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没有紧接着问下去，而只是与徐平默默饮茶。徐平说，赵祯不只是听，他还要仔细去想。只会做皇帝，可不是赵祯智力不行，实际上这些道理，他理解甚深。
过了好一会，赵祯才道：“已闻宰相之道，本于仁义，儒门公理，此无疑矣。然依宰相之言，道只可照亮前行，治国需有术。愿闻宰相治国之术。”
徐平捧笏：“君子谨其行，治国理政，善用其术。一人为君子，两人曰仁，三人及众曰义。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可知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忠恕。仁本于两人之间，而众又本于仁，不同于仁之处，曰义。治国之术，便是由二人及于众。不失其仁义，便就是以仁义立国，不必拘于小节。”
“臣自入仕，及于今日，若说治事理政之术，十六个字。认识事务，一分为二；解决问题，三方入手。谨记这十六个字，便大略不失于仁义。”
“啊——”赵祯猛地一愣，“哪十六个字？到底如何解？宰相细说！”
徐平也愣住，自己一时说得口滑，用了前世惯用的字词，这个年代不合时宜。想了一会道：“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新见一事，一物，要去搞清楚，需一分为二。执其两端而叩之，中庸之道也。要得其全面而中，不可执其一端。如臣手中之笏，看之如此，还要查其有何用处。若是只看众大臣上朝人人手捧一板，而不知用于笏记，便就觉得过于可笑。如在街衢看一乞丐，百般其惨，便觉得其可怜，是天下不公，而不去查其何以沦为乞丐之因，便会失查。若见一子对其父甚是冷淡，便就认为其是不忠不孝之人，而不去考其为何如此，硬要治其忤逆，一个不慎，就可能违了孝悌本意。见一物或一事，必要一分为二，就是要知其是什么样子，为何会成为这个样子，才能得其根本。”
其实认识事务要一分为二，不仅仅是这些，根本上是辨证法。不过急切之间，徐平说不明白，也举不出足够的例子，便用浅显的意思代替。不错即可，具体的内容，在以后可以慢慢补充。观察事物要全面，不要草率下结论，不然就会盲动，好心办坏事。
“解决问题，三方入手。是讲我们遇有疑难，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办事，而要跳脱出来，分成你、我、他，各方考虑过了，才好下手。三方为义，三方着手，才能大义不失。”
听到这里，赵祯直起身来，对徐平道：“宰相之君子、仁、义之说，先前我实听士子讲过。君子、仁，不失圣人本意，细思量，委实该是如此。惟有这义，宰相当日并没有细讲，众人更加众说纷纭，难解到底何意。此次开科，陇右举子便有人涉及此节，只是众人难以详解，又怕宰相必有深意，国子监发解取为中等，让其省试而已。今日解说清楚，以后也好正视听，免致考官举措失当。”
陇右除了徐平帐下发解的那些随军士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举子，由国子监发解。从那天徐平起了一个头，这些人私下里议论很多，有人就带到了发解的试题里。徐平有在三司的治绩，有在陇右的军功，文武样样过得去，年轻的读书人追随他的思想，人之常情。只是让国子监发解的考官无所适从，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又不敢反驳徐平之论，最后只能和稀泥。让写到这些的人顺利发解，但也不给很高的名次，说得过去。
君子好说，仁也好说，但要把义讲清楚，却绝不是几句话的事，甚至从现在开始讲一夜，讲到明天早晨，也未能够完全说清楚。偏偏治国理政，义最重要。君子、仁到底还是偏向个人的考察，正确地使用义，才是治国之术。
徐平起身，看了看旁边的一块黑板，道：“义最难，臣请在板上条列之。”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然是从三方下手。如审案，则有推鞠之官、原告、被告。若有疑难，又传证人对质，则有原告、被告、证人三方。推鞠完毕，又有检法之吏，议刑之官，定谳断刑之官三方定其刑罚。有疑难，每一步，皆从三方入手，方可求全面。”
赵祯点头：“本朝司理参军之设，是祖宗巧思，怜细民之意。鞠谳不同司，各设官员主理，最能免民间冤屈。你如此解，却原来是合了义之大道理。”
宋朝鞠谳不同司，司理参军专管审讯，别设司法司之下吏人检法条，司法参军依法条检法议刑，最后再由判官、推官拟判词，主官无疑义，由知州和通判通签联署，一件案子才算审讯完成。这就是司法程序公检法的源头，确实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当然赵祯说是祖宗巧思，就过于拔高了，实际上从魏晋到隋一直有进化演变，不过唐朝废弃，到宋终于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制度。而宋之后，这一司法原则又被废弃，再出现已经忘记宋朝故事了。
古代断案，由父母官坐高堂，下面小民击鼓告状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在很多朝代，惟独不能出现在宋代。宋代的狱讼主要集中在州一级，下面县一级只能断小案，上面的路提刑只是复核。而州一级，分司比较完善，从程序上已经类似于徐平前世的公检法。
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宋朝统治者比较得意的善政。徐平选择从这里开头，是让赵祯能够顺利接受自己的说辞。讲仁义，只是一种政理朝政的方法，并不涉及好与坏。
徐平捧笏：“天下之庶政，莫大于稼穑，臣请从稼穑讲起。”
