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龙军在荆襄的初次战争体验算是告一段落，但战火依然在京湖各地持续的蔓延着。
撤退回北方的史天泽虽然在老鸭山寨功败垂成，可是在渡过汉水的时候，利用蒙古搜刮到的一批战船狠狠的打击了宋军在襄阳附近的水军。
当时宋军在汉水峭石滩的水军营寨威胁着南下北上的蒙古军队，史天泽命令十艘战船前去挑战，等宋军战船出动迎击之后马上撤回。等宋军返回水寨，又派船前去挑衅，这样几次三番宋军水军终于麻痹大意，对敌人的挑衅不再理会。
这时候史天泽就率领临时组建的水军舰队突然出击，猛烈攻击宋军水寨，杀的原本精于水战的宋军大败，所有战船被摧毁，营寨也被夷平。
与此同时，一路蒙古军深入淮西，进入淮西制置使司管辖的黄陂境内烧杀。位于宋蒙边境的都市随州和信阳也遭到攻略。
随州知州听到传言说：只要派人到蒙古军营中通好，献上金银珠宝就可以免于遭到进攻，于是匆忙搜刮了一批金银，包括金瓶、金盘和银盘等，以及大批茶货布匹，送往蒙古前线指挥官塔察儿营中。
他们的这种姑息投降的态度深刻的影响到了前线州郡原先为金国降将的北方将领，很快固始、永州和应天的北军将领都向蒙古投降，宋朝数年以来浴血搏杀好不容易从河南地收复的州郡，瞬间几乎全部丧失了。
可笑的是，塔察儿收取了随州进献的贡品之后，随即下令攻打随州城。随州知州慌了手脚想逃走的时候，州城已经被蒙古人围的水泄不通。幸好城中将士奋勇作战，才勉强打退了塔察儿的大军。
除了攻击随州外，蒙古人还对息州、光华军等地实施了围攻，并派遣偏师持续的对宋军重兵驻守的襄阳施加压力。
十一月十九日，蒙古骑兵再渡汉水，在襄阳附近的檀溪河畔扎营，其实力大约有骑兵六七千人。第二天宋将余哲便从襄阳城中冲出和敌人交战，结果大败，损失了数千人之多。第三天宋军增兵再攻，打败了敌人的骑兵，迫使其撤退回汉水北岸。
十二月，蒙古军又围攻樊城，宋军三路出击，在樊城西北和蒙古军大战，双方打的不分胜负，蒙古人只得主动后退。赵范马上又向朝廷报告大捷。
但旋即蒙古人又卷土重来，用游骑持续的骚扰襄阳附近的郊野。
郑云鸣不断给襄阳城的赵范写信，希望率军前出到襄阳保卫制置使的安全。
“老实的呆在南边！”战火中的赵制置使自然态度不会太好：“朝廷自然会安排救援兵力，
在接到制置使司的新命令之前，好好呆着！”
赵范有这份自信，朝廷是不可能坐视天下脊柱落入蒙古手中的。
朝廷当然不会坐视。
但是第一时间从临安出发的援兵只有一个人。
这是一位已经五十七岁、生来没有上过战场的老人。
端平二年十一月六日，朝廷正式发表礼部尚书魏了翁为督视京湖兵马的诏令，将京湖一带的所有兵马交给中央派出的钦命重臣。
这位令天下士子仰望的儒学大家，令时人钦慕的士林领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放下了手中的毛笔，拿起了闪亮的兜鍪。
而宋朝这个时候连配给他的幕僚都找不到。虽然在当时的读书人和后世人的眼中，魏了翁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和至诚君子。但在临安府的贵戚和官僚们眼中，魏了翁不过是官居礼部尚书的老朽官员一名而已。他按照友人推荐所征募的幕僚，大半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推辞，其实无非是嫌弃魏了翁资历不足、指挥军马的经验尚浅。
而他征辟来准备充当第一线指挥官的武臣们，或者是殿前司皇帝的亲信近从。或者是地方司帅的心腹干将，也都毫不理会这位新任督视的征辟命令，以至于魏了翁从临安出发的时候，京湖督视府衙门的属官还没有凑齐。
经济上的困窘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朝廷承诺的金一千两、银五万两、会钞五百万缗的经费，实际到账只有三百万缗。
人力财力都不足的魏了翁也决定就地展开对京湖的全面救援。
他首先写信给襄阳的京湖安抚置制大使赵范，让他灵活运用自己数年以来和北方人军队的良好关系，劝告已经投降蒙古大军的德安府叛军首领常进和夏全迷途知返，归顺大宋。
德安位于整个京湖防区的中心地带，如果能够首先兵不血刃的解决掉德安府的叛乱，就能给正在四面出击的蒙古人造成不小的困扰。
然后写信给正在襄阳南面老鸦山麓驻扎修整的京湖制置使司知营田总管郑云鸣，命令他带领部伍前往郢州，防备德安的叛军突然袭击郢州占据汉水要隘，阻挡朝廷对襄阳的支援。
