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弄权，朝廷上下皆知，但却无可奈何。这不是因为吕夷简跟以前的丁谓一样手段毒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也没有把持言路，朝政运作完全正常。说到底，是因为吕夷简没有把柄被人抓住，对他无从下手。
李迪为相的时候曾经吃过这个亏，以为抓住了吕夷简的把柄，结果帝前对质，查到最后事情却都是李迪做的。有这样的结果，固然是因为李迪性子粗疏，对自己处理过哪些政务在什么文件上签字画押过没有印象，但也不能忽视吕夷简对政事堂衙门的把持。与其他高官不同，吕夷简很注意对衙门里做事的关键位置上的公吏的拉拢，对有些公吏，甚至下的功夫不亚于重要官员。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在公文繁杂的宋朝各衙门，这些地位不高的公吏起的作用有时候出乎人的想象。你以为吕夷简做了什么事情必定会留下证据，实际上真正去查却什么都没有，就连关键的证人都找不到。
正是因为无可奈何，范仲淹最终选择了上百官图。上次对阎文应，范仲淹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一次，连身后事都跟长子交待过了，这次更是铁了心要把吕夷简拉下来。
自真宗朝起官员的升迁便深受磨勘法的制约，从什么职位到什么职位，一切都有例可循。比如徐平任三司盐铁副使，下一次任职便就要么平调，任户部和度支副使，因为盐铁是三司之首，就有了贬谪的意味。要么就调离三司衙门，不能直升三司使。其他的职位也大多与些类似，从什么差遣升到什么差遣，都是有规矩的。
有了规矩便就有例外，总有一部分官员因为各种原因为不按照规矩升迁，或者因为政绩，或者因为能力，或者因为才学，甚至仅仅因为有一个好名声。便就如徐平，有了邕州的政绩，官职的晋升便就如坐了火箭一般，飞速提拔。
范仲淹的百官图便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的，利用这几年在京城为官的机会，把所有京朝官的升迁都整理出来，画成图表。哪些官员越次升迁是有原因的，哪些官员虽然有理由但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哪些官员升迁是根本没有道理的。而后两类，恰巧与公认的吕夷简一派的人相吻合，以此来证明吕夷简把持朝政，按插自己人。
这是倒吕一派所能抓住的吕夷简最明显的把柄，是他们的最后一击，范仲淹甚至已经做好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准备。他的百官图甚至还借鉴了徐平在盐铁司做经济数据图表的经难，极尽详细，条理清楚，让人一看就懂。
范仲淹入朝堂是由晏殊举荐的，两人私交也非常好，一听说他做出这种事来，晏殊不由茫然不知所措。出了事举主要负连带责任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范仲淹是晏殊看好的人选，对他寄于厚望，实在不想因为这种事情被打入深渊。
一幅百官图就能够扳倒吕夷简？范仲淹真是天真！堂堂当朝首相，任用一些中下层官员还得跟别人解释吗？什么依次不依次，那只是个参考，宰相做事可不需要按照那些规例来。用历史上后来欧阳修的话说，宰辅以大道佐君王，苟用例，不过一老吏耳！
晏殊只觉得脑袋生疼，两手冰凉，看着天上那个白花花的太阳，一阵发晕。
杨告小声道：“学士，见你面色不对，可是身体不适？”
晏殊摆了摆手：“无妨，只是刚才坐得久了。对了，范希文上百官图，朝里有什么动静没有？这么大的事情，百官总不会一言不发。”
“现在还不知道，朝报里只是说，吕相公大怒，指责范待制越职言事，挑拔大臣与圣上的关系，要在圣上面前对质。算算日子，应该就在这一两天有说法了。”
晏殊苦笑，无奈摇头。圣上面前对质，不管是跟谁吕夷简还从来没有理亏过。他的心思缜密，记忆惊人，这话一出口，只怕就有无数的坑等着范仲淹自己去跳。
此时晏殊只恨自己不在京城，如果自己在场，必然要劝范仲淹死了这心，跟吕夷简这样斗是输定了的。可是想一想，范仲淹的为人自己又如何劝得住？
把桌上的文章合起来，晏殊对杨告道：“我们到官厅里去，看看徐龙图如何说。”
两人进了官厅，见徐平并不在外面，便一起到了旁边的小房里。见徐平坐在桌后面，桌上摊着一份公文，双眉紧锁，面色凝重。杨告上前轻声道：“都漕，今日的朝报到了。”
徐平过神来，见了晏殊和杨告，急忙起身向晏殊见礼，口中道：“知道了，把朝报放在桌子上吧，等一下我再看。”
晏殊上前，直接对徐平说道：“徐龙图，今天来的朝报，说了京城里面的一件大事。知开封府天章阁待制范希文，把这几年京朝官升官的次序绘成一幅图呈给圣上，名为百官图。图里把哪些官员是正常升迁，哪些非次，一一标了出来，指点给圣上，说那些非次升官的人都是朝里吕相公的心腹，以此把持朝政。”
徐平皱了皱眉：“范待制此事做得鲁莽了，宰相用人，岂有依次非次之说？若是有这样诸多限制，宰相如何领袖百官，辅佐君王？”
“徐龙图也觉得范希文此事只是自寻烦恼？”
“自然，若用这种理由责问宰相，政事堂还怎么处理朝政，岂不是事事得咎？”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明显，宰相有这样的人事权，堂除部除皆可由首相一言而决，不需要向外人解释。范仲淹上百官图，也不是说吕夷简这样做超出了自己的职权，而是借此说明吕夷简以权谋私。问题是这既然是宰相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朝廷就不能开先例，因此向吕夷简发难，不然以后宰相怎么在政事堂主政？
范仲淹是从君子小人的道德上面出发，认为吕夷简有了私心，便就是小人之行，德行有亏，不宜再为百官之首。对于这种诛心之论徐平从来不感冒，一直主张官员要论迹不论心，有功赏有过罚，不能随便去乱猜别人的心思，自然也不会赞同范仲淹的做法。
杨告见徐平心不在焉，不由问道：“看都漕刚才的样子，可是有事烦恼？”
徐平指了桌子上的公文：“西北党项有异动，我此时心不在京城，在西北啊”
杨告听了不由道：“西北？最近党项败于吐蕃角唃厮啰，并没有听说其他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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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为相的时候曾经吃过这个亏，以为抓住了吕夷简的把柄，结果帝前对质，查到最后事情却都是李迪做的。有这样的结果，固然是因为李迪性子粗疏，对自己处理过哪些政务在什么文件上签字画押过没有印象，但也不能忽视吕夷简对政事堂衙门的把持。与其他高官不同，吕夷简很注意对衙门里做事的关键位置上的公吏的拉拢，对有些公吏，甚至下的功夫不亚于重要官员。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在公文繁杂的宋朝各衙门，这些地位不高的公吏起的作用有时候出乎人的想象。你以为吕夷简做了什么事情必定会留下证据，实际上真正去查却什么都没有，就连关键的证人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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