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五十七章吕公著
见到李定进来，舒亶说道：“资深来得正好，你来品评一下这首诗如何？”
李定哪里还有这个心情，从袖中抽出苏轼的供词，交给了何正臣：“君表，有劳你将上午抽走那几页补回去。”
何正臣接过供词：“却是为何？”
李定没有理会他，直勾勾地望向舒亶：“上午纪录的苏颂供词，因何到了陛前？”
舒亶莫名其妙：“此话何意？上午苏油来到衙门，是你叫我们暂停录问，一起商量对策，之后便交由你归档，现在却来问我？”
李定呵呵冷笑：“你知不知道？因为御史台和大理寺关于苏颂的供词不一致，陛下差点让御史大夫录问我们？！”
“要不是我心思转得快，指出大理寺供词里边，被抽走数页篡改了文意，倒霉的就该是我们了！”
“如今大理寺那边还不知道怎么记恨与我，我只问你，那份记录如何抵达的御案？！”
舒亶愤怒地站起身来：“你怀疑是我干的？！”
何正臣赶紧也跟着起身：“资深不要着急，信道你也不要生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讲清楚吧。”
“你也少装好人！”李定对何正臣一瞪眼：“差点被你的馊主意害死！大理寺丞便是如你那般作为，现在已经落职，自劾待罪，完蛋了！”
这下轮到何正臣大呼冤枉，三人吵嚷了半天，最后见不是事儿，才又将今日的事情捋了一遍，唤来当班的书记严加询问，才搞清楚大致什么情况。
原来上午三人商议对策的时候，舒亶将笔录留在了几案上。
因为临走时交代了今日录问结束，所以书记便按照正常流程作结，经李定过目后，送往档房归档。
正好是档房在准备每月送入宫中的文档，书记见档案架子空着，便将记录放到平日里存放档案的老地方。
今天是档头最忙的日子，等到忙完后回来一看，架子上文明还落下了一份，便赶紧将这份记录放到了入宫的那些文档里。
至于入宫之后，为何这一份口供被人挑了出来，放到了赵顼的案头，那就不得而知了。
待到李定问清了这边是怎么回事儿，再将今日陛见时遇到的事情一说，三人都是背心里直冒冷汗。
这事情里边透着古怪，怎么就这么巧？
大家都没错，可……可事情咋就歪着歪着歪远了？
李定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苏颂和苏轼的录问，不能在像原定的那样搞了，贾种民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何正臣说道：“要是这样，那就真不好办了，苏颂咬死了不认罪，谁也没有办法。”
舒亶说道：“好在苏轼已经认了，至少我们拿下了一个。”
李定想了想：“那就重点攻苏轼，还有苏油，我不信他和苏轼的往来里边，就没有一点干犯文字！”
就在此时，门口响起了一声轻笑：“三位，记录文字的东西，可不一定只有白纸素绢。看我找到了什么？”
三人一起向门口看去，却是张璪，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紫砂壶。
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同年登进士第，又在凤翔共事两年，关系曾经非常好。
后来张璪入京，曾经在同年面前表露出得意之意，苏轼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稼说》送给他作为赠序。
文章写得非常好，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
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也是如此，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最后文中说自己有个弟弟在京城，如果张璪进京后见到他，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他。
这是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希望能与之共勉。
文章虽然好，但是语气却全是大哥训弟弟的语气，给了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张璪一瓢冷水。
张璪的心胸可不宽宏，认为苏轼在蓄意讽刺他，表面上称受教，私下里却切齿，一有机会，立即疯狂打击报复。
所以说苏轼这一辈子就坏在了那张嘴上。
李定将紫砂壶接过来，一看又惊又喜：“这是……”
张璪得意洋洋：“这是苏油送给苏轼的茶壶，我在苏轼的行李当中搜检出来的，有了这个，我们便可以连同苏油一起弹劾！”
……
宫中，吕公著正在和赵顼侃侃而谈。
得知了陈世儒的结局，吕公著也是一声叹息：“士大夫之家，蒙祖上世恩，而不明道，不修礼，不进业，德能不孚，齐不了偌大家业人口，曾不如汴京三口小户，壶浆叫卖，也得终年。”