他又发公函给沿江制置副使黄伯固，命令他加强江防，严防蒙古骑兵夺取民船偷渡过江。
由于担心鄂州方面的情势不稳，他又专门任命了一名叫杨义的将军位帐前副都统赶赴鄂州江面统一指挥防守。
最后他做了一件对后来历史的发展意义相当深远的事情，而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还无人能知晓。
魏了翁命人携带二百道督视府的榜文，到京湖各地沿江张贴，内容是北方鞑靼入侵，希望各地的豪强大户们能够行动起来，招募丁壮，办理团结，为了保护桑梓和敌人战斗，如果有获胜的官府一体犒赏。
这在当时来看不过是朝廷在敌军入侵时候的寻常反应，但却产生了和之前此类政策完全不同的效果。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魏了翁才下令下游驻守的宋军各部：如镇江都统李虎，建康都统王鑑，权江州副都统杨福兴等前往襄阳救援，而这些人手中的兵力不过一万余人。
朝廷对督视府不可谓不重视，端平皇帝几乎将自己的为后任政事堂准备的人才倾囊相授：他命令嘉定十年金榜状元郎吴潜充当魏了翁的参谋官，赵善瀚和马光祖担任参议。
只是经费依旧不能给足而已。
终于在十二月十四日，朝廷钦命督视京湖军马魏了翁向端平皇帝辞行，带着他的幕府、卫队和属官开始了督视整个京湖战区的旅程。
这个时候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还不曾了解的是，一桩可以动摇大宋基本的祸事正在等待着他。
而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土龙军主力已经进入郢州驻守。
在这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里，郑云鸣干了几件事。
他在逃到老鸭山寨和沙头市寨的平民里招募新兵来补充战损的缺额。反正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节，谁也没有心情真的考察部伍是不是超编，只要能供给粮饷，随便招收多少人朝廷也不会询问。
于是他将土龙军的名额偷偷的增加到了八千人。
只是虽然没有人来管土龙军的人数，却也没有地方大员顾得上拨给多余的粮饷，蒙古人正在秋后的京湖四处攻略，整个京湖地区的秋收和征税完粮都受到了很大破坏，不要说郑云鸣部，就是襄阳和江陵的部队也只是靠着往年的库藏勉强支应。
郑云鸣不得已还是只有用老办法打土豪劣绅的秋风。
前方的刘廷美正在组织壮丁佃户和蒙古人打的热闹，他当然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现在去要钱。
幸好长江南岸的几个大户，鄂州的曹文琦，洞庭的张膛，枝江县的宋威庭、宜都县的贾公亮都还在家面团团过着逍遥日子。
郑云鸣分别手书信函，派精细小校送给沿江的各地土豪，中心思想无非一个，要钱。
曹文琦看着书信里满纸的“急人危难”“军国要事”“江湖重义”的字眼，眼中都是郑官人奸笑着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的幻影。
曹文琦的庄园在下游，几乎没有遭到过蒙古军队的袭扰，所以他展开珐琅瓷的试制要比刘廷美顺利的多。七月第一批合格的珐琅瓷已经出窑，火速送到江南进行售卖。
尽管这时候战争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但曹大户毕竟是大户，想方设法的疏通渠道，船队在一个月内就抵达了临安府。
从南洋诸国到明州的蕃商宝货船，因为海风季节的关系一年只能在四月和七月来两次。且大部分运输的都是南洋特产的香料、大黄、肉蔻等。能否有珐琅瓷，要看南洋的市场上是否有货。而南洋市场上的珐琅瓷都是自大食国港口穿越整个南方大洋运来，其中风险甚高，不少珐琅瓷在途中就沉入了南方海域温暖碧绿的海水中。
所以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出现在临安府蕃商铺中的珐琅瓷当然是珍品中的珍品。
曹文琦的这批珐琅瓷一运到，立即在临安的蕃货市场上掀起了一阵风暴。
嗅到了风声的临安大小宝货商和中人们围拢在曹文琦的临安商铺前，试图打听到这批大食瓷器的来历。
（各位2014年万事如意）
撤退回北方的史天泽虽然在老鸭山寨功败垂成，可是在渡过汉水的时候，利用蒙古搜刮到的一批战船狠狠的打击了宋军在襄阳附近的水军。