赵祯道：“如今天下，耕者无尺寸之田，富者田连阡陌，而不力稼。天下之害，莫过于此。前些日子李觏、欧阳修诸人都上书要朝廷平土，议者以为难行，不了了之。你为宰相理朝政，若真能在这上面下些功夫，善莫大焉！”
徐平未置可否，在黑板上自己画的三个圈里分别填上赋税、租息、口粮种子，道：“田土所出，于力耕之农夫而言，无非如此三份。朝廷赋税是一份；口粮、种子是一份，这一份里面，还要加上备灾之用；租息之类是一份，这一份里以租息为主，并不只包括租息。”
赵祯看了一会，指着租息道：“耕者自食，不耕不稼者不得食，租息多余！”
“是啊，租息是多余。然天地初生，人杂于群兽之中，采野果草籽而食，猎鹿豖鱼鳖而补，昏昏然不知岁月。至以草为谷，驯豖犬以养之，圣人出焉。初耕田，无犁无铧，一夫纵血汗流尽，犹不能使全家免饥馁之苦。至有犁铧，除果腹之外，犹有多余，奉赋税而成邦国。至铁器大行，果腹之余，犹可备宰荒。牛耕与铁器并行，备荒之余，年年犹有剩余之粮米。兼田有沃土贫瘠之别，有人家余粮多，有人家难果腹，兼田而吃租之家出焉。”
赵祯睁大了眼睛，听罢过了好一会，才道：“此韩非、荀卿多论之，果有此事？”
徐平道：“自三代至如今，典籍俱在，有何可疑？非止韩非、荀卿，柳河东亦如此说。”
中国文明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虽然有神话时代，但神话时代不只有神话。人类怎么从原始社会走出来，到部落时代，到封建，到国家，记载是不曾中断的。从先秦诸子，到韩愈和柳宗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描述就是如此。中国没有从猿到人的进化论，但却一直有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进化论，这一点跟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不一样。
赵祯说租息多余，是因为对于政权来说，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就是这样认为的。政权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却并不认为剥削是合理的，租息不应该存在，存在只是因为没有办法消灭而已。如果拿掉了租息这个不合理的财富分配，耕者自食备荒之余，全部上交朝廷，自然也就由朝廷负责耕者的一切。
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王莽到王安石，很多改革措施里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并不偶然。
来到这样的时代，特别是在汉朝和宋朝，跟统治者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不会被当成异类。如果你真能做到，最可能的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就连最高统治者，都会为你撑腰。同样的，你讲资本主义，只要能够做到了，一样可以得到支持。关键不在你讲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你能不能把生产力发展得适合这样的生产关系。
惟一的问题，是真地做不到，除非带着传送门，从另一个位面应有尽有的输入到这个世界源源不断的物资。徐平没有，那就只能立足于实际，进行阶级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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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一会，赵祯才道：“已闻宰相之道，本于仁义，儒门公理，此无疑矣。然依宰相之言，道只可照亮前行，治国需有术。愿闻宰相治国之术。”
徐平捧笏：“君子谨其行，治国理政，善用其术。一人为君子，两人曰仁，三人及众曰义。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可知所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忠恕。仁本于两人之间，而众又本于仁，不同于仁之处，曰义。治国之术，便是由二人及于众。不失其仁义，便就是以仁义立国，不必拘于小节。”
“臣自入仕，及于今日，若说治事理政之术，十六个字。认识事务，一分为二；解决问题，三方入手。谨记这十六个字，便大略不失于仁义。”
“啊——”赵祯猛地一愣，“哪十六个字？到底如何解？宰相细说！”
徐平也愣住，自己一时说得口滑，用了前世惯用的字词，这个年代不合时宜。想了一会道：“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新见一事，一物，要去搞清楚，需一分为二。执其两端而叩之，中庸之道也。要得其全面而中，不可执其一端。如臣手中之笏，看之如此，还要查其有何用处。若是只看众大臣上朝人人手捧一板，而不知用于笏记，便就觉得过于可笑。如在街衢看一乞丐，百般其惨，便觉得其可怜，是天下不公，而不去查其何以沦为乞丐之因，便会失查。若见一子对其父甚是冷淡，便就认为其是不忠不孝之人，而不去考其为何如此，硬要治其忤逆，一个不慎，就可能违了孝悌本意。见一物或一事，必要一分为二，就是要知其是什么样子，为何会成为这个样子，才能得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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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三方入手。是讲我们遇有疑难，不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办事，而要跳脱出来，分成你、我、他，各方考虑过了，才好下手。三方为义，三方着手，才能大义不失。”
