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做事太过辛苦，徐平需要有足够的同盟军，与他一起分担压力，帮助新政的推行。把自己做的事情讲清楚，把新政的效果实事求是地摆到每一个人的面前，便是出于这样的目的。等到钱粮为纲成为朝廷考察官员的重要标准，大家会自觉地完成这种转变。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暗暗点头。跟朝廷官员比起来，他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应得足够快。现在内藏库的现钱全部都放入了京师银行，只有金银珠宝之类才在库里存起来。印出来的钱是一定要花掉的，花不掉就放到银行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里。手里拿着多少现钱，就意味着要亏多少钱的利息，赵祯的账算得清楚得很。其实别说是印出来的钱，就是铸出来的铜钱赵祯都不在内库存了。只要江山稳固，纸钞就不会出现动荡，纸钞不出现动荡，铜钱便就没有用，只是小额的纸钞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还要那些铜钱有什么用？赵祯对这事情想得通透。
两位宰相问完，赵祯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务必解惑。按刚才所说，三司今年花的钱比往都多，怎么来的《会计录》里已经写得明白，不需多言。不过，三司的钱终究是来自地方，怎么从地方收上来的钱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羡余？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员对百姓刻剥务敛，得来的钱吧？审计司要查，要有个说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审计司查总是要查的，不过地方上羡余多了倒是可以解释。一是三司铺子和银行开到了天下大部分州军，做工的经商的多了，税自然也多了。虽然道理上说商税都要解往三司，但实际上，总还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这是历年常例，以备本路水旱不常，出现灾情，漕司可以在本路从容调拨。当然，地方上多出来的钱最大的来源，还是在银行身上。银行开到哪里，哪里的钱粮便应当比往年轻松许多。”
赵祯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对徐平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你详细说一说？”
“陛下，朝廷从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还是地方，每收上来一文钱，都要花一定的本钱出去。朝廷收税赋，是要花本钱的，绝不是账籍一勾钱就收上来了。收一户的税，要有差役催缴，要放到库里，要有人点算，要有人运送，诸般种种，不一而足。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收税赋的本钱，臣曾经算过，以往的年份，每从民间收上一文钱来，以开封府论，就要花三文的本钱，收的钱越细碎，这本钱越高。而到了外路州军，京东京西路，一文税的本钱则不下于五文，荆湖、福建、川峡四路则到十文，到了二广那样的偏远州军，则就要二十文开外。往年这收税赋的本钱，都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岭南二广以及沿边三路，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只是用在地方养军。万不得己，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
其实岂止是收税，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不但不收他们的税，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补贴的是统治成本，看起来亏了，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赚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罢了。
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三司收到他们的钱，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实际上是亏本的。这铜钱还不能不运，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为了压缩成本，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这不是包税制，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没有办法，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这笔钱，只能这样做。
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
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这些措施综合下来，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
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徐平对赵祯道：“陛下，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说破了其实很简单，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商铺增加的税收，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营田务、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
听了徐平的话，赵祯暗暗点头。跟朝廷官员比起来，他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应得足够快。现在内藏库的现钱全部都放入了京师银行，只有金银珠宝之类才在库里存起来。印出来的钱是一定要花掉的，花不掉就放到银行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里。手里拿着多少现钱，就意味着要亏多少钱的利息，赵祯的账算得清楚得很。其实别说是印出来的钱，就是铸出来的铜钱赵祯都不在内库存了。只要江山稳固，纸钞就不会出现动荡，纸钞不出现动荡，铜钱便就没有用，只是小额的纸钞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还要那些铜钱有什么用？赵祯对这事情想得通透。
