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有根本性的不同，自然经济是内敛的，稳定下来之后总是趋向于保守。而商品经济的本性就是要扩张，生产、交换、获得利润之后扩大再生产，产出的产品越来越多，需求的市场自然也就越来越大。
徐平在邕州建的蔗糖务其实就有这个性质，刚开始主要输送到内地市场，利润也大量留在了内地，大家还不觉得。当内地市场的扩张度一慢下来，庞籍到那里接手之后立即把市场扩大的方向转向了海洋。不是庞籍心里想这样做，是蔗糖务的性质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在6地上不断开垦合适种甘蔗的土地，产出越来越多的糖，自然也就需要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南洋商路，正是蔗糖务扩张的方向。从这一点上说，占城没有以前交趾那么好命，交趾如果老老实实，其实还是很安全的，而占城堵住了蔗糖的商路，必须被打掉。
蔗糖务看起来跟以前魏晋时代的庄园有些相像，其实完全不同。自然经济的庄园是自给自足的，而蔗糖务这种商品经济下的庄园则完全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必把产出来的白糖卖出去，把需要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买回来。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一个保守，一个天然倾向扩张。这种差别，正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划时代的不同。
在广南建立这种庄园，徐平并不担心他们会生出独立意识，如同前世历史上的美国一样生南北战争，因为两者有根本不同。不管邕州的蔗糖务也好，以后会产生的类似庄园也罢，他们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商品来源地，都是中原。中原是他们的根基。那些庄园制的经济实体只是中原的大树伸出去的枝枝杈杈，离了中原，他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美国南方的大种植园主，最大的市场在欧洲，最大的商品来源地也在欧洲，从经济上说与欧洲是一体的，这才是南方要独立的根源，是他们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会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大统一的经济市场这个经济基础在，并不需要担心南方会生心有异志的庄园主，这是商品经济的逻辑。
邕谅路的蔗糖务在寻找自己的新市场，矛头已经对准了占城，吞并那里彻底控制南洋商路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形势与徐平在邕州的时候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时徐平并没有吞并交趾的主通能动性，蔗糖务的展方向还在向着国内，他只是被动应对。现在蔗糖务的根基已经移到谅州以南了，向南展已经成了本能。
蔗糖务向南，徐平也需要开拓新的棉布和旧有的丝帛产业的市场，这是他特别关心高丽和日本商路的原因。没有办法，东南亚那里太热，土著又太穷，穿衣服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纺织品的市场开拓起来实在有些困难。除非南洋商路通到了欧洲，才会找到纺织品的大市场，这就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与王文交谈，徐平也了解了现在东北亚一带的形势。在那里契丹的势力强过大宋，不过契丹终究同样是蛮夷，高丽要臣服有心理障碍。现在的高丽是事实中立，两方面都不得罪，但在文化上，还是偏向于大宋的。在开封的国子监念过书的宾贡生，特别是那些被赐进士出身的，回到高丽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最少也能做到中原的六部长2之类的职事。王家更是高丽国内数一数二的实权家族，族里一直有人担任着类似大宋宰执一类的职事。至于留在中原任官的王彬，人家是凭自己真本事考的进士，又不是被赐进士的宾贡生，当然不屑于再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官。现在是高丽王家的脸面，比在高丽当了宰相还光彩。
旁边的日本与高丽的情况不同，自五代时起便就开始闭关锁国，国内的形势也不是特别稳定，生怕被中原政权影响政局不稳，严禁海商往来。跟高丽倒是没有跟大宋隔绝得这么严格，商路一直是通的，只是规模也不太大。现在汉人跑到日本海路的，要么就是假冒高丽人的名义，要么干脆就在日本找几个女人，再建一个家，算是日本人。
问清楚了这些，徐平对王文道：“高丽到底是人口稀少，你们就是运棉布棉衣到那里去卖，只怕也卖不了多少。以后做得大了，终究是不便。”
