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李迪念着这两个字，一时沉默不语。
听过了徐平的详细解释，崇政殿里坐着的没有人说话，都低头思索。
与陈执中交接之后，徐平正式接掌三司，在安排人事的同时，提出了未来财政改革的路线，正式上奏。今天，大臣在崇政殿济济一堂，对财改的大纲进行讨论。
财政预算制度是第一步，没有明确合理的财政预算，还是像以前那样库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后面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为了应付各种临时开支，三司使就疲于奔命，财政的统筹运作哪里还有精力？没有计划，没有统筹，三司便就还是以前那个三司。
最后陈尧佐打破沉默，对徐平道：“此事初听起来繁琐，其实理起来也不难。天下钱粮都在三司，要做预算，也是三司去做，到时报政事堂就好。只要来年各个衙门按着这个预算做事，不要事事临时起意，说起来做事还容易了呢！”
翰林学士程琳道：“相公此话不错，此事中门下确实不难，各衙门也不难，其实三司做起来也不难。难的不在这里，在枢密院。”
说到这里，看了看坐在赵祯身边的张士逊，闭口不语。
对于正常的行政机构来说，做预算确实不难。本来就是三司掌管天下钱粮，现在再加个预算制度又有什么？大家还容易做事了呢！
但这有什么用？钱粮的大头又不在这里，而是在养兵，在军费。预算好不好做，不在于行政衙门配合不配合，钱粮上没人能够跟三司作对，难的是在禁军。三衙愿不愿意把财政透明，让预算制度深入到军队中去，把军费花销理清楚，才是真正的难点。
三司所收的天下钱粮，和平年代，也差不多是十分中六分到七分养军，再加上占三司收入六分之一的内藏库收入基本用到军费上，军费占总的财政收到约为七成到八成。如果一有战事，这个比例就轻松突破八成，极端时占到九成都不奇怪。
有的时候徐平有一种感觉，大宋就是个把自己打扮成文治国家的军阀政权，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满口国家天下，一众文官高呼圣贤之治，其实不过是为了收军费的装扮。天下大事都由这班文官做主，前提是把养军的军费收上来。军费文官又管不到，天下钱粮的八成先支出去了，真的还有什么天下大事吗？
枢密院掌军令，按制度应该是由他们掌管军费的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三衙的版籍足额把钱发下去。至于三衙到底有没有名册上那么多人，这钱有没有发到领饷的士兵手里，钱到底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一无所知。
禁军其实还是当年五代军阀时的那个禁军，不过宋之前是他们自己收军费，现在国家养了一帮文官帮着收军费。以前想要钱了禁军自己提刀去找老百姓收，现在是提刀逼着文官政府去收，如果这叫文治，这种文治也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
国家花钱养兵，这兵是用来打仗，可这兵又不能打，最大的本事是抢自己人，这问题可就大了。从太祖时候定下来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军事目的与政治目的那个时候是契和的，对南方的割据政权几乎是秋风扫落叶一般，基本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太宗继位，打北汉就信心不足，等到伐契丹便一败再败，对党项，对交趾，几乎无一不败。等到了这个时候，军队的利益便就与国家利益渐行渐远，矛盾也越来越大。
文官慢慢掌握主动权，有一个过程。所谓权，最重的无非是人事和财政，主动权的变化也围绕在这两方面。太祖的时候军队本身掌握财权和人事权，后来杯酒释兵权，决策权慢慢收到了皇帝手中。到太宗的时候达到顶峰，那时禁军里的指挥使以上，领着几百个人的军官，都是太宗亲自策问试武艺，亲自任命的，文官无从过问。
到真宗之后人事权慢慢向文官政府让渡了一些，最明显的就是枢密院开始使用文官并慢慢以文官为主，并成为常制。但这个人事权仅仅是建议权，决定权还是在皇帝手中。
徐平提出预算制度，是要动军队的财权了。财政的绝对大头在军费，不能够动军队手里的钱，改革就只是小孩子过家家。想到这一点的，都沉默不说话。
张士逊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只好道：“枢密院这里也没有大难，版籍现成都有，历年养军之费无非是那样的数字，总起来交给三司就是。”
徐平道：“枢使，有了预算，必然就有决算。到了年终，钱是不是按照预算花的，怎么花的，到底花到了哪里去，可是要查清楚的。”
张士逊摇了摇头：“依往年惯例，这些事情枢密院可是做不了。钱如何花，一向都是统兵官一言而决，军里统兵官不识字的人为数不少，他们怎么可能做得来这件事？”
晏殊道：“这样下去终究不是办法，禁军中身居高位之人，随身仆役也绫罗绸缎，甚至芒鞋丝袜，奢侈比于富贵员外。而普通士卒，到手钱粮常被克扣，衣食不继的人不少，怨言载道。如果借着徐平所提预算决算，把钱真花到该花的地方，不失为一项德政。”
张士逊双手虚抱，垂于腹前，淡淡地道：“德政自然是德政，不过老夫却无能为力，此事须与禁军三帅商量才可。他们同意，事情才有可能做下去。”
李迪沉声道：“武夫不预国政，我们定下来，让他们去做就好，何必商议！”
张士逊轻轻微闭双目，再不说话。心里道你跟我耍狠有什么用？有本事跟拿刀的人去说。朝廷花钱，买的就是将领的一个忠心，不让他们克扣军费，出事你负责？
