被保守派和改革派轮番打压，连泡泡都没能冒出一个。
苏油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将这个根基打造得坚实无比，必将反应在上层的政治博弈之上。
如今朝堂，虽然还是“改革派”在主事，但是主事人已经变质，人才已经凋零。
后辈继承者，沦为了只知道倾轧固位的小人。
保守派则早就散于四方，以地方包围中央，对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
但是全是元老，改革派也摇撼不动，只能狩猎苏轼这样的小辈充饥。
这是一个机会，苏油决定要把握住。
而这个时候，皇帝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
苏油记忆之中，明年会一件历史大事发生——元丰改制。
真实历史上的元丰改制，并没有彻底解决宋朝的痼疾，最后成了赵顼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的工具。
虽然让大宋的政治力量朝皇权那边发生了重大偏移，但是对国家的帮助，并不明显。
大宋的皇权，在中国历朝历代可谓是最弱的，赵顼索取更大的权力，其实无可厚非。
苏油只需要在认可这一点的前提下，将改制变得更加精细，务实，就能对国家有益，那就能满足最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需要。
打着皇帝意志的旗号，打着恢复古制的旗号，打着重拾汉唐大朝廷大格局的旗号，往这里边掺入自己的东西，可以将这场官制改革，变得既滋味丰足，又强身健体。
这就是药膳的功效，高明的厨子才搞得出来的东西。
大宋的政治制度架构，其实已经非常合理了，问题在于效率，执行，还有就是责权。
从哪里下手最好？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个最好的靶子。
台谏，天子耳目。
御史纠省百官，谏议扶正天子。
在唐代各司其责，到宋朝渐渐合而为一。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耳朵里边生出了利爪，眼睛里边长出了獠牙？
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制衡监督的部门，那朝中可不可以存在这种缺乏制衡的部门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部门，就只能充当眼睛，鼻子，耳朵，喉舌，想要毫无制衡的独立存在，就必须放弃其爪牙之权。
也就是说，御史台应当只是检察机关，只对大案和公职人员具备侦查，监督，审诉之权，对法司的判决具备抗诉之权，类似后来的最高检。
而立案，审讯，判刑，则必须交给真正的爪牙部门，大理寺，类似后来的最高法。
而实际采证，侦查，抓捕，则需要各地衙门配合，类似后来的公安。
庶几在司法体系内部，三权分立，各守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宋代的制度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仅就司法机关而言，一方面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一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变化。
首先是逐级升级，其次是监督制衡。
在中央，大理寺和刑部相互制约，然后还有个审刑院来监督。
而地方上，由于司法行政合一，故而事权都归知县知州转运使。
但是为了让官员们重视法制，宋法还特意规定，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
为了更好地监督他们，又在路一级设立了提点刑狱司，专门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这样的制度应该说很不错了，至少后世直到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这么一个部门——法制工作委员会，而且权力和力度，都还远远不如提刑司。
所以说，因为需要抵消后世已经消失的举报渠道问题，通讯交通问题，调查成本问题，加上无法采用扁平化管理，大宋采取的措施，甚至比后世还要严密。
问题是这一切只存在于制度上，而且由于责权不明，就像御史台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几只手同时抓，这就导致了人浮于事，拖沓推诿，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
还有就是吏治不清，虽然有宋一朝的官员还算是清正，但是奈何官清似水，吏滑如油，执行力被消减了一半以上。