王文笑道：“都漕这话说得过了，高丽再小，也有中原数州之地，数十万民户。西京城里能有多少棉布棉衣，能让高丽人买不过来！”
徐平微微一笑：“数十万人户，又有多少人买得起呢？以中原之富庶，京西路还不能做到人人穿得起棉衣，高丽只怕差得更远。至于西京城里有多少棉布棉衣，明天我让人带你到货场里看一看，多了不敢说，让高丽全国一人有几件衣服还是够的。”
王文一愣，怔怔地好一会不说话，最后才脸不信地道：“洛阳也不过一座城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布匹？我们高丽也有几十万人啊——”
黄金彪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我就说你一个蛮夷眼皮子浅，几十万人很多吗？开封府一两百万人户呢！不说都城，就说我们邕州，那也是有几十万人户，那还是边疆之地呢！”
王文吃了一惊：“就连邕州那边鄙之地也有几十万人？不要诓我！”
“都漕官人便在这里，你问一问，当时括土为丁，有多少人？”
徐平笑着道：“这一点黄金彪没有多说，邕州确实有几十万人户的。当时括土为丁，土人就有二三十万户，加上几个县的编户，再加上蔗糖务，还真未必比高丽的人户少了。”
徐平在岭南时候的邕州可比后世的南宁大市多了，几乎相当于大半个后来的广西。这个年代高丽那种高纬度地区适合种植的作物不多，天气又寒冷，远比不了邕州的人口承载能力，人口跟邕州差不多是很正常的事情。
王文有些泄气：“好吧，高丽偏远小邦，人户稀少，自然不能跟中原的繁华富庶比。不过再小也有生意做，听都漕官人的意思，莫非是嫌高丽地瘠人贫，看不上那里的交易？”
徐平摆了摆手：“我哪有那个意思，若是真那么想，也就不会关照处处给你方便了。我说的是，要做大生意，高丽终究还是显得小了，能挣的财货有限。我听人说日本国土地比高丽多得多，人户也多得多，生意做到那里，才有大利息！”
王文摇了摇头：“都漕官人不知，日本国那里的生意不好做，他们防外人防得厉害。跟高丽通商路是因这来往货物不多，一旦多了，想方设法把商路断了也说不定。”
听了此话，徐平关切地问道：“哦，真防得这么厉害吗？我也听说日本国禁海商，不过也没完全断绝，只是让三年通大宋海商一次，最近听说最多的有一年去四次的。只是那里管得太严，不许民间私商，海商到了那里都要把货物让他们官府统一卖。”
“都漕官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日本国的人自然是喜欢中原货物的，如他们那里也产丝绸，而且品相也还不错，历年都有卖到我们高丽的。但是官员贵人，但凡有一点身份的，都要穿中原卖过去的丝绸，就连有钱人家的侍女都要这样才有身份。日本国产的纸我看在中原也有些名气，不少地方还当成宝物。但他们那里不同，笔墨纸砚都要用中原运过去的，不然就被人瞧不起。小可说这些，意思是那里想买大宋货物人自然是有，但是官府却管得严，一旦多了，便就想方设法禁断。大宋这里的海商，总有人找各种借口，比如说是在海上遇了风暴，飘到日本国去，想用这种说法做交易。遇到这种商人，日本国多是不许下船，连货物带人一起遣送走了事。他们做生意，一旦做大了便各种猜忌。”
这些海上的事，徐平仅从这个年代中原人的口中打听，总是了解得不清楚。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宋对日本的政治形势都了解得不清楚，也没有了解渠道。
听了王文的话，徐平不由问道：“他们既然喜欢中原货物，为何还防得这么厉害？”
“现在的日本国，虽然也有国王，但大权却不在国王的手里。他们国里有一个姓藤原的望族——官人，日本国的人都是这种姓，多是两个字。这藤原家是外戚，一般国王的生母都是他们家的人。藤原家把持着国政，在国王幼小的时候，称为‘摄政’，即代国王处理国事。等到国王成年，便就改任‘关白’——这‘关白’也是他们国里的职事，实权尤重于大宋的宰相，可以说国事事无不统。所以这藤原家，往往被称为‘摄关’，是事实上掌管日本国的，他们的国王反而只是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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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在邕州建的蔗糖务其实就有这个性质，刚开始主要输送到内地市场，利润也大量留在了内地，大家还不觉得。当内地市场的扩张度一慢下来，庞籍到那里接手之后立即把市场扩大的方向转向了海洋。不是庞籍心里想这样做，是蔗糖务的性质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在6地上不断开垦合适种甘蔗的土地，产出越来越多的糖，自然也就需要越来越广阔的市场。南洋商路，正是蔗糖务扩张的方向。从这一点上说，占城没有以前交趾那么好命，交趾如果老老实实，其实还是很安全的，而占城堵住了蔗糖的商路，必须被打掉。