两位宰相问完，赵祯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务必解惑。按刚才所说，三司今年花的钱比往都多，怎么来的《会计录》里已经写得明白，不需多言。不过，三司的钱终究是来自地方，怎么从地方收上来的钱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羡余？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员对百姓刻剥务敛，得来的钱吧？审计司要查，要有个说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审计司查总是要查的，不过地方上羡余多了倒是可以解释。一是三司铺子和银行开到了天下大部分州军，做工的经商的多了，税自然也多了。虽然道理上说商税都要解往三司，但实际上，总还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这是历年常例，以备本路水旱不常，出现灾情，漕司可以在本路从容调拨。当然，地方上多出来的钱最大的来源，还是在银行身上。银行开到哪里，哪里的钱粮便应当比往年轻松许多。”
赵祯对这一点很感兴趣，对徐平道：“这是个什么道理？你详细说一说？”
“陛下，朝廷从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还是地方，每收上来一文钱，都要花一定的本钱出去。朝廷收税赋，是要花本钱的，绝不是账籍一勾钱就收上来了。收一户的税，要有差役催缴，要放到库里，要有人点算，要有人运送，诸般种种，不一而足。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收税赋的本钱，臣曾经算过，以往的年份，每从民间收上一文钱来，以开封府论，就要花三文的本钱，收的钱越细碎，这本钱越高。而到了外路州军，京东京西路，一文税的本钱则不下于五文，荆湖、福建、川峡四路则到十文，到了二广那样的偏远州军，则就要二十文开外。往年这收税赋的本钱，都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岭南二广以及沿边三路，都尽量让他们不要解钱到京师来，只是用在地方养军。万不得己，也换成金银轻货起解。”
其实岂止是收税，政权维持统治都是要花钱的。所以才有对偏远的地方，不但不收他们的税，宁可由中央朝廷补贴。补贴的是统治成本，看起来亏了，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效果来说，仅仅是经济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赚的。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假装不知道罢了。
这个年代的收税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税的成本和运输铜钱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现金运输成本为例，从襄阳郡一带沿水路运铜钱到京城，运一千贯钱的运费就大约是一千五百贯。三司收到他们的钱，还要额外搭五百贯进去，实际上是亏本的。这铜钱还不能不运，不然天下铜钱分布严重不均，造成的后果比这亏五百贯还严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细碎小额的税，为了压缩成本，会以一定的数额让揽头扑买。揽头由官府授权收税，比定额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润，比定额少了自己补上。这不是包税制，而只是一种灵活的收税形式，实际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经在农村地区的集市广泛施行过。没有办法，这些税的收税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这笔钱，只能这样做。
收税的成本是由地方负担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税并不能反映民间的税负负担，还要看为了收这些税花了多少成本。不过这个问题太复杂，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装作不知道罢了。三司财政宽松了之后，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细碎的税收。
大额税收的成本相对来说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税成本一下子剧降。而最重要的是银行系统，一些固定税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动交到银行去，官府的精力在查那些偷税漏税上。银行不再需要把铜钱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地方这个程序，资金流动的成本也降了下来。这些措施综合下来，现在三司从全国收税的成本只有以前的几分之一。
把这些问题剖析清楚，徐平对赵祯道：“陛下，为何三司收上来的钱多了，地方上的羡余也多了？说破了其实很简单，现在收税比以前便宜了。以前天下收上来五千万贯钱，实际上地方可能花了四五亿贯。而现在收上来一亿贯，地方可能只花两亿贯。若是再算上这些年新开的工场、商铺增加的税收，加上三司属下的蔗糖务、营田务、银行和各种公司赚来的钱，则地方负担实际上比前大规模地减轻了。以前天下州县出五亿贯的税赋觉得紧巴巴的，现在则只出一两亿贯，自然就宽松许多了。而且还不只是如此，其实花钱也一样是要本钱的，这两年三司花钱的本钱也一样降下来了。银行的好处，便就是如此。对于朝廷来说，实际上赚的利息之类都是小头，对天下最大的好处，是把不需要花的钱省下来了。”
商品生产和交易有成本，资金同样有成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一样有成本。成本在总的数额中占的比例不大自然可以忽略，但这个年代不行，因为官方从民间收上来的钱中成本才是大头。看社会百姓的负担，不能光看中央朝廷收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要把这些收支的成本算进去，不然可能就与事实天差地远。
历朝历代的苛捐杂税，其实真正落到中央朝廷手里的才有几个钱？大多数都花在收税的成本上了。越是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成本越高，这才是刻剥征敛对民间最大的危害。
现在民间对徐平所推行的新政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好处，不是减了多少税，不是每年多赚了多少钱，而是同样交那些钱，负担却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只看赚钱，有多少生意能有本钱几倍的利润？但从降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成本的角度看，银行系统建立起来，却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至于收到的利息和对商品经济的支持和推动作，那是后劲。最立竿见影的，首先是民间的税收负担在不加税不减税的情况下，大幅度的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