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挤上前来，拱手道：“宰相言，民之教化为天下之德，何以教化之？”
徐平道：“朝廷立制度，谨行之，此之为教也。民有欲，从之；民有惑，解之；民有难，助之；民有上进之心，使之学。此数者，为育也。有治家足以垂范者，表彰之，此之为劝也。且教且育，兼以劝之，感于民心。民以朝廷之制治修其身，治其家，此为教化也。”
政权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对民的教化，其实就是怎么养孩子。徐平所说的是自己前世习惯的家庭教育，换到天下来，就是政权对民众的治理。从民欲当然不是百姓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那叫溺爱，而是合理的欲望给予满足。
要做事情，先问问百姓想不想要，如果都说不想要，那就算了。真对众人有好处，但是老百姓不想要怎么办？官府自己去办就好了。比如修路，老百姓不想修，那就官府自己去修，谁想走谁交钱。不然路修好了，有人天天走，有人一辈子不走，有人说你好，就有人觉得不公平。政权一切是以得万民之心第一，让百姓得实利是处于第二位的。
欧阳修退回，觉得徐平说得有道理，又总感觉哪里不对。
司马光走上前来，拱道：“敢问宰相，纲常不立，人伦何依？何以教化万民？”
徐平道：“朝廷制度为纲，施政为常，此为天下纲常也。百姓心向之，自有人伦。”
周围的人吃了一惊，没想到徐平会真地这样大破大立，连以前的人伦也全部放弃，一切都从头再来。徐平前世很多人都要求政治从这里走开，从那里走开，实际上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走不开的。伦理是政治在社会中的表现，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对此感到反感的，大多是想坚持传统，或者从别的地方学来一套。像徐平前世要收房产税，是按照家庭收还是按人收，就直接从经济利益上影响家庭伦理，你避也避不开。
司马光一下子急得脸都红了起来：“宰相此言，置三纲五常于何地！此祖宗之法，成之以礼，传于后世，以治万民也！以朝廷为纲常，何以使万民慕教化！”
徐平心中叹了口气，这一步还是避不过去。
对文明记录的史最先是道儒分途。道家舍弃现实社会，留灵魂在那个精神世界里，把那个世界当现实，把现实世界当虚幻。儒学则依然记录现实世界，来表现那个精神世界。
儒学成为儒家，是在战国时期。天下面临大变谁都看得出来，儒学只记录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分出墨家以神鬼代替那个精神世界，放弃天下一家，大家无争。然后分出孟轲和荀卿两家，一主人性为善，一主人性为恶，各成一套治理办法。荀卿一家后来又发展成了法家，人性既然为恶，政权自然也就不需要遵从人性，一切按政权的办法来好了。
司马光学自荀卿之人性本恶，不过他主张以礼，也就三纲五常之类礼**理来使人弃恶从善。他们所主张的伦理教化，是性情论在政治中的一种反映，影响了整个宋朝。
徐平看着司马光，道：“礼，德之显于民间者也。三纲五常，汉之德显于民也。君实欲以三纲五常行于本朝，是以本朝有汉之德耶？”
司马光愣了一下，道、德、仁、义、礼，这几个基本概念是有顺序的，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延伸。不过在这个时代，各有各的理解，并依此衍化出来各种各样的理论。司马光等人是主张用这套礼，强推于民间，用礼教化，显示天下之德，这就是后来的礼教。
一边的欧阳修道：“汉之德早失，散于民间，行礼教民以聚之。”
徐平道：“德，道之显于民者也，德本于道。礼，民以德而成人伦，为德之化。是故德生而礼自成，未闻行礼而能成德者。天地分，德化为仁义，散于世间。朝廷行仁义，仁义取信于民，则德生，德生礼成。以三纲五常求礼，是欲朝廷行秦之暴耶？舍其本而逐其末，不知所谓！德本于道，礼本于德，岂可乱其序！乱其次序，非求治，是求乱也！”
“汉以昭昭天命，如大镜悬天，照万民之心，而成其德。此德成礼，是为三纲。天命今已不存，三纲岂可为继。天命何在也？在人心也。韩柳诸公辨性情求人心，欲求汉之天命也。今朝廷之政，施于天下，得万民欢心，则如日月之升也。日月当空，洞烛万民，民心向日月，自成朝廷之德。德生礼成，天下大治，自成当世之礼！”
道德仁义礼，这一套说白了，就是不只是满足天下百姓的物质欲望，还要满足天下百姓的精神欲望。不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比别人好而骄傲，还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豪感，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了这种精神凝聚力，外来文明，包括宗教，都将对天下之民无处下手。谈起信仰、文化之类，外来文明都会被这个文明看笑话。
政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包容进这一套政治原则当中，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精神政治原则。议会制、总统制、两党三党制，对于这样一套原则都是无所谓的，不过是换一套办法，选这么一批人来，扮演政权治理天下。对于世俗政治来说，这套很玄乎，因为本来就是带有神话色彩对抗宗教文明的。
正是因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没有当然之理，没有绝对正义，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当然得这样做，是从这个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入百姓生活当中的，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出现一套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礼。新中国建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妄图强推三纲五常，逆流而上，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恶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无善恶，唯持其正。于朝廷，天下无性恶之民，唯有乱法者，乱法者治之可也。无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劝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无善恶之民，政何以持正？”
“听民声，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听其声，当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诗三百，子曰‘思无邪’，何耶？此民声也。以此诗，对当时之政，学者当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于何处便，何不处不便，朝廷渐次修之，此修德也。”