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吏员的薪水不足。
人家都不靠你这个行当吃饭，本身就是当地豪强，自己有自己的产业，混个身份，只是为了自己方便而已，你还指望能为你出多少力？
所以政治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找到根的。
苏油拟出了大纲，提笔写下数行小字——官制，政治，财用，军事，水利，交通，民生，教育，风气，国格。
任何一项制度，决定性因素在人，因此首先就要从制度的执行者——官员开始论述。
国朝之弊，在四冗，官，政，军，贫。
太祖宏烈，削强藩，平割据，都陈留而策宇内，列郡县而清九垓。南北重复通嵌，天下几于混一。以武止戈，致世太平，英伟之主也。
又惩唐季之乱，乃收天下精兵、财赋、治权于中朝。上下相安，内外宴然，武功既盛，文治亦美。
绝武夫藩镇跋扈**之患，开文学德化昌兴繁盛之风。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譬于汉、唐，盖无让焉。
夸饰一番之后，来了个转折——沿序百年，始见沉衰。
接下来就开始讲述大宋遇到的问题，祖宗没有收复幽云，导致北方没有屏藩，只能以精兵环于都下，而四境亦布重兵。
利敌不利我，即便如此，敌人携半月之粮，就敢入境三月，如蝗虫一般扫荡民众，谓之“打草谷”。
几次战败之后，国家背上了岁币的负担，财政越来越困难。
陛下即位之初，国家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然锐意奋发，敢于进取，去旧布新，气象焕然。
经过十年励精图治，到如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宋朝，到了进取之时。
以堂堂之阵，给朝中小人一次厉害的反击，让天下人和朝堂看到，事情应该有另外一种做法，这就是苏油要干的事情。
这里边，皇帝的态度是最重要的。
自己在赵顼心里的地位，自己清楚，但是作为一个稳如老狗的干臣，亦当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皇帝宠信你是一回事儿，而依仗皇帝的宠信为立身之本，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必然会被朝臣们鄙视唾弃。
真正士林交誉的大人先生，是不可能沾惹上“幸进”，“谄佞”这样的名声的。
但是和朝臣们站在一起，又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如何才能做得到？
其实很简单——有用。
只要你对双方都有用，那就行了。
赵顼是水准以上的君王，虽然也时常冲动，盲目，犯错误，耍小心机，但是至少对国家是上心的。
这就是苏油和他的共同点，把握住这一个共同点，苏油和赵顼的关系就牢不可破。
而朝臣那边，人物形形色色，如走马灯那样换来换去，苏油也没指望能得到所有人的看重。
他只需要得到为这个国家尽心尽力，舍生忘死的那一帮子支持就可以了。
大宋养士百年，这样的人，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但是因为欠缺了后世的理论工具，科技力量和政治经验，所以虽然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
苏油要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交到他们的手上，告诉他们该通过什么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从小地方实践出一次次符合大宋现实的成功经验，然后在同道中推广，吸引更多有道一同之士参与进来，最后形成巨大的政治力量。
当这股势力进入朝堂之后，会给朝堂带来一股充沛的正能量。
真实历史上，温和改良派也不是没有，但是他们缺乏了来自底层庞大坚实的根基，因此被保守派和改革派轮番打压，连泡泡都没能冒出一个。
苏油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将这个根基打造得坚实无比，必将反应在上层的政治博弈之上。
如今朝堂，虽然还是“改革派”在主事，但是主事人已经变质，人才已经凋零。
后辈继承者，沦为了只知道倾轧固位的小人。
保守派则早就散于四方，以地方包围中央，对中枢的命令阳奉阴违。
但是全是元老，改革派也摇撼不动，只能狩猎苏轼这样的小辈充饥。
这是一个机会，苏油决定要把握住。
而这个时候，皇帝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想做的是什么？
苏油记忆之中，明年会一件历史大事发生——元丰改制。
真实历史上的元丰改制，并没有彻底解决宋朝的痼疾，最后成了赵顼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的工具。
