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京院单人向
标题名来源于宇多田光的《staygold》
是普遍认知上的be结局
十一岁那年的夏天，我翻开了《哈利·波特》，满怀希望地等了一整个七月也没能收到霍格沃茨的来信。心灰意冷的我在八月初寄出了一张没有地址也没有收件人的，写满了牢骚话的明信片。
然而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妈从信箱里掏出一封信，说是写给我的。
我不是佩妮，信当然也不是邓布利多寄来的。给我寄信的人叫花京院典明，他不知道霍格沃茨在哪里，更不知道魔法是什么，但他还是在信里安慰我不要因此失落。
彼时我爸妈正忙于照顾我新生的弟弟，无暇顾及我的感受，我没有人可倾诉，就把自己在学校里遇到的烦恼一股脑写在信纸上寄了出去。
他的文字很温柔，带着春笋破土般的坚韧。和那些总是指责我不懂事的亲戚不同，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个骄纵的孩子，反倒明里暗里说起了大人们的不对。
一来二去久了，我就意识到自己总是单方面向花京院倒苦水的行为非常不厚道，便在信的结尾写道：“花京院也和我说说你的事吧，无论好坏，通通倾诉给我吧，我也想像你开解我一样开解你。当然，如果冒犯了是我的错，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花京院依旧很少在信里提起自己的烦恼，但他开始向我分享一些自己的所见所闻。他总是把美好的一面展现给我，这让我觉得自己也得把生活中的美好分享给他。于是十二岁那年，爸妈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时，我要了一台相机。
透过相机，我捕捉着生命之美。停在水面上的蝴蝶，在空中旋舞的樱花花瓣，甚至是别致的垃圾桶，只要是我觉得有趣的，我都会拿起挂在胸前的相机，把美定格在那一刻，然后随信寄给花京院。
很多人回忆起童年时大概总能提起某个具体的人或是事物，可我不能，花京院对我来说是模糊的，我能从善如流地列举出他的五十个优点，却描绘不出一个具体的形象。我不擅言辞，在学校里总是形单影只，没有特别的爱好，虽然报了摄影社，但一年只集中活动两到三次，每次活动我都只是呆呆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发言。
花京院对我来说是逃生口，是与外界沟通的道路。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年幼又活泼的弟弟身上时，只有他和大伯愿意听我的烦恼，做我的情绪垃圾桶。
大伯是我爸最看不起的那类人，没有正经工作，无妻无女。但在我看来他比我父亲好多了，他每次上门都会给我和弟弟带礼物，也从来不说我不懂事。
我也问过他一些高深的问题，像是死亡究竟算什么，所有的父母都一定爱孩子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樱花树上的花瓣统统落下时，大伯死于交通事故，这是我第一次与死亡亲密接触。
哪怕时至今日，我仍能回想起葬礼的每一个细节。连绵不断的细雨，蘑菇般撑开的巨大黑伞，哭声混在雨中飘了很远，但也仅限于声音，如果你抬头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人们的眼中没有泪。
我也没哭，因为大伯生前让我别哭，所以我不哭。妈妈抬手用力拍向我的后背，让我低头，让我哭泣。
“妈妈，明明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呢？”
后来我才知道，比起真情流露，葬礼上的泪水更像是一种告别仪式。逆反的我不喜欢这个仪式，暗暗发誓谁死了我都不哭。
讽刺的是，某天我爸妈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个女儿。童年时缺席的父母在青春期的强势回归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墙上radwis的海报没了，明信片撕了，日记上的锁落了，刻意改短的校服烧了，异性送的情书进垃圾桶了，唱片行里的兼职辞了，唯一在这场无声屠杀下活下来的只有提前被我用饼干盒装着，埋到槐树下的，花京院寄给我的信。
尽管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单方面认为），但我还是习惯叫他花京院，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单纯因为叫典明很奇怪。可能是年岁渐长的缘故，我给花京院写信时措辞谨慎了许多，当然不是提防他，只是少女心作祟，落笔的每一刻都在心里纠结：啊——真的可以这样写吗？会不会被他讨厌？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
