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费凡还认识了一个“忘年交”。(小说文学网)

    他是一个残疾人,是一个瞎子,按当地人的叫法是“双眼摸路”。

    他先是独身一人住在泡子边上的马架子屋里,后来就过继来了一个同姓的侄子。

    甭看他“双眼摸路”,却以打渔为生,是方圆几十里之内惟一的一个以打渔为生的,是渔民。

    他打渔的方法极其简单,先是找人从沙地里割来粗实高大又直溜的白杆柳,将它们修光溜,剁齐,再用马莲搓成的草绳子将这些白杆柳编成排子,再找人和他划着小船到泡子中心,接近芦苇墩,鱼们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把那些柳条排子立起来,扎进水里,形成一个“迷魂阵”,当地人称之为“渔泊”。

    “渔泊”大致由这样几部分组成。

    一是拦截栅栏,鱼们碰到栅栏自然贴着栅栏向“渔泊”里游去;二是导入栅栏,实际是一个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长方形的框架,也是用柳条排子扎成的;三是“泊袖子”,极像人的阑尾,鱼们在导入“渔泊”后,时间一长,就会不耐烦了,就会撞进“泊袖子”。

    “泊袖子”是个能进不能出的机关,鱼们进入后再也甭想出去了。

    费凡的这个“忘年交”姓杨,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大人孩子背地里都是叫他“杨瞎子”。

    这样叫,只是一个代号,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见了面,就会亲热地叫他“杨二叔”、“杨二大爷”、“杨二哥”。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老哈河沿岸的人们总是把“叔”发音成“收”,比如听到管你叫“收”时,千万别见怪,那是尊敬你的,你是叔叔辈儿的。

    “杨二收”每天早上从炕上爬起来后,就摸索着上了小船,一把一把地拽那根拉在“渔泊”和小船锚地之间的马莲草绳,小般也就一步一步地向前进。

    到了“泊袖子”,他把抄网子伸进去,将那些“瓮中之鳖”捞出来,扣在船舱里。

    卖鱼时,他提着秤,用手一摸秤杆子上的“星星”,就给你说出斤两来,接过你的钱一摸,也能说出元角分来。

    在诸多孩子当中,费凡是惟一一个允许上那小船的。

    费凡坐在小船上,帮他拽拽那根草绳子。

    他说话的时候,脸儿总是向上半仰着,翻动着那早已失去意义的眼睛。

    “这是费先生的小子,刚才来的。”

    “杨瞎子”很愿意把费凡介绍给那些来买鱼的或闲聊的人们。

    那时候,费璋可是老哈河一带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知识分子,上下四、五里地过大年时的春联全是他一人的手笔。

    “杨二收”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打渔为生,除了穿的衣服求人缝制而外,所有的生活家务全都由他自己料理。

    他的小马架子屋收拾得干干净净,就是锅盖和锅沿也没有一个污点儿。

    “杨二收”的脾气挺倔的。

    费家有一头秃尾巴的豆青叫驴,性子也很烈。

    有一天,费凡骑着这头秃尾巴驴,到“杨二收”家附近买了半袋子的香瓜子回来。

    那头驴欺小孩儿,总是尥蹶子,费凡只好牵着它走到“杨二收”家。

    “你可真是一个完蛋货,连头驴都整不了呀,看你‘杨二收’的吧!”

    “杨二收”嘲笑着,把那驴牵住了,一迈腿就骑上了驴背。

    那驴恼了,尥着蹶子,撒着欢地跑起来。

    那人急了,他用力勒着驴嚼子,终于把那驴驯服了。

    “杨二收”把费凡重新抱到驴背上,还让费目抱着那香瓜袋子,他自己也又一迈腿骑到驴背上。

    这回,那秃尾巴叫驴驯服多了,沿着回家的路跑起来,一个蹶子也不尥了。

    然而,天有测风云,一只野蜂子偏偏叮了那驴的脖子。

    驴又尥着蹶子而且不顾一切地冲进了路边的高粱地。

    费凡和“杨二收”还有那半袋子的香瓜都统统地摔在高粱地里。

    “杨二收”死活不撒开驴缰绳。

    驴被拽住了,香瓜子摔烂了。

    “要是早先年,我眼色好时,一个毛驴蛋子还能扎刺呀!”

