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尽快联名上奏吧。”阮元一边说着奏折之事，也一边补充道：“还有一事，就是炮台守军，如今皆是轮班，兵士驻扎炮台半年便要回归陆上军营。如此安置炮台兵士，我以为不妥，尤其是大虎山这样悬于海上，远离各处提镇之地，若是兵士如今日一般半年一换，那么驻防之人多半便会留恋陆上家人田宅，不肯尽心海防之事，如此一旦海上有警，又要如何应对？所以我有个建议，所有炮台兵士一律长驻，不足三年不得更替，这炮台最关要之处在于炮位，而不在人，所需也不过一二百兵士，绿营挑一二百忠于职守，不眷恋于家室的兵勇，还是能挑得出来的吧？”
对于这个问题，几位广东大员并无异议。很快，阮元等人联名上奏的要求加筑大虎山、大黄滘炮台，要求改炮台卫兵长驻的奏折，便经快马送向了京城。
阮元在联名上奏之后，却也没有立即歇息，这日白天议事已毕，晚上回到书房，阮元又取出自己的眼镜戴上，继续捉笔研墨，开始写起另一份奏折。
“伯元，方才外面送来了一封信，好像是福建来的。我看这信来得快，要么，你也先看一些如何？”就在阮元缮写奏章之时，杨吉的声音却从阮元身后传来，看着阮元书写之状，杨吉也不解地上前问道：“伯元，下午你们不是把奏折发出去了吗？这为什么到了晚上，你又自己写起折子了？”
“杨吉，白天的事是加筑炮台、兵士长驻，这些事若咱们粤省官员不能联名具奏，皇上只看我一面之词，未必会同意我的意见。但现在我要上奏之事，是有关如何应对洋人不轨之行的，其实乃是小节，就不用他们一并联名了。”阮元也向杨吉答道。
“是吗？不过伯元，你白天这两个建议，我觉得倒是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和你之前所行不一样了呢？”不想杨吉却向阮元问道：“记得你以前在浙江的时候，那会儿有海盗，你当即就建议皇上加造船炮，勤练保甲，如今说来，这铸炮……咱们还是要铸的，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船呢？既然洋人的船经常在广州挑衅，那为了解决事端，咱们不是也应该再建造一些新船吗？”
“杨吉，这……洋人和海盗不一样啊。”阮元听着杨吉之语，也向他解释道：“咱们在浙江的时候，有可能劫掠沿海，侵害百姓生计的海盗有多少啊？最初便是三大帮派，下面船只百余，海盗人数最多的时候，只闽浙这些帮派就有一到两万人。海盗如此声势，咱们自然要加造船炮才能应对了。可英吉利人在伶仃外洋，虽说时有兵船游弋，却也只有两到三艘，平日最多只是跟岛上百姓有些冲突，却没有劫掠百姓，亦或攻我炮台之事啊？其实今日新筑炮台，我也是按照可能遇到的最严峻的情况而论，我计算过英吉利十年前侵占澳门炮台的兵船之数，能战之船六艘，能够登岸之人也只有三百人。确实，这洋人的船，我看都是大船，以前……”说着，阮元也想起了当年马戛尔尼到达天津之时，自己见到的那两个巨大影子，又道：“或许他们的大船，比蔡牵和张保仔的旗舰还要大一些吧。但即便如此，那样的船也只有两三艘啊？应对英吉利这几艘洋船，咱们把各处炮台都一一妥善安排，便即足够，以石台之炮，击木板之船，也足以让他们心生惧意了。英吉利这些年的情况我也清楚，每年贸易来船甚多，粤海关一年关税就能收整整一百万两。若是不到那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和洋人刀兵相向啊。”
“伯元，咱们还是有备无患的好。以前你办事不也是务求谨慎吗，那我的话，你也听一听吧。”杨吉想着阮元修建炮台之议，似乎还是觉得不够稳妥。
“也好，我也准备先裁去一些不能用的小船，给水师换些大船，这样出海捕盗也方便啊。”阮元点头道：“但即便如此，杨吉，有一件事你却要清楚，有些话我在外不能说，但对你可以透露一二。船炮对战，其实广东如今的水师，我看占不到优势啊。”