虽然让大宋的政治力量朝皇权那边发生了重大偏移，但是对国家的帮助，并不明显。
大宋的皇权，在中国历朝历代可谓是最弱的，赵顼索取更大的权力，其实无可厚非。
苏油只需要在认可这一点的前提下，将改制变得更加精细，务实，就能对国家有益，那就能满足最大多数政治势力的需要。
打着皇帝意志的旗号，打着恢复古制的旗号，打着重拾汉唐大朝廷大格局的旗号，往这里边掺入自己的东西，可以将这场官制改革，变得既滋味丰足，又强身健体。
这就是药膳的功效，高明的厨子才搞得出来的东西。
大宋的政治制度架构，其实已经非常合理了，问题在于效率，执行，还有就是责权。
从哪里下手最好？自己所处的地方，就是个最好的靶子。
台谏，天子耳目。
御史纠省百官，谏议扶正天子。
在唐代各司其责，到宋朝渐渐合而为一。
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耳朵里边生出了利爪，眼睛里边长出了獠牙？
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制衡监督的部门，那朝中可不可以存在这种缺乏制衡的部门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的部门，就只能充当眼睛，鼻子，耳朵，喉舌，想要毫无制衡的独立存在，就必须放弃其爪牙之权。
也就是说，御史台应当只是检察机关，只对大案和公职人员具备侦查，监督，审诉之权，对法司的判决具备抗诉之权，类似后来的最高检。
而立案，审讯，判刑，则必须交给真正的爪牙部门，大理寺，类似后来的最高法。
而实际采证，侦查，抓捕，则需要各地衙门配合，类似后来的公安。
庶几在司法体系内部，三权分立，各守其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宋代的制度其实已经非常先进，仅就司法机关而言，一方面继承了唐朝的体制，一方面也有了自己的变化。
首先是逐级升级，其次是监督制衡。
在中央，大理寺和刑部相互制约，然后还有个审刑院来监督。
而地方上，由于司法行政合一，故而事权都归知县知州转运使。
但是为了让官员们重视法制，宋法还特意规定，地方官员必须亲自审理案件，否则处以徒二年的刑罚。
为了更好地监督他们，又在路一级设立了提点刑狱司，专门监督各州县的司法事务。
这样的制度应该说很不错了，至少后世直到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这么一个部门——法制工作委员会，而且权力和力度，都还远远不如提刑司。
所以说，因为需要抵消后世已经消失的举报渠道问题，通讯交通问题，调查成本问题，加上无法采用扁平化管理，大宋采取的措施，甚至比后世还要严密。
问题是这一切只存在于制度上，而且由于责权不明，就像御史台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还是几只手同时抓，这就导致了人浮于事，拖沓推诿，造成了行政效率的极度低下。
还有就是吏治不清，虽然有宋一朝的官员还算是清正，但是奈何官清似水，吏滑如油，执行力被消减了一半以上。
最根本的就是在于吏员的薪水不足。
人家都不靠你这个行当吃饭，本身就是当地豪强，自己有自己的产业，混个身份，只是为了自己方便而已，你还指望能为你出多少力？
所以政治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上找到根的。
苏油拟出了大纲，提笔写下数行小字——官制，政治，财用，军事，水利，交通，民生，教育，风气，国格。
任何一项制度，决定性因素在人，因此首先就要从制度的执行者——官员开始论述。
国朝之弊，在四冗，官，政，军，贫。
太祖宏烈，削强藩，平割据，都陈留而策宇内，列郡县而清九垓。南北重复通嵌，天下几于混一。以武止戈，致世太平，英伟之主也。
又惩唐季之乱，乃收天下精兵、财赋、治权于中朝。上下相安，内外宴然，武功既盛，文治亦美。
绝武夫藩镇跋扈**之患，开文学德化昌兴繁盛之风。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譬于汉、唐，盖无让焉。
夸饰一番之后，来了个转折——沿序百年，始见沉衰。
接下来就开始讲述大宋遇到的问题，祖宗没有收复幽云，导致北方没有屏藩，只能以精兵环于都下，而四境亦布重兵。
利敌不利我，即便如此，敌人携半月之粮，就敢入境三月，如蝗虫一般扫荡民众，谓之“打草谷”。
几次战败之后，国家背上了岁币的负担，财政越来越困难。
陛下即位之初，国家已然到了崩溃的边缘，然锐意奋发，敢于进取，去旧布新，气象焕然。
经过十年励精图治，到如今，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
宋朝，到了进取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