《诗经》之称经，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那只是记录诗歌的，能有什么大道理。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由民声而知民心，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进行施政的调整。天下以民心为母，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是父亲在怎么做，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父和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民间说话、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微博论坛。从这些地方，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这就是修德。
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听到之后，怎么去顺应民心，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而是获得认同感，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有的时候故意不改，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晏殊问的是人性有善恶，一项政策出来，恶人觉得是善政，善人觉得是恶政，政权怎么来判断。这就是政权合法性归于查治乱之后，一定要辨人性善恶的理论原因。不然善人觉得是乱世，恶人觉得是治世，查治乱无法提供合法性。
徐平前世，美国在让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让其合法，是对正常人的伤害。如果是正常的，不让其合法，同样是对正常人的伤害。这就是性善性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避不过这些，不能模糊。不让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权利，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人，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人的支持。
中国人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性情论争辨，得出了人性朴的结论。遇到类似的事情，政权持中立的立场，不参与进去，成了一种共识。
性善性恶论，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不认为人性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政权要包容正常，摒弃不正常。
同性恋、女权、种族问题，这些政治正确，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人的角度，才激烈起来的。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政权对某些人群的正当性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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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道：“朝廷立制度，谨行之，此之为教也。民有欲，从之；民有惑，解之；民有难，助之；民有上进之心，使之学。此数者，为育也。有治家足以垂范者，表彰之，此之为劝也。且教且育，兼以劝之，感于民心。民以朝廷之制治修其身，治其家，此为教化也。”
政权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对民的教化，其实就是怎么养孩子。徐平所说的是自己前世习惯的家庭教育，换到天下来，就是政权对民众的治理。从民欲当然不是百姓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那叫溺爱，而是合理的欲望给予满足。
要做事情，先问问百姓想不想要，如果都说不想要，那就算了。真对众人有好处，但是老百姓不想要怎么办？官府自己去办就好了。比如修路，老百姓不想修，那就官府自己去修，谁想走谁交钱。不然路修好了，有人天天走，有人一辈子不走，有人说你好，就有人觉得不公平。政权一切是以得万民之心第一，让百姓得实利是处于第二位的。
欧阳修退回，觉得徐平说得有道理，又总感觉哪里不对。
司马光走上前来，拱道：“敢问宰相，纲常不立，人伦何依？何以教化万民？”
徐平道：“朝廷制度为纲，施政为常，此为天下纲常也。百姓心向之，自有人伦。”
周围的人吃了一惊，没想到徐平会真地这样大破大立，连以前的人伦也全部放弃，一切都从头再来。徐平前世很多人都要求政治从这里走开，从那里走开，实际上政治在社会中无所不在，是走不开的。伦理是政治在社会中的表现，不可能不受政治影响，对此感到反感的，大多是想坚持传统，或者从别的地方学来一套。像徐平前世要收房产税，是按照家庭收还是按人收，就直接从经济利益上影响家庭伦理，你避也避不开。
司马光一下子急得脸都红了起来：“宰相此言，置三纲五常于何地！此祖宗之法，成之以礼，传于后世，以治万民也！以朝廷为纲常，何以使万民慕教化！”
徐平心中叹了口气，这一步还是避不过去。
对文明记录的史最先是道儒分途。道家舍弃现实社会，留灵魂在那个精神世界里，把那个世界当现实，把现实世界当虚幻。儒学则依然记录现实世界，来表现那个精神世界。
儒学成为儒家，是在战国时期。天下面临大变谁都看得出来，儒学只记录的方法已经难以为继。分出墨家以神鬼代替那个精神世界，放弃天下一家，大家无争。然后分出孟轲和荀卿两家，一主人性为善，一主人性为恶，各成一套治理办法。荀卿一家后来又发展成了法家，人性既然为恶，政权自然也就不需要遵从人性，一切按政权的办法来好了。
司马光学自荀卿之人性本恶，不过他主张以礼，也就三纲五常之类礼**理来使人弃恶从善。他们所主张的伦理教化，是性情论在政治中的一种反映，影响了整个宋朝。
徐平看着司马光，道：“礼，德之显于民间者也。三纲五常，汉之德显于民也。君实欲以三纲五常行于本朝，是以本朝有汉之德耶？”
司马光愣了一下，道、德、仁、义、礼，这几个基本概念是有顺序的，后一个是前一个的延伸。不过在这个时代，各有各的理解，并依此衍化出来各种各样的理论。司马光等人是主张用这套礼，强推于民间，用礼教化，显示天下之德，这就是后来的礼教。
一边的欧阳修道：“汉之德早失，散于民间，行礼教民以聚之。”