当时宋军在汉水峭石滩的水军营寨威胁着南下北上的蒙古军队，史天泽命令十艘战船前去挑战，等宋军战船出动迎击之后马上撤回。等宋军返回水寨，又派船前去挑衅，这样几次三番宋军水军终于麻痹大意，对敌人的挑衅不再理会。
这时候史天泽就率领临时组建的水军舰队突然出击，猛烈攻击宋军水寨，杀的原本精于水战的宋军大败，所有战船被摧毁，营寨也被夷平。
与此同时，一路蒙古军深入淮西，进入淮西制置使司管辖的黄陂境内烧杀。位于宋蒙边境的都市随州和信阳也遭到攻略。
随州知州听到传言说：只要派人到蒙古军营中通好，献上金银珠宝就可以免于遭到进攻，于是匆忙搜刮了一批金银，包括金瓶、金盘和银盘等，以及大批茶货布匹，送往蒙古前线指挥官塔察儿营中。
他们的这种姑息投降的态度深刻的影响到了前线州郡原先为金国降将的北方将领，很快固始、永州和应天的北军将领都向蒙古投降，宋朝数年以来浴血搏杀好不容易从河南地收复的州郡，瞬间几乎全部丧失了。
可笑的是，塔察儿收取了随州进献的贡品之后，随即下令攻打随州城。随州知州慌了手脚想逃走的时候，州城已经被蒙古人围的水泄不通。幸好城中将士奋勇作战，才勉强打退了塔察儿的大军。
除了攻击随州外，蒙古人还对息州、光华军等地实施了围攻，并派遣偏师持续的对宋军重兵驻守的襄阳施加压力。
十一月十九日，蒙古骑兵再渡汉水，在襄阳附近的檀溪河畔扎营，其实力大约有骑兵六七千人。第二天宋将余哲便从襄阳城中冲出和敌人交战，结果大败，损失了数千人之多。第三天宋军增兵再攻，打败了敌人的骑兵，迫使其撤退回汉水北岸。
十二月，蒙古军又围攻樊城，宋军三路出击，在樊城西北和蒙古军大战，双方打的不分胜负，蒙古人只得主动后退。赵范马上又向朝廷报告大捷。
但旋即蒙古人又卷土重来，用游骑持续的骚扰襄阳附近的郊野。
郑云鸣不断给襄阳城的赵范写信，希望率军前出到襄阳保卫制置使的安全。
“老实的呆在南边！”战火中的赵制置使自然态度不会太好：“朝廷自然会安排救援兵力，
在接到制置使司的新命令之前，好好呆着！”
赵范有这份自信，朝廷是不可能坐视天下脊柱落入蒙古手中的。
朝廷当然不会坐视。
但是第一时间从临安出发的援兵只有一个人。
这是一位已经五十七岁、生来没有上过战场的老人。
端平二年十一月六日，朝廷正式发表礼部尚书魏了翁为督视京湖兵马的诏令，将京湖一带的所有兵马交给中央派出的钦命重臣。
这位令天下士子仰望的儒学大家，令时人钦慕的士林领袖，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放下了手中的毛笔，拿起了闪亮的兜鍪。
而宋朝这个时候连配给他的幕僚都找不到。虽然在当时的读书人和后世人的眼中，魏了翁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和至诚君子。但在临安府的贵戚和官僚们眼中，魏了翁不过是官居礼部尚书的老朽官员一名而已。他按照友人推荐所征募的幕僚，大半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推辞，其实无非是嫌弃魏了翁资历不足、指挥军马的经验尚浅。
而他征辟来准备充当第一线指挥官的武臣们，或者是殿前司皇帝的亲信近从。或者是地方司帅的心腹干将，也都毫不理会这位新任督视的征辟命令，以至于魏了翁从临安出发的时候，京湖督视府衙门的属官还没有凑齐。
经济上的困窘更加重了他的负担，朝廷承诺的金一千两、银五万两、会钞五百万缗的经费，实际到账只有三百万缗。
人力财力都不足的魏了翁也决定就地展开对京湖的全面救援。
他首先写信给襄阳的京湖安抚置制大使赵范，让他灵活运用自己数年以来和北方人军队的良好关系，劝告已经投降蒙古大军的德安府叛军首领常进和夏全迷途知返，归顺大宋。
德安位于整个京湖防区的中心地带，如果能够首先兵不血刃的解决掉德安府的叛乱，就能给正在四面出击的蒙古人造成不小的困扰。
然后写信给正在襄阳南面老鸦山麓驻扎修整的京湖制置使司知营田总管郑云鸣，命令他带领部伍前往郢州，防备德安的叛军突然袭击郢州占据汉水要隘，阻挡朝廷对襄阳的支援。
他又发公函给沿江制置副使黄伯固，命令他加强江防，严防蒙古骑兵夺取民船偷渡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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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做了一件对后来历史的发展意义相当深远的事情，而这件事的重要性，当时还无人能知晓。