    据说,“杨二收”早先年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儿,由于搞对象的事儿,一个急火攻心,瞎了眼睛。

    费凡坚持让“杨二收”一起回家,好对事故做个证明。

    回到费家,大人们都把这事儿当成了一场笑话。

    费凡念中学去了。

    大约过了十几年,费凡又回到“杨二收”的渔场。

    马架子屋不见了,换成了两间土坯房,静静的水面上仍然停着一只小木船。

    “杨瞎子在一年前就没了,他死在头疼病。”

    有人这样跟费凡说。

    睹物思人,那水泡子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往日的兴致和欢乐,费凡转身离开时,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像是丢了什么。

    这样的六年,是费凡最快乐的日子,。

    他和大人们上谷地赶过鸟儿,一起扎过吓唬雀鸟儿的草人。

    “呕——噢,呕——噢!”

    费凡挥着鞭子,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轰着那成群的鸟雀。

    只是,费凡的鞭子怎么也抽不出脆响,站在那些赶鸟的大人们面前感觉很没面子,很不好瞧。

    1957年的大雪下得没了膝盖。

    费凡和他的小伙伴儿们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用马尾上的长长鬃毛做成套子,套了不少的麻雀和山雀,还用一块红红的辣椒皮做诱饵,打住了一只花尾巴喜鹊。

    那年,费家,这个惟一按月拿现钱的人家,有着吃不完的野味儿。

    一只野兔子五角钱,一水桶鱼一元钱。

    村民们似乎不太在意它们的价格,而在乎他们自己够用了,送给别人给点儿钱就行了。

    “多少年后,我对儿时的那片故土留恋之余,还有想不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那富饶的河湾子,那沙地,那水泡子,那良田,那草滩,等等,大自然是多么的厚待那里的人们呀,可那里的人们还是过得那样的困顿,小鸡下个蛋都舍不得吃,拿去换盐呢?”

    是呀,费凡的这个问题在费凡看来,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那一年,费凡跟老伴儿回家乡,乘坐的班车路过白音套海村时,正赶上集日。

    在这个“逢五逢十”就开集的农贸集市上,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卖这卖那,其中活鲫鱼活鲤鱼还在大大小小的盆子里“噼里啪啦”地折腾着。

    费凡突然悟出,那时的人们为什么生活贫困,全在小农经济和小农经济的社会环境。

    “杨瞎子”打鱼是因为他种不了地才去打鱼。

    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思想束缚着人们,人们的一切努力不是为市场,人们的一切劳动成果没有成为商品。

    后来的合作化与公社化更加大了这种禁锢的力量。

    捧着金碗要饭,是因为人们除了要饭一条路而外,别无他途。

    现在,人们一提起“大跃进”,觉得是很遥远的事儿了。

    “我现在觉得那时候什么事儿就是一哄而起!”

    费凡告诉费目,比如大办食堂也是一夜之间人们就把锅碗瓢盆端到了生产队,真真正正地吃起了“大锅饭”。

    在这种“大跃进”的氛围里,费凡所在的那所中学开始膨胀,由原来每届招收两个初中班,扩充为九个,还办起了高中班。

    费璋既兴奋又紧张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备考准备。

    费凡记得,父亲还给他的学生们做了许多篇范文并让他们背下来。

    “旧社会我家乡的人们‘打渔的人儿喝清汤,编席的们儿睡土炕’。”

    这是一篇叫做《我的家乡》的范文里的一句话,费凡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真的管用,考试时,作文题就是《家乡巨变》。

    费目很轻松地考上了中学。

    费璋难得地笑了,成功了,笑得眼睛都眯在了一起。

    这虽然是一种偶然的运气,但对费凡的职业形成了一些影响,他甚至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教学中,也“砸中”过好几次。

    准备上中学了,这可难坏了忙坏了母亲。

    费璋去旗里集训了,费凡所有的行装和录取通知书所提到的户口、粮票、书费、学费全都得由母亲一个人来张罗。

    她先是给费凡做了一件蓝斜纹布的小褂子,又做了一条灰色布裤子。

    裤子是那种挽裆的,但母亲都尽其所能地将自己的大儿子,这个已经考取了功名的大儿子打扮得漂亮一些。

    于是,母亲煞费苦心,蓝斜纹小褂子的纽扣是先缲成细细的带子,再打成被当地人叫做“蒜模疙瘩”的式样,领口一个,下边一溜四个,一共五个。

    母亲说,四个六个都不行,因为四六不成人!

    那条灰色布裤子更是费凡一生不能忘怀的。

    母亲为了让这条裤子不同凡响,竟跑了五里多地,让方圆十几里惟一一家裁缝在裤腿的两侧扎上两条线。

    费目敢说,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裤子,它是中国的甩裆裤,又有西裤的装饰。

    费凡穿上母亲做的蓝色小褂和加工过的灰裤子,还有脚上的“千层底”鞋,觉得身轻如燕,心里那叫一个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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