“伯元，你这又是何意啊？”杨吉问道。
“我在浙江清剿海寇八年，有些事，我还是看的清楚的。”不想说到这里，阮元言语之间也有些无奈：“海战之事，忠毅公在世时最重船炮，所言不差。可忠毅公走了这许多年，我却发现，其实更重要的，是忠毅公本身就是精通海战的宿将啊。所以大船大炮到了忠毅公手上，他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此外王军门……邱刚勇公，还有蓉俊，也都是以海战见长之人。但如今王军门还是福建提督，蓉俊被皇上调任到天津，组建天津水师去了。现在广东水师的这位李军门守成尚可，临阵应变，我看非他所长啊。其实若只是两三艘洋船在海上和我们对峙，我们集中三十艘战船，以十围一，自然也有胜算，可那样下来，我们也要付出不少代价啊？若是依靠炮台便可收舜舞干戚之效，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原来就在上一年，与阮元等人一同抗击蔡牵，屡立战功的前浙江提督邱良功已经因病去世，刚勇便是邱良功谥号。杨吉与阮元相处数十年，听阮元说到“邱刚勇公”四字，便清楚其中深意，一时不觉难过，却也不再言语。
“那……伯元，你这里和皇上说的，又是什么事啊？”杨吉继续问道。
“杨吉，我做这个两广总督，为的是让外洋商人依法度而通商，既不能一味示弱，也不能真的妄开边衅啊。”阮元看着自己的奏折，也对杨吉笑道：“而且，这炮台就算修了出来，何时何故方可对洋船开炮，这些事我是不能做主的，总是要皇上定下最后的办法。若是皇上并未明言一件事可以开炮，我却让下面开了炮，这不也是妄开边衅嘛？所以我这封奏折，也是想请皇上将纠葛之时我等可行之法一一批准，之后我们办事才能有底气啊？我这里大体准备了三个办法，一旦洋船有启衅之举，不经准许，擅入内洋，则先停其贸易，若洋人仍不退却，则断其食用买办，若洋人依然不为所动，再开炮火攻。如此我等将道理讲得清楚，其他洋商也会看出来，我理直而洋船理亏，有了这般道义，即便果然有了冲突，我们应对起来，也就会心安理得了。”
说到这里，阮元却也想起了一件事，问道：“杨吉，你方才进来，好像不是为了跟我谈洋人的事吧？听你说是有封信到了，你且与我看看。”杨吉见状，也将书信递给了阮元，阮元看得数行，却也是喜忧参半，竟感叹了数声。
“杨吉，你还记得十年前在河南的时候，我那个学生王伯申吗？他要到广州了。只是……他却是从福州过来的。”阮元说到这里，却丝毫没有因王引之的到来而欣喜，却是面色沉重，道：“看起来是皇上也听闻了生甫兄自尽之事，让伯申做钦差去福州办理此案，伯申能来广州，说明已经结案了。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伯元，那李相公跟我们在杭州我也认识，他脾气是直了些，却也是个正人君子啊。你说他受人贿赂，我不信。或许小王相公这次来了，能够把真相告诉你呢？”杨吉也听阮元说起了李赓芸自尽之事，凭着浙江八年的交情，杨吉说什么也不相信李赓芸变成了贪官。
“是啊，等伯申来了，我向他问问这件事吧。生甫兄……”阮元看着李赓芸一案的真相或许不日即将揭开，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阮元所担忧的，主要是李赓芸或许真的因受贿之事晚节不保，或许，同为一方总督，阮元内心深处也不希望汪志伊出现误断。但对于王引之这个学生，阮元却是一向放心，从来满意的。这一日王引之终于到了两广部堂，也将自己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两部经学作品带了过来，请阮元作序。这两部书之前王引之便有所阐发，经过十余年修订，已然堪称精当之作。王引之承父祖两代治经之业，于儒经文字之辨已有大成。