徐平道：“德，道之显于民者也，德本于道。礼，民以德而成人伦，为德之化。是故德生而礼自成，未闻行礼而能成德者。天地分，德化为仁义，散于世间。朝廷行仁义，仁义取信于民，则德生，德生礼成。以三纲五常求礼，是欲朝廷行秦之暴耶？舍其本而逐其末，不知所谓！德本于道，礼本于德，岂可乱其序！乱其次序，非求治，是求乱也！”
“汉以昭昭天命，如大镜悬天，照万民之心，而成其德。此德成礼，是为三纲。天命今已不存，三纲岂可为继。天命何在也？在人心也。韩柳诸公辨性情求人心，欲求汉之天命也。今朝廷之政，施于天下，得万民欢心，则如日月之升也。日月当空，洞烛万民，民心向日月，自成朝廷之德。德生礼成，天下大治，自成当世之礼！”
道德仁义礼，这一套说白了，就是不只是满足天下百姓的物质欲望，还要满足天下百姓的精神欲望。不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生活比别人好而骄傲，还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豪感，一种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了这种精神凝聚力，外来文明，包括宗教，都将对天下之民无处下手。谈起信仰、文化之类，外来文明都会被这个文明看笑话。
政治制度，不管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可以包容进这一套政治原则当中，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精神政治原则。议会制、总统制、两党三党制，对于这样一套原则都是无所谓的，不过是换一套办法，选这么一批人来，扮演政权治理天下。对于世俗政治来说，这套很玄乎，因为本来就是带有神话色彩对抗宗教文明的。
正是因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没有当然之理，没有绝对正义，一切都从属于这个天地之下。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当然得这样做，是从这个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这一套道德仁义礼本来是不应该进入百姓生活当中的，百姓应该是按照自己从政权中学来的做事方法，出现一套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就是礼。新中国建立后，人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习惯便就学自于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礼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自然而然的。司马光这一派不顾实际，妄图强推三纲五常，逆流而上，对后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徐平身边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恶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无善恶，唯持其正。于朝廷，天下无性恶之民，唯有乱法者，乱法者治之可也。无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劝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无善恶之民，政何以持正？”
“听民声，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听其声，当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诗三百，子曰‘思无邪’，何耶？此民声也。以此诗，对当时之政，学者当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于何处便，何不处不便，朝廷渐次修之，此修德也。”
《诗经》之称经，不是因为里面蕴含了什么治国的大道理，那只是记录诗歌的，能有什么大道理。是因为《诗经》中记录的是民声，由民声而知民心，再去对照当时的执政者是如何对待民声，进行施政的调整。天下以民心为母，典籍里记载了政治活动，是父亲在怎么做，还要去查民心知道母亲怎么说。父和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个时代，记录下来就是《诗经》。到了这个年代，就是民间说话、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电影电视、微博论坛。从这些地方，知道百姓对于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么看法，再去一点一点地修改，达到顺应民心的目的，这就是修德。
当然对于强调文明的政权，听到之后，怎么去顺应民心，从而收获最大的认同，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改错，而是获得认同感，不是知错能改的办法。有的时候立即改善让民众欢悦，有的时候故意不改，让某件事情激起众怒，最后才由政权出面给出百姓想要的结果，让百姓深切感受到这个政权永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
晏殊问的是人性有善恶，一项政策出来，恶人觉得是善政，善人觉得是恶政，政权怎么来判断。这就是政权合法性归于查治乱之后，一定要辨人性善恶的理论原因。不然善人觉得是乱世，恶人觉得是治世，查治乱无法提供合法性。
徐平前世，美国在让同性恋合法的问题上反复折腾，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同性恋是不正常的，让其合法，是对正常人的伤害。如果是正常的，不让其合法，同样是对正常人的伤害。这就是性善性恶论对政治影响的一个表现，会影响到非常多的政策。因为政权要获得治下之民的心理认同，避不过这些，不能模糊。不让正常人拥有正常的权利，会让治下之民觉得政权不把自己当自己人，并不是为了取得那少部人的支持。
中国人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历史上经过了性情论争辨，得出了人性朴的结论。遇到类似的事情，政权持中立的立场，不参与进去，成了一种共识。
性善性恶论，换一种说法，就是认不认为人性中有一些是不正常的，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心理认识。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政权要包容正常，摒弃不正常。
同性恋、女权、种族问题，这些政治正确，都是在政权要包容所有正常人的角度，才激烈起来的。不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政权对某些人群的正当性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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