听到这里，赵祯直起身来，对徐平道：“宰相之君子、仁、义之说，先前我实听士子讲过。君子、仁，不失圣人本意，细思量，委实该是如此。惟有这义，宰相当日并没有细讲，众人更加众说纷纭，难解到底何意。此次开科，陇右举子便有人涉及此节，只是众人难以详解，又怕宰相必有深意，国子监发解取为中等，让其省试而已。今日解说清楚，以后也好正视听，免致考官举措失当。”
陇右除了徐平帐下发解的那些随军士人，还有其他身份的举子，由国子监发解。从那天徐平起了一个头，这些人私下里议论很多，有人就带到了发解的试题里。徐平有在三司的治绩，有在陇右的军功，文武样样过得去，年轻的读书人追随他的思想，人之常情。只是让国子监发解的考官无所适从，不知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又不敢反驳徐平之论，最后只能和稀泥。让写到这些的人顺利发解，但也不给很高的名次，说得过去。
君子好说，仁也好说，但要把义讲清楚，却绝不是几句话的事，甚至从现在开始讲一夜，讲到明天早晨，也未能够完全说清楚。偏偏治国理政，义最重要。君子、仁到底还是偏向个人的考察，正确地使用义，才是治国之术。
徐平起身，看了看旁边的一块黑板，道：“义最难，臣请在板上条列之。”
在议政的场所设置黑板，本就是徐平带来的习惯，赵祯已经习以为常。
得到赵祯允许，徐平走到黑板前，画了三个圈。捧笏道：“遇有疑难，要想不偏不倚得其中，必然是从三方下手。如审案，则有推鞠之官、原告、被告。若有疑难，又传证人对质，则有原告、被告、证人三方。推鞠完毕，又有检法之吏，议刑之官，定谳断刑之官三方定其刑罚。有疑难，每一步，皆从三方入手，方可求全面。”
赵祯点头：“本朝司理参军之设，是祖宗巧思，怜细民之意。鞠谳不同司，各设官员主理，最能免民间冤屈。你如此解，却原来是合了义之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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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断案，由父母官坐高堂，下面小民击鼓告状这种事情，可以出现在很多朝代，惟独不能出现在宋代。宋代的狱讼主要集中在州一级，下面县一级只能断小案，上面的路提刑只是复核。而州一级，分司比较完善，从程序上已经类似于徐平前世的公检法。
这种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是宋朝统治者比较得意的善政。徐平选择从这里开头，是让赵祯能够顺利接受自己的说辞。讲仁义，只是一种政理朝政的方法，并不涉及好与坏。
徐平捧笏：“天下之庶政，莫大于稼穑，臣请从稼穑讲起。”
赵祯道：“如今天下，耕者无尺寸之田，富者田连阡陌，而不力稼。天下之害，莫过于此。前些日子李觏、欧阳修诸人都上书要朝廷平土，议者以为难行，不了了之。你为宰相理朝政，若真能在这上面下些功夫，善莫大焉！”
徐平未置可否，在黑板上自己画的三个圈里分别填上赋税、租息、口粮种子，道：“田土所出，于力耕之农夫而言，无非如此三份。朝廷赋税是一份；口粮、种子是一份，这一份里面，还要加上备灾之用；租息之类是一份，这一份里以租息为主，并不只包括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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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祯睁大了眼睛，听罢过了好一会，才道：“此韩非、荀卿多论之，果有此事？”
徐平道：“自三代至如今，典籍俱在，有何可疑？非止韩非、荀卿，柳河东亦如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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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种说法，这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从王莽到王安石，很多改革措施里能找到社会主义的影子，或者叫作国家资本主义的影子，并不偶然。
来到这样的时代，特别是在汉朝和宋朝，跟统治者讲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不会被当成异类。如果你真能做到，最可能的是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就连最高统治者，都会为你撑腰。同样的，你讲资本主义，只要能够做到了，一样可以得到支持。关键不在你讲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于你能不能把生产力发展得适合这样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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