这日阮元见了王引之两部经作，也是大喜，对王引之连声称赞道：“伯申啊，老师记得这两部书你考中进士之时便已有所小成，如今二十年过来，你更是精益求精，得先贤不传之法啊。通经最难者，在于文字纷繁，不解其意，千年来经注之人，或妄言臆断，或唯知好古，如伯申一般将文字音韵之学一以贯之者，寥寥可数。而今日你这两部书，更是出于怀祖先生之上了。依我看，眼下治经最大的遗憾，便是孔孟不能再世，许郑不能复生了，若是他们看到你这两部书，自也会感慨自己原意沉寂千载，如今终于一朝复振啊。”
“老师客气了，学生一家治经已有三世，学生不过继父祖之愿而已。论治经之法，学生自是比不上家父的。”王引之也向阮元谦辞道，其实高邮王氏早在王引之祖父王安国之时便已崛起，乃是三代进士家族。王安国不仅治学有成，而且官至六部尚书，也是乾隆前期名臣。只是王引之之父王念孙命运多舛，先是受和珅排挤，之后又因为治水不利被嘉庆罢官，强令致仕。但即便如此，嘉庆对王引之依然信任有加，这时王引之已经升任礼部左侍郎，正因如此，福建出现李赓芸自尽大案，嘉庆才会派他前去详查。
“伯申，兰皋在京城最近怎么样了？我先前入京，听说他为《尔雅》作疏，如今快要成了。他现在还是……还是没有补上员外郎吗？”阮元又向王引之问道，他所问名叫“兰皋”之人，全名叫做郝懿行，也是嘉庆四年的进士，但郝懿行为人恬淡，大半心力都在治学之上，官场应对之事未免做得少了些，郝懿行考中进士后不过数年，便即补任六部主事，可是十余年过去，他却依然还是主事，一直未能升迁。阮元说到郝懿行境况，却也有些担忧。果然，王引之听到郝懿行之事，也是一样的神色凝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我这里备了些银子，你此番归京，也替我给兰皋送去。京官不易，兰皋他俸禄微薄，别说修书了，生计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既然我这个做老师的每年还有些廉俸，我也该帮他把书做出来才是。你也告诉他，若是他那部《尔雅义疏》作成了，只管把手稿寄到广州，我有了闲暇，便为他刻出来。”阮元当即对王引之道，两个仆从也当即回到后院，取了一包银两出来。果然，后来郝懿行在阮元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尔雅义疏》。至今而言，郝《疏》仍是研究《尔雅》不可或缺的著作。
对于这个问题，几位广东大员并无异议。很快，阮元等人联名上奏的要求加筑大虎山、大黄滘炮台，要求改炮台卫兵长驻的奏折，便经快马送向了京城。
阮元在联名上奏之后，却也没有立即歇息，这日白天议事已毕，晚上回到书房，阮元又取出自己的眼镜戴上，继续捉笔研墨，开始写起另一份奏折。
“伯元，方才外面送来了一封信，好像是福建来的。我看这信来得快，要么，你也先看一些如何？”就在阮元缮写奏章之时，杨吉的声音却从阮元身后传来，看着阮元书写之状，杨吉也不解地上前问道：“伯元，下午你们不是把奏折发出去了吗？这为什么到了晚上，你又自己写起折子了？”
“杨吉，白天的事是加筑炮台、兵士长驻，这些事若咱们粤省官员不能联名具奏，皇上只看我一面之词，未必会同意我的意见。但现在我要上奏之事，是有关如何应对洋人不轨之行的，其实乃是小节，就不用他们一并联名了。”阮元也向杨吉答道。
“是吗？不过伯元，你白天这两个建议，我觉得倒是没有错。可是，为什么和你之前所行不一样了呢？”不想杨吉却向阮元问道：“记得你以前在浙江的时候，那会儿有海盗，你当即就建议皇上加造船炮，勤练保甲，如今说来，这铸炮……咱们还是要铸的，却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可船呢？既然洋人的船经常在广州挑衅，那为了解决事端，咱们不是也应该再建造一些新船吗？”