所以我捏造了一个总是有各种各样烦恼的“朋友”出来。自那之后，我寄出的每封信开头都是：花京院啊，我和你说，我有一个朋友。
花京院聪明又敏锐，怎么会察觉不到我的小把戏？但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乐意扮演知心友人为我排忧解难的，不过有时他也会故意在信里开玩笑问我究竟是一下子多了好多朋友还是有一个被重重烦恼缠身的倒霉朋友？
国文课老师郑重告诉我们，网恋是不可靠的，文字是不可靠的，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写出那些甜言蜜语的人在那一刻想的究竟是屏幕前的你，还是今天中午吃什么这种究极哲学问题。下课后，班里有人爆料国文课老师曾经网恋过，奔现那天发现对方是个老头，从此再起不能。
国文老师就这样在我们班失去地位了。
当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和花京院奔现。那个身影隐在雾后，我大声叫出他的名字，他回头，露出自己的络腮胡和啤酒肚，对我油腻一笑。
呜哇——我直接从梦中惊醒。
我心想自己不能这么肤浅呀，就算花京院是个中年秃顶男人又怎样，他可是陪伴了我大半个青春的男人哎，可心底又忍不住好奇起他的真实面貌。
贸然让他寄照片给我不太好，我得拿出点诚意来，于是我悄悄拿之前打工赚来的钱买了时下流行的口红，本来还想买眼线笔和粉饼的，但柜姐对我一通解释后，我就决定只买一支口红。
化妆太复杂了啦，我趁爸妈带着弟弟去超市的空档冲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涂涂抹抹，这时我才意识到化妆镜的重要性，我根本看不清自己有没有涂出界。
做完这一切，我又从床底下翻出三脚架和相机，在蓊郁的榕树底下找到最适合的角度，设定好时间，然后摆出一个自认为最美的姿势。
一秒，两秒，三秒。有什么东西从树上落下，砸到我的头顶，吓得我在原地跳了一支部落舞。胶片是最后一张，留在画面上的我也是最丑的一刻。可我能有什么办法，私房钱全用去买口红了，现在一贫如洗，我只好将就着把照片寄出去，并在照片背面用黑色记号笔做好标记，理直气壮地要求花京院给我寄照片。
他寄了，寄了一张毕业合照给我。
我觉得自己像《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唐伯虎，得在一群人里找到秋香。我知道花京院是在考验我，尽管他本人温和儒雅，实际上与人之间却总是隔着一层厚障壁，包括我。如果这次我没能认出他，恐怕他就会离我越来越远了。
这个红发的像是他，那个黑发的也像他，不，果然还是这个红发的。我纠结了整整一周，终于用铅笔圈起了照片中的红发青年。我做好了失去花京院的准备，提心吊胆地在学校里呆了半天就以身体不适的理由请假溜回家等回信。
所幸我没有认错，花京院给我寄了一张他的单人照，照片看起来很新，好像刚洗出来没多久似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花京院在信里向我解释说因为自己不是很喜欢照相，所以单人照并不多，上次寄来合照也只是想要先缓解我的燃眉之急，并不是想要考验我。
但我知道不是这样的，要是我认错人了，我就收不到这封信了。
学校里的女孩们问我是不是恋爱了，我说没有啊，你们从哪里看出来的。
她们说你每天都魂不守舍的，老师提问都听不见。
我只是在思考今天要在信里给花京院写什么呢？我给他分享自己的歌单，写在便利贴上，然后粘在信纸背面一起寄去，因为信纸每次都写得满满的。他在回信里告诉我这些歌手的cd都买不到，我就慷慨地把自己的私藏寄去给他，反正被爸妈找到只有死路一条，倒不如寄给花京院。
“歌很好听，”他说，“我很喜欢那首《オーダーメイド》，只可惜唱片行的老板告诉我没有这个乐队。”
可能因为他们还不够红吧，我说，我也最喜欢这首歌了。
“比起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更希望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我也想成为一个像花京院那样坚强又温柔的人。
照片上的花京院穿着绿色制服，站在樱花树下，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我把照片用塑封封好，同那些信件一起封在饼干盒里。
升入高三后，我的烦恼越来越多了，但和花京院通信的频率却降低了许多。时间很快成为了横贯在我俩之间的最大敌人。
比这更糟糕的是，花京院的照片被我妈发现了，他们当着我的面烧掉了他。
我一边在心里想着你没事吧，一边计划着找花京院再要一张。我的冷漠让他们更加愤怒，但其实我也有委屈过，渴望被他们爱过，只是失望积累得太多，他们对我来说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你从小就是个善妒的，不懂事的孩子。”我爸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哎——为什么花京院不能是我爸爸呢？
花京院被我的想法吓了一跳，第一次在信里展现出了慌乱的一面。