蔗糖务看起来跟以前魏晋时代的庄园有些相像，其实完全不同。自然经济的庄园是自给自足的，而蔗糖务这种商品经济下的庄园则完全没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必把产出来的白糖卖出去，把需要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买回来。这种差别，决定了他们一个保守，一个天然倾向扩张。这种差别，正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划时代的不同。
在广南建立这种庄园，徐平并不担心他们会生出独立意识，如同前世历史上的美国一样生南北战争，因为两者有根本不同。不管邕州的蔗糖务也好，以后会产生的类似庄园也罢，他们最主要的市场，最主要的商品来源地，都是中原。中原是他们的根基。那些庄园制的经济实体只是中原的大树伸出去的枝枝杈杈，离了中原，他们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而美国南方的大种植园主，最大的市场在欧洲，最大的商品来源地也在欧洲，从经济上说与欧洲是一体的，这才是南方要独立的根源，是他们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会决定社会意识，只要有大统一的经济市场这个经济基础在，并不需要担心南方会生心有异志的庄园主，这是商品经济的逻辑。
邕谅路的蔗糖务在寻找自己的新市场，矛头已经对准了占城，吞并那里彻底控制南洋商路只是时间问题。现在的形势与徐平在邕州的时候有根本性的不同，那时徐平并没有吞并交趾的主通能动性，蔗糖务的展方向还在向着国内，他只是被动应对。现在蔗糖务的根基已经移到谅州以南了，向南展已经成了本能。
蔗糖务向南，徐平也需要开拓新的棉布和旧有的丝帛产业的市场，这是他特别关心高丽和日本商路的原因。没有办法，东南亚那里太热，土著又太穷，穿衣服对他们是可有可无的事情，纺织品的市场开拓起来实在有些困难。除非南洋商路通到了欧洲，才会找到纺织品的大市场，这就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事情了，远水解不了近渴。
与王文交谈，徐平也了解了现在东北亚一带的形势。在那里契丹的势力强过大宋，不过契丹终究同样是蛮夷，高丽要臣服有心理障碍。现在的高丽是事实中立，两方面都不得罪，但在文化上，还是偏向于大宋的。在开封的国子监念过书的宾贡生，特别是那些被赐进士出身的，回到高丽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最少也能做到中原的六部长2之类的职事。王家更是高丽国内数一数二的实权家族，族里一直有人担任着类似大宋宰执一类的职事。至于留在中原任官的王彬，人家是凭自己真本事考的进士，又不是被赐进士的宾贡生，当然不屑于再回到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官。现在是高丽王家的脸面，比在高丽当了宰相还光彩。
旁边的日本与高丽的情况不同，自五代时起便就开始闭关锁国，国内的形势也不是特别稳定，生怕被中原政权影响政局不稳，严禁海商往来。跟高丽倒是没有跟大宋隔绝得这么严格，商路一直是通的，只是规模也不太大。现在汉人跑到日本海路的，要么就是假冒高丽人的名义，要么干脆就在日本找几个女人，再建一个家，算是日本人。
问清楚了这些，徐平对王文道：“高丽到底是人口稀少，你们就是运棉布棉衣到那里去卖，只怕也卖不了多少。以后做得大了，终究是不便。”
王文笑道：“都漕这话说得过了，高丽再小，也有中原数州之地，数十万民户。西京城里能有多少棉布棉衣，能让高丽人买不过来！”
徐平微微一笑：“数十万人户，又有多少人买得起呢？以中原之富庶，京西路还不能做到人人穿得起棉衣，高丽只怕差得更远。至于西京城里有多少棉布棉衣，明天我让人带你到货场里看一看，多了不敢说，让高丽全国一人有几件衣服还是够的。”
王文一愣，怔怔地好一会不说话，最后才脸不信地道：“洛阳也不过一座城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布匹？我们高丽也有几十万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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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上的事，徐平仅从这个年代中原人的口中打听，总是了解得不清楚。实际上这个时候，大宋对日本的政治形势都了解得不清楚，也没有了解渠道。
听了王文的话，徐平不由问道：“他们既然喜欢中原货物，为何还防得这么厉害？”
“现在的日本国，虽然也有国王，但大权却不在国王的手里。他们国里有一个姓藤原的望族——官人，日本国的人都是这种姓，多是两个字。这藤原家是外戚，一般国王的生母都是他们家的人。藤原家把持着国政，在国王幼小的时候，称为‘摄政’，即代国王处理国事。等到国王成年，便就改任‘关白’——这‘关白’也是他们国里的职事，实权尤重于大宋的宰相，可以说国事事无不统。所以这藤原家，往往被称为‘摄关’，是事实上掌管日本国的，他们的国王反而只是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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