“杨吉，这……洋人和海盗不一样啊。”阮元听着杨吉之语，也向他解释道：“咱们在浙江的时候，有可能劫掠沿海，侵害百姓生计的海盗有多少啊？最初便是三大帮派，下面船只百余，海盗人数最多的时候，只闽浙这些帮派就有一到两万人。海盗如此声势，咱们自然要加造船炮才能应对了。可英吉利人在伶仃外洋，虽说时有兵船游弋，却也只有两到三艘，平日最多只是跟岛上百姓有些冲突，却没有劫掠百姓，亦或攻我炮台之事啊？其实今日新筑炮台，我也是按照可能遇到的最严峻的情况而论，我计算过英吉利十年前侵占澳门炮台的兵船之数，能战之船六艘，能够登岸之人也只有三百人。确实，这洋人的船，我看都是大船，以前……”说着，阮元也想起了当年马戛尔尼到达天津之时，自己见到的那两个巨大影子，又道：“或许他们的大船，比蔡牵和张保仔的旗舰还要大一些吧。但即便如此，那样的船也只有两三艘啊？应对英吉利这几艘洋船，咱们把各处炮台都一一妥善安排，便即足够，以石台之炮，击木板之船，也足以让他们心生惧意了。英吉利这些年的情况我也清楚，每年贸易来船甚多，粤海关一年关税就能收整整一百万两。若是不到那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和洋人刀兵相向啊。”
“伯元，咱们还是有备无患的好。以前你办事不也是务求谨慎吗，那我的话，你也听一听吧。”杨吉想着阮元修建炮台之议，似乎还是觉得不够稳妥。
“也好，我也准备先裁去一些不能用的小船，给水师换些大船，这样出海捕盗也方便啊。”阮元点头道：“但即便如此，杨吉，有一件事你却要清楚，有些话我在外不能说，但对你可以透露一二。船炮对战，其实广东如今的水师，我看占不到优势啊。”
“伯元，你这又是何意啊？”杨吉问道。
“我在浙江清剿海寇八年，有些事，我还是看的清楚的。”不想说到这里，阮元言语之间也有些无奈：“海战之事，忠毅公在世时最重船炮，所言不差。可忠毅公走了这许多年，我却发现，其实更重要的，是忠毅公本身就是精通海战的宿将啊。所以大船大炮到了忠毅公手上，他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此外王军门……邱刚勇公，还有蓉俊，也都是以海战见长之人。但如今王军门还是福建提督，蓉俊被皇上调任到天津，组建天津水师去了。现在广东水师的这位李军门守成尚可，临阵应变，我看非他所长啊。其实若只是两三艘洋船在海上和我们对峙，我们集中三十艘战船，以十围一，自然也有胜算，可那样下来，我们也要付出不少代价啊？若是依靠炮台便可收舜舞干戚之效，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原来就在上一年，与阮元等人一同抗击蔡牵，屡立战功的前浙江提督邱良功已经因病去世，刚勇便是邱良功谥号。杨吉与阮元相处数十年，听阮元说到“邱刚勇公”四字，便清楚其中深意，一时不觉难过，却也不再言语。
“那……伯元，你这里和皇上说的，又是什么事啊？”杨吉继续问道。
“杨吉，我做这个两广总督，为的是让外洋商人依法度而通商，既不能一味示弱，也不能真的妄开边衅啊。”阮元看着自己的奏折，也对杨吉笑道：“而且，这炮台就算修了出来，何时何故方可对洋船开炮，这些事我是不能做主的，总是要皇上定下最后的办法。若是皇上并未明言一件事可以开炮，我却让下面开了炮，这不也是妄开边衅嘛？所以我这封奏折，也是想请皇上将纠葛之时我等可行之法一一批准，之后我们办事才能有底气啊？我这里大体准备了三个办法，一旦洋船有启衅之举，不经准许，擅入内洋，则先停其贸易，若洋人仍不退却，则断其食用买办，若洋人依然不为所动，再开炮火攻。如此我等将道理讲得清楚，其他洋商也会看出来，我理直而洋船理亏，有了这般道义，即便果然有了冲突，我们应对起来，也就会心安理得了。”
说到这里，阮元却也想起了一件事，问道：“杨吉，你方才进来，好像不是为了跟我谈洋人的事吧？听你说是有封信到了，你且与我看看。”杨吉见状，也将书信递给了阮元，阮元看得数行，却也是喜忧参半，竟感叹了数声。