“我可以一直陪在你身边，但不能以父亲的身份。”他这样告诉我。
好吧，我是善妒，十二岁那年，小舅舅因为来我们家蹭饭只带一份给弟弟的礼物被我记恨了五年。但我拒绝承认自己不懂事，因为花京院夸我善解人意，我只要他一个人承认我是好孩子就够了。
我开始迷上在深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看青春伤痛文学，哭得稀里哗啦的，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在学校里补觉。班主任把我爸妈找来，在双方会谈上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对了，他们仨是一方，我是一方。
偷偷买的青春伤痛小说全成了我弟的玩具。
我还没搞懂爱的定义，一盆冷水就自上而下把我浇得透心凉。我想我一定是爱花京院的，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他，想着想着又能挂着笑沉沉睡去。
花京院后来又给我寄了一张照片，这次照片上有两个人，他和一个黑色大汉。我悲痛欲绝，在信里用黛玉的语气阴阳怪气原来他有了新的朋友，怪不得最近不给我写信。
他说不是啊，那个叫空条承太郎的男的和我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我问，你要是回答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可不答应。
他说，等我从埃及回来就告诉你。
爸妈要我考东大，我想他们还不如把我一脚踢出家门。但我还是笑着答应下来，没事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题，学校不常去了，补习班倒是去得越来越勤快。
花京院去了一个月了，我心想这可不行，透过那张照片的背景找到了他所在的城市，暗下决心要是再过一周还没收到他的回信就去一趟成田。
一周到了，他没回信。我用参加班级修学旅行的理由向爸妈申请了一笔旅游资金，背着个大书包坐上了列车。
下车后因为不认路，我只好四处问人。幸好一个眼熟的好心路人给了我提示，分别时，我问他是不是有个叫空条承太郎的儿子。
他说：“我就是空条承太郎。”
我尴尬死了，转身就跑，心想他竟然还用美颜，他拉住我，问我是不是一直和花京院通信的女孩。
花京院。
“那你知道花京院在哪吗？我快两个月联系不上他了。”
我的话好像触及了他内心的伤口，这个有着一张坚毅面庞的男人眼里闪过一丝脆弱。不知为何，此时此景让我联想到了手术室外的医生与病人家属，下一刻他就会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他已经死了。”
真正听到这个回答后，我却没有那么难过。车站里人来人往，我和空条承太郎迷茫地站在大厅中央，等待着随便哪个人把我们带离这里。
“花京院的死对我来说就像一道偶然出现的伤口，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一直等到开始刺痛时才注意到它，没有血流如注，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但它长久存在着，甚至可能留下疤痕，在每个与他相关的瞬间提醒我：花京院曾像烟花那样活过。”
其实我也想说出这样潇洒的话，但花京院和我的六年无法一笔带过。我与他素未谋面，没亲眼见过他，没亲耳听到过他的声音，对他的了解仅限于文字，可他用自己的温柔给我建了一个理想国。
“那，再见。”我听见自己这么说道。
“等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怀表，轻轻放到我的掌心里，“这是花京院让我转交给你的。”
他的悲伤一点不比我少。
我攥着怀表，逃离了车站。冬季的白昼总是短暂的，太阳早就西沉，漫无边际的黑夜早已到来，我浑浑噩噩地行走在人群中，心想国文老师说的果然是对的，网恋是不可靠的，文字也是不可靠的。
我停在一家商店的路灯前，小心翼翼地打开怀表，一张纸条从缝隙里落了出来，随即被呼啸的北风带走，我连忙盖上怀表追上去，在一个路人的脚下抢救回了纸条。
本就泛黄的纸张因为脚印变得更加破旧了，我借着路灯的光看清了纸上写着的文字。
那是一句歌词。
“無邪気に笑ってくださいな，（请就这样天真无邪地微笑吧，）
いつまでも，（直到永远，）”
我收起纸条，抬头望见了一张陈旧的寻人启事，花京院典明，18岁，1970年生。
街边的音像店放起了宇多田光的《staygold》，温柔的女声在我耳边响起。
“大好きだからずっと，（因为我最喜欢你），
なんにも心配いらないわ，（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担心）”
这是那句歌词的下一句，他本该亲口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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