这话有些凄凉之意，但是却颇在理。
其实他这也是在委婉的劝谏赵顼。
吕公著的特点就是这样，他的话总是循循善诱，也总是让赵顼听得进去。
赵顼说道：“今日得李定提醒，已知大理寺贾种民奸弊，之前委屈吕公了。”
吕公著不以为意：“干请之事，臣本就有嫌疑，御史台，大理寺立案调查，制度上本来就是应当的。”
“不过祖宗设制度，尽有制衡，庶几政治清明。然法司，台谏，他们的制衡又在哪里呢？”
“不从制度制衡上予以解决，今日能有贾种民，明日未必就不能有张汤，郅都，周兴，来俊臣。”
“苏颂的德性朝野皆知，熙宁九年正月，苏杭灾患。在选任地方长官时，陛下称其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命其知杭州。”
“再往前，苏颂因拒不草李定之诏被贬，陛下怜其外和内刚，决定再次启用，臣记得当时陛下就曾经说过：‘子容之德，朕已悉知。’”
“可是半年之前，舒亶以细罪弹劾苏颂，使其降职秘书监，出知濠州。”
“相比其过失，惩处不可谓不重，然舒亶尚不止，更诬告苏颂接受干请。陛下，御史台的决意，难道真没有一点是希从圣意，意图幸进吗？”
苏颂落职濠州，起因是因为一桩离奇的诉讼。
东京大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寺院的住持道隆大和尚，说道隆私下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官员孙纯。
一封状纸告到开封府尹那里，苏颂调查案件之后，发现原来是道隆借过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道隆一时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相抵。
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道隆，两人约定另外的还钱期限。
道隆缺钱就是个笑话，不过大和尚喜欢理财，把钱都存了皇宋银行定期，尚有几日才到期，终究是舍不得那点利息而已。
因此苏颂认为这只是一桩小事儿，孙纯讨账本就没错，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住持支配，其实也没错，而且此事后果也并不严重，孙纯也纠正得及时，不能作为官员仗势欺人来处理。
于是判定徒弟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气，以杖责罚处。
按照常理说，事情就过去了，却没想到不久之后又起波澜。
开封府一名城隍卒，竟然状告苏颂偏袒孙纯。
城隍卒就是城隍庙的看庙的小兵，一个小小的城隍卒就敢状告开封府尹，简直天方夜谭。
可是这纸诉状不仅上告了，而且成功了，还直接捅到了御史台！
舒亶亲自审理此案，最后发现孙纯与苏颂，竟然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见到李定进来，舒亶说道：“资深来得正好，你来品评一下这首诗如何？”
李定哪里还有这个心情，从袖中抽出苏轼的供词，交给了何正臣：“君表，有劳你将上午抽走那几页补回去。”
何正臣接过供词：“却是为何？”
李定没有理会他，直勾勾地望向舒亶：“上午纪录的苏颂供词，因何到了陛前？”
舒亶莫名其妙：“此话何意？上午苏油来到衙门，是你叫我们暂停录问，一起商量对策，之后便交由你归档，现在却来问我？”
李定呵呵冷笑：“你知不知道？因为御史台和大理寺关于苏颂的供词不一致，陛下差点让御史大夫录问我们？！”
“要不是我心思转得快，指出大理寺供词里边，被抽走数页篡改了文意，倒霉的就该是我们了！”
“如今大理寺那边还不知道怎么记恨与我，我只问你，那份记录如何抵达的御案？！”
舒亶愤怒地站起身来：“你怀疑是我干的？！”
何正臣赶紧也跟着起身：“资深不要着急，信道你也不要生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先讲清楚吧。”
“你也少装好人！”李定对何正臣一瞪眼：“差点被你的馊主意害死！大理寺丞便是如你那般作为，现在已经落职，自劾待罪，完蛋了！”
这下轮到何正臣大呼冤枉，三人吵嚷了半天，最后见不是事儿，才又将今日的事情捋了一遍，唤来当班的书记严加询问，才搞清楚大致什么情况。
原来上午三人商议对策的时候，舒亶将笔录留在了几案上。
因为临走时交代了今日录问结束，所以书记便按照正常流程作结，经李定过目后，送往档房归档。
正好是档房在准备每月送入宫中的文档，书记见档案架子空着，便将记录放到平日里存放档案的老地方。
今天是档头最忙的日子，等到忙完后回来一看，架子上文明还落下了一份，便赶紧将这份记录放到了入宫的那些文档里。
至于入宫之后，为何这一份口供被人挑了出来，放到了赵顼的案头，那就不得而知了。