话到这里，便就形成了一个僵局。没有禁军花费的预算决算，徐平财政改革的动作哪怕弄得山响，其实都是小打小闹。赚再多的钱，还是落到了禁军的统兵官手里。而且军费本来是养兵，但实际上大部分的钱都落到了各级军官的手里，真正缺钱的底层兵士依然是衣食无着，甚至卖妻卖女的都有，各种乱象。
是收买各级军官，换来禁军的稳定，不惜以战斗力下降为代价，还是把军费直接拿来真正养兵，赢得军心，从而保证战斗力。赵祯作为皇帝，要作出一个选择。
西北战乱将起，在徐平看来，这个选择赵祯不能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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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了徐平的详细解释，崇政殿里坐着的没有人说话，都低头思索。
与陈执中交接之后，徐平正式接掌三司，在安排人事的同时，提出了未来财政改革的路线，正式上奏。今天，大臣在崇政殿济济一堂，对财改的大纲进行讨论。
财政预算制度是第一步，没有明确合理的财政预算，还是像以前那样库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后面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为了应付各种临时开支，三司使就疲于奔命，财政的统筹运作哪里还有精力？没有计划，没有统筹，三司便就还是以前那个三司。
最后陈尧佐打破沉默，对徐平道：“此事初听起来繁琐，其实理起来也不难。天下钱粮都在三司，要做预算，也是三司去做，到时报政事堂就好。只要来年各个衙门按着这个预算做事，不要事事临时起意，说起来做事还容易了呢！”
翰林学士程琳道：“相公此话不错，此事中门下确实不难，各衙门也不难，其实三司做起来也不难。难的不在这里，在枢密院。”
说到这里，看了看坐在赵祯身边的张士逊，闭口不语。
对于正常的行政机构来说，做预算确实不难。本来就是三司掌管天下钱粮，现在再加个预算制度又有什么？大家还容易做事了呢！
但这有什么用？钱粮的大头又不在这里，而是在养兵，在军费。预算好不好做，不在于行政衙门配合不配合，钱粮上没人能够跟三司作对，难的是在禁军。三衙愿不愿意把财政透明，让预算制度深入到军队中去，把军费花销理清楚，才是真正的难点。
三司所收的天下钱粮，和平年代，也差不多是十分中六分到七分养军，再加上占三司收入六分之一的内藏库收入基本用到军费上，军费占总的财政收到约为七成到八成。如果一有战事，这个比例就轻松突破八成，极端时占到九成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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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掌军令，按制度应该是由他们掌管军费的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能做的，就是按照三衙的版籍足额把钱发下去。至于三衙到底有没有名册上那么多人，这钱有没有发到领饷的士兵手里，钱到底怎么花的，花到哪里去了，一无所知。
禁军其实还是当年五代军阀时的那个禁军，不过宋之前是他们自己收军费，现在国家养了一帮文官帮着收军费。以前想要钱了禁军自己提刀去找老百姓收，现在是提刀逼着文官政府去收，如果这叫文治，这种文治也只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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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慢慢掌握主动权，有一个过程。所谓权，最重的无非是人事和财政，主动权的变化也围绕在这两方面。太祖的时候军队本身掌握财权和人事权，后来杯酒释兵权，决策权慢慢收到了皇帝手中。到太宗的时候达到顶峰，那时禁军里的指挥使以上，领着几百个人的军官，都是太宗亲自策问试武艺，亲自任命的，文官无从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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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逊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只好道：“枢密院这里也没有大难，版籍现成都有，历年养军之费无非是那样的数字，总起来交给三司就是。”
徐平道：“枢使，有了预算，必然就有决算。到了年终，钱是不是按照预算花的，怎么花的，到底花到了哪里去，可是要查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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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沉声道：“武夫不预国政，我们定下来，让他们去做就好，何必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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