魏了翁命人携带二百道督视府的榜文，到京湖各地沿江张贴，内容是北方鞑靼入侵，希望各地的豪强大户们能够行动起来，招募丁壮，办理团结，为了保护桑梓和敌人战斗，如果有获胜的官府一体犒赏。
这在当时来看不过是朝廷在敌军入侵时候的寻常反应，但却产生了和之前此类政策完全不同的效果。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魏了翁才下令下游驻守的宋军各部：如镇江都统李虎，建康都统王鑑，权江州副都统杨福兴等前往襄阳救援，而这些人手中的兵力不过一万余人。
朝廷对督视府不可谓不重视，端平皇帝几乎将自己的为后任政事堂准备的人才倾囊相授：他命令嘉定十年金榜状元郎吴潜充当魏了翁的参谋官，赵善瀚和马光祖担任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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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十二月十四日，朝廷钦命督视京湖军马魏了翁向端平皇帝辞行，带着他的幕府、卫队和属官开始了督视整个京湖战区的旅程。
这个时候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还不曾了解的是，一桩可以动摇大宋基本的祸事正在等待着他。
而十二月二十日的时候，土龙军主力已经进入郢州驻守。
在这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里，郑云鸣干了几件事。
他在逃到老鸭山寨和沙头市寨的平民里招募新兵来补充战损的缺额。反正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节，谁也没有心情真的考察部伍是不是超编，只要能供给粮饷，随便招收多少人朝廷也不会询问。
于是他将土龙军的名额偷偷的增加到了八千人。
只是虽然没有人来管土龙军的人数，却也没有地方大员顾得上拨给多余的粮饷，蒙古人正在秋后的京湖四处攻略，整个京湖地区的秋收和征税完粮都受到了很大破坏，不要说郑云鸣部，就是襄阳和江陵的部队也只是靠着往年的库藏勉强支应。
郑云鸣不得已还是只有用老办法打土豪劣绅的秋风。
前方的刘廷美正在组织壮丁佃户和蒙古人打的热闹，他当然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现在去要钱。
幸好长江南岸的几个大户，鄂州的曹文琦，洞庭的张膛，枝江县的宋威庭、宜都县的贾公亮都还在家面团团过着逍遥日子。
郑云鸣分别手书信函，派精细小校送给沿江的各地土豪，中心思想无非一个，要钱。
曹文琦看着书信里满纸的“急人危难”“军国要事”“江湖重义”的字眼，眼中都是郑官人奸笑着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的幻影。
曹文琦的庄园在下游，几乎没有遭到过蒙古军队的袭扰，所以他展开珐琅瓷的试制要比刘廷美顺利的多。七月第一批合格的珐琅瓷已经出窑，火速送到江南进行售卖。
尽管这时候战争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但曹大户毕竟是大户，想方设法的疏通渠道，船队在一个月内就抵达了临安府。
从南洋诸国到明州的蕃商宝货船，因为海风季节的关系一年只能在四月和七月来两次。且大部分运输的都是南洋特产的香料、大黄、肉蔻等。能否有珐琅瓷，要看南洋的市场上是否有货。而南洋市场上的珐琅瓷都是自大食国港口穿越整个南方大洋运来，其中风险甚高，不少珐琅瓷在途中就沉入了南方海域温暖碧绿的海水中。
所以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出现在临安府蕃商铺中的珐琅瓷当然是珍品中的珍品。
曹文琦的这批珐琅瓷一运到，立即在临安的蕃货市场上掀起了一阵风暴。
嗅到了风声的临安大小宝货商和中人们围拢在曹文琦的临安商铺前，试图打听到这批大食瓷器的来历。
（各位2014年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