待到李定问清了这边是怎么回事儿，再将今日陛见时遇到的事情一说，三人都是背心里直冒冷汗。
这事情里边透着古怪，怎么就这么巧？
大家都没错，可……可事情咋就歪着歪着歪远了？
李定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苏颂和苏轼的录问，不能在像原定的那样搞了，贾种民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何正臣说道：“要是这样，那就真不好办了，苏颂咬死了不认罪，谁也没有办法。”
舒亶说道：“好在苏轼已经认了，至少我们拿下了一个。”
李定想了想：“那就重点攻苏轼，还有苏油，我不信他和苏轼的往来里边，就没有一点干犯文字！”
就在此时，门口响起了一声轻笑：“三位，记录文字的东西，可不一定只有白纸素绢。看我找到了什么？”
三人一起向门口看去，却是张璪，手里拿着一个古朴的紫砂壶。
张璪原名张琥，与苏轼同年登进士第，又在凤翔共事两年，关系曾经非常好。
后来张璪入京，曾经在同年面前表露出得意之意，苏轼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稼说》送给他作为赠序。
文章写得非常好，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
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也是如此，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最后文中说自己有个弟弟在京城，如果张璪进京后见到他，便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他。
这是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希望能与之共勉。
文章虽然好，但是语气却全是大哥训弟弟的语气，给了当时正意气风发的张璪一瓢冷水。
张璪的心胸可不宽宏，认为苏轼在蓄意讽刺他，表面上称受教，私下里却切齿，一有机会，立即疯狂打击报复。
所以说苏轼这一辈子就坏在了那张嘴上。
李定将紫砂壶接过来，一看又惊又喜：“这是……”
张璪得意洋洋：“这是苏油送给苏轼的茶壶，我在苏轼的行李当中搜检出来的，有了这个，我们便可以连同苏油一起弹劾！”
……
宫中，吕公著正在和赵顼侃侃而谈。
得知了陈世儒的结局，吕公著也是一声叹息：“士大夫之家，蒙祖上世恩，而不明道，不修礼，不进业，德能不孚，齐不了偌大家业人口，曾不如汴京三口小户，壶浆叫卖，也得终年。”
这话有些凄凉之意，但是却颇在理。
其实他这也是在委婉的劝谏赵顼。
吕公著的特点就是这样，他的话总是循循善诱，也总是让赵顼听得进去。
赵顼说道：“今日得李定提醒，已知大理寺贾种民奸弊，之前委屈吕公了。”
吕公著不以为意：“干请之事，臣本就有嫌疑，御史台，大理寺立案调查，制度上本来就是应当的。”
“不过祖宗设制度，尽有制衡，庶几政治清明。然法司，台谏，他们的制衡又在哪里呢？”
“不从制度制衡上予以解决，今日能有贾种民，明日未必就不能有张汤，郅都，周兴，来俊臣。”
“苏颂的德性朝野皆知，熙宁九年正月，苏杭灾患。在选任地方长官时，陛下称其仁厚，必能拊安吴人，命其知杭州。”
“再往前，苏颂因拒不草李定之诏被贬，陛下怜其外和内刚，决定再次启用，臣记得当时陛下就曾经说过：‘子容之德，朕已悉知。’”
“可是半年之前，舒亶以细罪弹劾苏颂，使其降职秘书监，出知濠州。”
“相比其过失，惩处不可谓不重，然舒亶尚不止，更诬告苏颂接受干请。陛下，御史台的决意，难道真没有一点是希从圣意，意图幸进吗？”
苏颂落职濠州，起因是因为一桩离奇的诉讼。
东京大相国寺僧人宗梵，控告自己的师傅——寺院的住持道隆大和尚，说道隆私下将寺院的粥钱支给了官员孙纯。
一封状纸告到开封府尹那里，苏颂调查案件之后，发现原来是道隆借过孙纯的钱，孙纯讨账时，道隆一时手头拮据，就用寺院的粥钱相抵。
孙纯遭到控告，马上将钱还给了道隆，两人约定另外的还钱期限。
道隆缺钱就是个笑话，不过大和尚喜欢理财，把钱都存了皇宋银行定期，尚有几日才到期，终究是舍不得那点利息而已。
因此苏颂认为这只是一桩小事儿，孙纯讨账本就没错，而寺院的钱募自民间，由住持支配，其实也没错，而且此事后果也并不严重，孙纯也纠正得及时，不能作为官员仗势欺人来处理。
于是判定徒弟宗梵无事生非，扰乱风气，以杖责罚处。
按照常理说，事情就过去了，却没想到不久之后又起波澜。
开封府一名城隍卒，竟然状告苏颂偏袒孙纯。
城隍卒就是城隍庙的看庙的小兵，一个小小的城隍卒就敢状告开封府尹，简直天方夜谭。
可是这纸诉状不仅上告了，而且成功了，还直接捅到了御史台！
舒亶亲自审理此案，最后发现孙纯与苏颂，竟然有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