“杨吉，你还记得十年前在河南的时候，我那个学生王伯申吗？他要到广州了。只是……他却是从福州过来的。”阮元说到这里，却丝毫没有因王引之的到来而欣喜，却是面色沉重，道：“看起来是皇上也听闻了生甫兄自尽之事，让伯申做钦差去福州办理此案，伯申能来广州，说明已经结案了。可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伯元，那李相公跟我们在杭州我也认识，他脾气是直了些，却也是个正人君子啊。你说他受人贿赂，我不信。或许小王相公这次来了，能够把真相告诉你呢？”杨吉也听阮元说起了李赓芸自尽之事，凭着浙江八年的交情，杨吉说什么也不相信李赓芸变成了贪官。
“是啊，等伯申来了，我向他问问这件事吧。生甫兄……”阮元看着李赓芸一案的真相或许不日即将揭开，心中也是五味杂陈。
阮元所担忧的，主要是李赓芸或许真的因受贿之事晚节不保，或许，同为一方总督，阮元内心深处也不希望汪志伊出现误断。但对于王引之这个学生，阮元却是一向放心，从来满意的。这一日王引之终于到了两广部堂，也将自己所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两部经学作品带了过来，请阮元作序。这两部书之前王引之便有所阐发，经过十余年修订，已然堪称精当之作。王引之承父祖两代治经之业，于儒经文字之辨已有大成。
这日阮元见了王引之两部经作，也是大喜，对王引之连声称赞道：“伯申啊，老师记得这两部书你考中进士之时便已有所小成，如今二十年过来，你更是精益求精，得先贤不传之法啊。通经最难者，在于文字纷繁，不解其意，千年来经注之人，或妄言臆断，或唯知好古，如伯申一般将文字音韵之学一以贯之者，寥寥可数。而今日你这两部书，更是出于怀祖先生之上了。依我看，眼下治经最大的遗憾，便是孔孟不能再世，许郑不能复生了，若是他们看到你这两部书，自也会感慨自己原意沉寂千载，如今终于一朝复振啊。”
“老师客气了，学生一家治经已有三世，学生不过继父祖之愿而已。论治经之法，学生自是比不上家父的。”王引之也向阮元谦辞道，其实高邮王氏早在王引之祖父王安国之时便已崛起，乃是三代进士家族。王安国不仅治学有成，而且官至六部尚书，也是乾隆前期名臣。只是王引之之父王念孙命运多舛，先是受和珅排挤，之后又因为治水不利被嘉庆罢官，强令致仕。但即便如此，嘉庆对王引之依然信任有加，这时王引之已经升任礼部左侍郎，正因如此，福建出现李赓芸自尽大案，嘉庆才会派他前去详查。
“伯申，兰皋在京城最近怎么样了？我先前入京，听说他为《尔雅》作疏，如今快要成了。他现在还是……还是没有补上员外郎吗？”阮元又向王引之问道，他所问名叫“兰皋”之人，全名叫做郝懿行，也是嘉庆四年的进士，但郝懿行为人恬淡，大半心力都在治学之上，官场应对之事未免做得少了些，郝懿行考中进士后不过数年，便即补任六部主事，可是十余年过去，他却依然还是主事，一直未能升迁。阮元说到郝懿行境况，却也有些担忧。果然，王引之听到郝懿行之事，也是一样的神色凝重，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我这里备了些银子，你此番归京，也替我给兰皋送去。京官不易，兰皋他俸禄微薄，别说修书了，生计我看也好不到哪里去，既然我这个做老师的每年还有些廉俸，我也该帮他把书做出来才是。你也告诉他，若是他那部《尔雅义疏》作成了，只管把手稿寄到广州，我有了闲暇，便为他刻出来。”阮元当即对王引之道，两个仆从也当即回到后院，取了一包银两出来。果然，后来郝懿行在阮元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尔雅义疏》。至今而言，郝《疏》仍是研究《尔雅》不可或缺的著作。